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建光 瑞穗證劵首席經濟學家

來源：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自3月22日美國簽署301備忘錄觸發“中美貿易戰”迫近的擔憂以來，中國國內輿論對于貿易戰的討論不斷深入，討論范圍由起初最集中的“如何反擊貿易戰”到如今的“怎樣避免貿易戰”，經歷了一陣喧囂后的貿易戰激辯，似乎越來越趨于理性。與此同時，中美官方在“和”與“戰”之間各留一半的口風，也讓人越來越預期，這場高調的中美貿易戰最終全面開打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談判桌上緩釋矛盾是大概率事件。

更進一步，當前越來越多的關注轉向了探求中美貿易戰出現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更多的討論繞不開一個出現頻率較高的詞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導致中美貿易沖突的背后邏輯究竟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背景下的大國博弈，中國應如何應對？

貿易沖突折射中美關系的變局

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戰折射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的中美博弈可能均有不同。從短期來看，去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再創新高，年底美國議會中期選舉，特朗普為贏得選民支持，兌現選舉承諾，以貿易戰要價，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是合理的解釋。

從中期來看，全球化使得美國制造業主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制造業的工廠逐漸遷出美國本土，向東亞轉移，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二戰以來持續降低，美國制造就業人數連續50年下降。讓更多制造業企業回流美國以帶動就業，是特朗普讓美國重振的希望所在。

而從長期來看，還有另外一種擔憂，就是中美貿易戰是美國對中國全面反制的開始，不僅在貿易領域，美國大打臺灣牌、朝鮮牌，對華鷹派人士全面上位，《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均說明其對華將展開全方位的強勢抑制。美國對華態度的重大轉變，一種更為深刻的認識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體現，即中美摩擦背后的實質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傳統沖”，無關乎特朗普，甚至未來無論誰出任美國總統，緊張關系都將延續。

實際上，中美關系的微妙變化，并非始于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貿易爭端。可以觀察到，近年來中美雙方在討論雙邊關系之際，常常從批評對方開始：美方抱怨人民幣匯率受到干預，政府對于企業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實施不公平的補貼，以及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中方則不滿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準入實施限制等問題。

基于此，筆者在2015年FT中文網專欄文章中《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外交“非常態”》便提到中美外交已進入“非常態”的觀點。即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中美未來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筆者在2016年FT中文網專欄《中美非常態下的合作之難》中已經預期當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和被寄予期待的中美BIT談判很難有進展。因此，從本質上看，今年中美貿易沖突亦是大國博弈下兩國摩擦升級的體現。

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以應對

當然，非常態下，考慮到中美兩國已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安全等諸多領域有著很大分歧，當前美國越來越多的對華強硬人士上位，貿易戰黑云壓境背景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越加值得警惕。在筆者看來，對待矛盾升級，中國目前采取的最佳應對方式仍不是直接對抗，而是管控分歧。

正如習近平所言“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雖然近年來中國發展迅速，在諸多領域實現彎道超車，但從人均和絕對GDP、創新機制、科研與教育能力以及軍事力量方面，中美仍有不小差距。且中國國內仍面臨防范金融風險與加快供給側改革的重大挑戰，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經貿壓艙石動搖，則很可能將中美關系帶入冷戰模式。外部沖擊可能改變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的中國經濟增長路徑，對中國而言絕非上策。

從這個角度來講，應對貿易戰與中美經貿沖突，仍要強調經貿合作是中美關系的穩定器和壓艙石。短期內，采取軟硬結合，審慎選擇回擊標的，并有禮有節的以同等程度的回擊為宜，爭取最大可能的談判空間。在WTO框架下尋求解決途徑，并在全球范圍內，爭取越來越多的支持自由貿易國家的盟友。中長期而言，中國的上升勢頭很明顯，應加速改革開放，促進市場環境更加公平，加強環境、知識產權、勞工保護，完善法律與監管等，不僅可以換來一定的緩和，既是外部訴求，也是走向國際舞臺中央的必經之路。

實際上，在筆者看來，上述改革目標符合新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原因在于：

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創新驅動發展是解決之道。近年來，外資企業對中國強制轉讓技術的抱怨加大；中國新四大發明備受追捧的同時，中國假貨和盜版產品也備受詬病。在筆者看來，以往以市場換技術雖然獲得巨大成功，但終究面臨瓶頸，如今高鐵、移動支付等諸多領域已經處于世界前列，未來中國終究要實現從跟隨到引領，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加強自主研發投入與提高自我創新能力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增強全球影響力與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亦需要提升對外開放程度。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將致力于更多的承擔國際責任，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但近年來，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環境的抱怨有所增加，并表示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不如從前。在筆者看來，當前中國金融、服務業開放仍然有限，外資參與度不高，玻璃門、旋轉門普遍存在等，一定程度阻礙了中國市場開放的全球認可度，亦不利于引入競爭機制，導致國內企業坐享其成的情況在開放程度不高的領域存在，仍有改進空間。

第三，補貼企業推升宏觀杠桿率，不利于守住金融安全底線。近年來，外資企業抱怨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甚至民營企業的補貼政策打破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并造成了產能過剩。其實，在筆者看來，減少補貼確有必要，畢竟僵尸企業大量存在對于中國而言也造成了資金運用低效率，推高企業杠桿率等問題。未來推動國企改革，實現微觀主體地位一致，不僅是外資企業在華發展的要求，也是打破中國資金軟約束，降低金融杠桿與金融風險的必要舉措。

與此同時，不光海外對補貼頗有微詞，國內近年來也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產業政策大討論，筆者亦在專欄文章《從“巨大中華”看產業政策之爭》中提到，在行業發展初期，國際競爭力較弱的階段，適當的產業政策能夠幫助國內企業快速積累技術、資金、人才以實現趕超。但在趕超甚至引領創新階段，產業政策的意義則非常有限。此外，尊重市場，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則是產業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

總之，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沖突升級只是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中美兩國進入大國博弈的一隅。考慮到當前中國發展實力、綜合國力與人均生活水平與美國仍有不小差距，在美國對華態度越加強硬的背景下，避免短期內對抗升級，對于鞏固改革開放成果仍十分關鍵。

同時，針對當前外資企業對華質疑比較多的領域，如知識產權保護不足、政策法規透明化及市場公平性欠缺以及對外開放有壁壘等方面做出理性分析，并將之與中國新時代創新發展戰略，增強全球領導力目標，以及防范重大金融風險任務等結合起來，找到契合點，進行相應的改革，既有利于緩釋外部壓力，避免陷入或過早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于中國自身的實力上升，增加大國博弈的勝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