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當前的國際形勢需要中國如何來應對和解決？今年年初一開始，首先是美國，五次對中國發起商品的反傾銷。有人問我，美國下次還會嗎？1月份兩次，2月份三次，3月份是不是會五次？更重要的是，以德國在歐盟的地位和影響力來看，現在對中國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科技創新，都產生了一些疑問，也有人問我，會不會歐盟步美國的后塵？狗年一開始就出現這么大的一個情況，有人比較消極，也有人比較茫然。

今天我想講一個觀點:觀大勢，謀大局，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推動中國高質量的發展。今年1月下旬，劉鶴在達沃斯論壇上面講話中指出，“中國將在2018年推出新的改革開放舉措，有些措施超出了國際社會的預期”。劉鶴說，“中國將繼續推動對外開放，加強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對外開放”。

所以當前在這種艱難的形勢下面，中國實際上是在觀整個全球大勢，謀全球未來長遠的戰略發展大局。事實告訴我們，無論是2018年開始的特朗普以及下一步會不會有繼續的貿易上的可能。包括由此而引起的中國和歐盟的一些做法，包括歐洲的“16+1合作”，匈塞鐵路以及我們下一步的“一帶一路”。所有這些歸結起來，我看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博弈，那就是開放還是封閉，是繼續改革還是保守，因循守舊。是以孤家寡人的政策，還是以同舟共濟的思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在當前面臨的形勢下，所有的國家，無論是大國、小國、窮國、富國、強國、弱國，無不在重新站隊。

好在我們看到，“一帶一路”以后，更多的國家認清了這個情況，包括在南海問題上面的東盟國家，包括杜特爾特的表態，包括我們今年在主場的外交，博鰲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中國11月份的進口商品博覽會，以及中非合作論壇。這些無不說明，在這個上面，可能有更多的國家在搖擺，也有更多的國家可能會站錯隊。我個人認為，當前包括美國特朗普總統在這個問題上面，不管他下面的團隊有各種想法，他仍然在看。所以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時機，多做一些上層溝通，多做一些工作，包括我們現有的中美的溝通渠道。

有人問我，在中國改革40周年的時候我們會有什么更重要的舉措？我的回答是這樣的，“中國將會在全球化的基礎上面，打造全球具備最佳營商環境的地方”。有人說中國不是搞了自由貿易區了嗎？自由貿易區成員從1個到3個，到7個，到11個，自由貿易區下一步還會不會發展？我把自由貿易區比作試驗田，是一個把所有國際上面的一些規則、規章以及大家所知道的準入前的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以及貨物的流通放在這里。培育出比較好的抗風險的、抗自然災害的品種，再移植到全國。事實上習主席已經說了，在自由貿易區上面我們要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次十九大報告里面提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同時要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自由貿易港和自由貿易區最大的區別就是自由貿易區是一個基本上以貨物為核心，以企業為主的。而自由貿易港不一樣，自由貿易港不僅是貨，還有人，不僅有人，還有貨幣，不僅有貨幣，還有投資，還有法律。自由貿易港真正做到經內觀外，真正做到放開一線，管住二線。

不過，所有這些新政策都給我們提出了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在上海港自由貿易區里面，如果要拿出100億元人民幣投資非洲，行嗎？對不起，不行，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現在還要繼續發展自由貿易港，這個自由貿易港就是從貨物變到人，變到貨幣，變到金融系統、服務系統，變到政府的全面開放。這一點中國下了決心，無論是新加坡、香港、鹿特丹、愛爾蘭的香農，我們都要把這些全球最高標準的營商環境的優勢吸收過來，來打造中國的市場。

有人問我，我們會不會今年出臺多個自由貿易港？我說不會。自由貿易港現在各地的積極性都非常高，但是最終可能只有一個，而且是很關鍵的一個，它能帶動、影響和牽動整個大體的發展，這是我們打造全面的營商環境。這樣夠不夠呢？我個人認為不夠。最大的不夠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理念的方面，比如說今天在座的主要是從事金融業的，現在我們的思維仍然是過去改革開放30年的思維，也就是說，固有的創新不夠。有人說我們從國外學到很多，回歸了也很多。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金融業開放，不能參照美國，不能參照日本，也不能參照韓國，更不能參照以前的四小龍。因為中國的體量大、情況復雜，中國的情況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它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變化的一個巨大的共同體。

我們的金融界做好準備了嗎？沒有。在建立全球最佳營商環境的時候，劉鶴在達沃斯提出，一定要在金融上面開始。所以我認為今年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以及大幅度的放開市場準入的條件，擴大服務業，這是我們今年的一個重點，一個突破口。接下來以后的“兩會”，而且“兩會”以后的工作，我估計重點在金融業的開放上。所以這次十九大提出，我們一定要做好三項工作：一是防范金融業的風險，這是我們一直要努力加強的；二是我們要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扶貧工作；三是防治污染。所以把防范金融業風險放在首位，意思就是告訴我們，我們要利用金融業的開放解決這些問題。

下一步中國對外整體可以認為是對原有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所形成的一系列國際的、全球的治理體系以及機構的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形成了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的憲章以及WTO，還有世界銀行、IMF等等一系列國際組織。這些組織應該看到，隨著當前全球化的發展，它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情況，美國采取的態度跟我們是截然相反的。美國采取的態度是要把它推倒，要把它鏟平。不承認這些，美國退出全球氣候變化協議，美國退出TPP，美國將退出審查，而且還要進一步審查跟韓國的雙邊自由貿易政策。

有人問我，下一步美國會不會退出WTO？我說很難說。照美國這種孤家寡人的政策，保美國這種封閉和保守的態度，他肯定會做出一些更加令人吃驚的事情。但是我們思想要做準備，這個準備是什么？就是用中國的戰略定力，對現在二次世界大戰所形成的這些機構和體系進行改善，辦法有三個：

第一，派人。以前我們是派高管，現在我們不再只派高管，是派中間層的人。據我了解，現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以及國際的金融組織，包括投行，大部分組織的中層干部很多，而且占據了一大部分。當然有人說外語是一部分有利的，但是我個人不同意，我認為還是規則，這是最主要的。我們中國要出規則，要出中國智慧。

第二，除了派人之外是加大份額，無論是IMF還是其他的WTO以及WHO，以及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旅游組織，我們都要派人。我們可以加大我們的份額，所以當特朗普在講退出的時候，位于紐約的IMF的拉加德女士，她自己身為總干事長就非常焦慮，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尤其是中國的發展勢頭，按照IMF整個配額和投票權、否決權掛鉤的話，特別是按照IMF的規則，如果是投資占最大的另一個國家超過了美國，IMF總部將會遷到超過美國的國家的首都。所以有人問拉加德女士，10年以后，IMF還會在美國紐約嗎？拉加德說，我很擔心10年以后IMF總部會遷到北京。同樣的情況，在WTO以及在其他組織也有。所以我們一個是加大份額，加大我們的人員，還有就是加大中國方案，要提出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這個改是改善，是改進，就是推動它往前進，但是中國不是采取顛覆性的徹底改變。

第三，我經常這樣說，就像一個廟宇一樣，雖然破了，柱子也倒了，但是中國不會再像美國那樣。我們認為，還是要修好，不僅要修好，還要修的比過去更好。有人問為什么，理由就是一條，因為這些組織，這些機構，這些體系，中國是創立者，是參與者，是貢獻者。但是我不太同意一些專家所說的，中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國也受益，各國都受益，就是我們現在要協力，共同打造好。比如說《聯合國憲章》，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一個國家不能用武力對另一個國家進行干涉和推翻，用對話來代替對抗。這些都是《聯合國憲章》，我們為什么不能遵守呢？所以我們用這些東西來體現中國這一方面的態度，這是我們對整個全球局勢的看法。

對于金融界我想講兩條：

第一，當前的金融界是我們最大的改革難點。

能不能做到我們在未來對中國的金融界有一個突破性的改革？而且要保證我們金融穩定的情況下，我覺得大家要有這樣一些智慧。現在靠改革開放30年前的膽略性，計劃經濟性、市場缺乏性，他拍著胸脯起來了，跟現在的創二代是不一樣的。話說回來，企業家如此，金融界怎么樣？我覺得金融界最大的思想就是保守。所以我想講的觀點就是，今年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突破口就是在金融界。

第二，我們應該看到，在整個對外開放中，我們要仍然秉承我們的四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一是我們要秉承三個公平，也就是習主席所說的，無論是外企、民企、央企，只要在中國土地上，我們都同樣對待，一視同仁。也就是說規則是平等的，權利是平等的，機會也是平等的。所以我們現在的金融界，必須要有一種居安思危，必須要有一種未雨綢繆的思想。一旦我們開放的話，我們的銀行，我們的就業，以及我們的服務態度都會面臨很大的問題。

二是我們要打造一個公平、公開、透明的法治環境，這一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現在關鍵在于我們的觀念不一樣，有些人還不承認我們落后。我最近看了一些各省市帶的黨代會、“兩會”，我覺得有些省市領導真是值得我們學習。最近山東省的領導就敢于承認自己的落后。我跟企業家們也說，你要發奮圖強，首先必須承認你自己是落后了。現在我們的理念，尤其是金融界，包括在座的各位，有一些人有時候不承認我們落后，覺得自己還在發展，所以他不希望聽這些東西，這樣很危險。一個人只有看到自己落后的一面，他才能奮起直追。

四是非金融企業，金融類也要比。只有一個不斷有居安思危意識，有“明年可能我就要落后”的這種思考，我們的金融界才會有更大的突破。

（魏建國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原商務部副部長，本文為在2018年2月24日《證券市場周刊》第十七屆“遠見杯”宏觀經濟預測與金融市場年會上的演講，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