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趙啟正進行主旨發言

以下為演講全文：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有了豐富的吸收外資經驗，也具備相關法律規范，但當企業走出去，特別是走到一些我們比較生疏的、與其經濟交流相對較弱的國家，我們便成了人家眼中的外商，原來的經驗作用微乎其微，這意味我們要繼續創造經驗，改變勢在必行。

走出去才會發現，我們所面對的不僅是外國的某家企業，某位企業家，而是面對外國整個社會，面對外國的議會、政府、工會、宗教、法院、電視臺、報紙和民間組織。他們帶著自己的期待，問我們為什么到那去？準備怎么做？將會給他們帶來什么樣的利益？對社會責任有何等的承擔？這是我們面對整個外國社會的交流，屬于公共外交的。

公共外交本來的意思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對外國公眾的自我表達。美國典型的公共外交機構就是美國之音，中國也有《中國日報》。現在，公共外交有了大發展，不僅是因為政府承擔對外國公眾的表達，本國的公眾、企業家、學者、媒體，甚至一個普通游客都在向外國公眾表達著本國。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的倡議，得到了世界各國廣泛的響應，“一帶一路”峰會就是政府主導的政府外交，同時也是政府主導的和中國企業家參加的對外國政府和外國企業家的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混合體。

政府外交已經為“一帶一路”開辟了方向。比如，政府成立了亞投銀行、絲路基金，最高法院還發布了“一帶一路”的相關法律規則，現在已經有了一個較好的宏觀的環境。但是企業家走到外國的時候，并不能事事靠政府，遇到問題就請大使去解決。

所以企業家到外國去，不得不承擔起自主打交道的責任，要向當地公眾說明“一帶一路”的意義、說明自己的品牌，說明企業能夠做哪些貢獻，要解疑釋惑、回答問題。同時，在不同的國家投資，會出現不同困難。有些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中國企業的投資，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礙。

那么最有效的公共外交有什么特點？它并不是通過廣播和報紙，而是通過面對面的對話進行的，這種對話是雙向的，有說有聽。同時，公共外交對象是相對固定的，要與本行業有關的對象保持穩定的聯系，才能建立起信任，必須要克服文化的障礙，否則就會產生沖突。

文化障礙主要有四種，一是語言的障礙。這不是能否聽懂外語的問題，而是指外語在表達中國核心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出現誤解。比如“摸著石頭過河”，翻譯沒有問題，但是外國人就會問，你為什么不坐船？事實上，”摸石頭過河”是中國民間的俗語，比喻大膽和謹慎相結合，但是外國人理解起來困難。

第二，要克服生活習慣的障礙。這不是指宗教信仰帶來的飲食禁忌，而是植根于生活習慣的慣性思維。比如中國人好客，認為不喝酒不夠朋友，這一點很多外國人并不理解。除此之外，還有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的障礙。

在國外投資的企業，有的取得了成功，也有的做的不夠理想。有些企業把在國內不透明的弊病帶到國外去，比如對當地股東的財務不透明，不愿意分紅，也有拖欠工資的惡習，影響工潮。很多企業沒有做知識預備，不了解社會責任并不簡單等于給建托兒所、建養老院，社會責任指南ISO 26000就把社會責任列舉了一本書，這一指南不是法律，但我們應該參考。有些所到國腐敗嚴重，企業到那去，也沾染了腐敗氣息。

企業走出去常被提及，但提的比較宏觀，現在“一帶一路”就指出了路徑和方法論。文化走出去并不是只是電影、小說走出去，京戲走出去，更主要的是中華民族秉性的走出去。中華民族的秉性世界公認，刻苦耐勞、與人為善、孝順父母、天人合一。所以企業家在外國生活、工作，就是在外國人面前演一個活電影。

中國企業走出到肯尼亞去，正在修一條由中國設計、中國帶頭施工的480公里的鐵路，叫做蒙內鐵路。企業對當地職工的培訓周到，培養文化高的優秀分子，教授他們管理鐵路、信號、機車、財務，還培養一批專業拖拉機手、啟動機手。一個女工人驕傲地說，在中國企業工作就是我驕傲。

這就是中國的正面影響，是中國文化的高明之處。所以，我建議先行企業、大學教授還有地方公共外交協會的理事們多做些貢獻，辦一些“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培訓班，請先進企業也來當老師。這樣，“一帶一路”就有了民心基礎。

“一帶一路”國家的人見到中國人是微笑的，這種微笑是美麗的，是歡迎的。所以，“一帶一路”公共外交要先行，這樣才會帶來資金溝通、設備溝通、貿易溝通、智庫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