文/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在現代社會中，人類賴以生存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不同人分工合作的產物，這種分工合作的過程或機制也被稱為“市場”。正是在市場中，不同人的才能實現交相為用，每個人都從他或許并不認識的人那里受益，而這一切都是在沒有某個人或機構安排的情況下發生的。

市場的“合作”是“競爭”中的合作。正如經濟學家米塞斯所說，“競爭是合作的方法”，“市場競爭”與“市場合作”本質上是同義的，那么怎么理解競爭呢？哈耶克早就指出“競爭是一個發現的過程”，科茲納發展了哈耶克的這一思想。競爭的主角是企業家，他們對利潤的追求驅動了市場過程。然而，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無論是完全競爭理論，還是壟斷競爭理論，都是建立在信息給定的基礎之上的，這些理論計算“均衡狀態”下的最優，沒有企業家，因此，也就從根本上回避了競爭問題，無益于幫助我們認識合作秩序。

經濟學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從“合作”角度認識市場的，另一類是從“最大化”角度認識市場的，前者以奧地利學派為代表，后者以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為代表。如果我們意識到市場是“合作秩序”概念，那就會發現著眼于總量目標或整體目標的方法不適合考察市場。市場是沒有目標的，人們的經濟活動也不是沖著那些整體性目標去的。個體只是追求他們自己的最大利益，重要的經濟問題是使個體追求他自己的目標成為有助于他人實現他們自己目標的手段，也就是不同的個體目標能夠相互促進。對此，經濟學最偉大的發現或許就是指出，這種相互促進的機制是“自發”的，并不需要外力的推動。

“價格”是產生合作秩序的基礎。取消價格，也就取消了合作秩序。需要指出的是，價格不是“神奇的”供求關系的產物，而是人們交換活動的產物。市場過程中產生的價格不僅體現消費者對商品的喜好，也體現企業家對未來的預期、判斷等信息。價格把這些重要的信息凝結成容易傳遞的數據，內嵌在其中，這正是價格的奇妙之處。

另外，價格也是企業家經濟計算的基礎，企業家根據他對未來價格的判斷計算某個項目有沒有利潤，值不值得投資。這一切都意味著價格信號不能被人為地扭曲，否則，企業家的決策就會普遍犯錯，進而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甚至會發生經濟危機。

合作秩序的另外一個重要基礎是“產權”。假如個體沒有財產權，或者說不能交換自己生產的產品和服務，那么也就不會有價格。經濟學上，“產權”的含義是對人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限定，這種限定又是由“規則”決定的。

那么，規則又是怎么產生的呢？哈耶克強調，要區分人為制定的規則和演化產生的規則。由于人的理性有限，人不可能把那些有助于人類福利增進的規則設計出來，所謂的“立法”只是去發現那些在無數人的互動中產生的良好規則。如果一個社會壓制個體的行動，強制個體服從人為制定的規則，那么就不會有良好的規則“演化”出來，這樣的社會將陷于停滯狀態。可見，服務于合作秩序的規則是那種為個體的自由行動留下很大空間的規則。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驚人成績也可以用“合作秩序”來解釋。上世紀70年代末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和90年代的“國企改革”，是中國改革史上極具重要意義的兩次“產權改革”。

前者使農民擁有的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提高了土地的生產效率，使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不僅促進了鄉鎮企業的大發展，還為沿海地區大規模的工業化提供了充沛的勞動力；后者減輕了財政負擔，同是也使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要素從低效率的國有部門中流出，進入到高效的市場部門，從而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

通過這兩次產權改革，推動了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形成，激發了個體的創造力，為中國經濟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另外，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使中國的產品、服務和要素融入全球市場，市場擴大范圍的擴大進一步促進了分工合作，進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如前所述，市場的合作秩序具有自發性，個體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不減少他人的利益，個體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僅不沖突，而且是相互促進的。但是，假如政府采取諸如價格管制、高稅收、不合理的市場準入限制和通貨膨脹等手段，那么就會破壞合作秩序，從而減少公眾的福利。政府所要做的是維護使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規則，懲罰破壞合作秩序的違法行為。

這也是自亞當·斯密以來，米塞斯、哈耶克等經濟學家反復告誡人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