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科技研究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主要從“數字經濟開啟下一輪經濟周期”這一角度對科技如何助力實體經濟復蘇進行了思考。

首先，王一鳴分析了我國經濟復蘇面臨的形勢。

一是全球經濟深度衰退從外需上影響中國經濟，外需收縮會進一步加劇沿海外貿企業的困境，進而增大就業壓力；

二是我國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當前主要經濟體還沒有完全復工復產，加之美國技術“斷供”的影響，會影響到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三是供需兩端的變化還可能向金融部門傳導，導致企業負債水平上升，違約現象增加，商業銀行不良率上升和中小銀行風險加劇等。

此后，王一鳴分析了我國發展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復蘇的重要意義。基于數字技術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穩定器，數字經濟將開啟新一輪經濟周期，成為后疫情時期經濟復蘇的引擎。

推動我國經濟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不僅能創造大量的投資機會，有效拓展國內需求，還能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極。

其次，王一鳴分析了我國數字化轉型的幾個重點領域。

一是加快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加快產業互聯網發展，推動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上云用數賦智”，促進從研發設計、生產加工、經營管理到銷售服務等全流程數字化轉型。

二是推進服務業數字化轉型。發揮消費互聯網的領先優勢，針對服務業部門差異性大的特點，建立數據規范和標準，鼓勵不同細分行業數字化轉型。

三是推進金融業的數字化轉型。要繼續推動銀行業數字化轉型，全方位提高我國金融業數字化水平和經營效率。

四是推動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加快智慧城市、電子政務和數字政府建設，推動社區管理數字化，利用數字技術提升公共服務效率。

五是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對提高生產效率有更強大的支撐作用，在經濟復蘇過程中將發揮戰略支撐作用。

最后，王一鳴對發展數字經濟提出幾點建議。

一是制定“數字復蘇”發展戰略。圍繞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產業數字化轉型等進行戰略規劃，引導市場主體廣泛參與，形成政府與企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合力。

二是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要鼓勵市場深度參與，以更好對接市場終端需求，提高投資效率和技術先進性。

三是加強關鍵共性技術攻關。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并在人工智能、機器人、量子計算等新興和前沿領域提前布局。

四是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推進企業數字化改造，發揮龍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示范引領作用，帶動產業鏈和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提升。

五是實行包容審慎監管。監管要關注競爭機制是否有效，競爭秩序是否有序，更要注重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六是解決數據產權的界定問題。對個人數據、政府數據以及商業數據進行分類界定和保護，促進數據安全自由流動，為培育規范的數據市場創造條件。

七是加強數字化人才培育。通過高等院校調整專業設置、加強職業技術培訓等手段，加強數字化專業人才培養，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人才儲備

以下為發言實錄：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討論的話題是關于“數字經濟開啟下一輪經濟周期”。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經濟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即便全球疫情在今年7、8月份得到控制，未來的全球經濟走勢仍具有不確定性。從近期國際機構的預測看，今年全球經濟下降幅度很可能要達到6%。但也要看到，人類每一次危機都孕育著新的技術變革和發展機遇。同樣，在這次疫情中，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異軍突起，成為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穩定器”，展現出強大的抗沖擊能力和發展韌性。疫情沖擊之下，世界主要國家都更加意識到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對信息技術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將明顯加大。可以預期，數字經濟將開啟新一輪經濟周期，成為后疫情時期經濟復蘇的引擎。

當前，中國經濟呈現向好復蘇態勢，但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全球性經濟的深度衰退和西方大國的技術“斷供”不斷升級，仍可能影響我國經濟的復蘇進程。

從需求端看，全球經濟的嚴重衰退，可能從外需上影響中國經濟，形成疫情后的“第二波沖擊”。沖擊力度有多大，取決于全球經濟的衰退程度?，F在，外需大幅收縮正在向國內傳導，訂單下滑和萎縮正在顯現。盡管5月份當月出口按人民幣計價同比上升了1.4個百分點，但按美元計價仍下降3.3個百分點。6、7月份出口形勢可能依然嚴峻。如果進一步沖擊沿海外貿企業，中小企業倒閉風險就會進一步增大，并將繼續增大就業壓力。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已經出現了部分農民工返鄉的情形。

從供給端看，西方主要經濟體還沒有完全復工復產，很多中間品和投資品供應還會出現中斷。加上西方大國的技術“斷供”，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還會造成沖擊。我國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中間品進口占外貿進口總額的70%左右。由于技術原因，短期內國內供貨商很難完全替代“斷供”的產品，如果進口的中間品和部分資本品“斷供”，仍會影響到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供需兩端的變化還可能向金融部門傳導?，F在可以看到，企業負債水平明顯上升，也出現了部分違約增加的現象，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不良率會上升，中小銀行的風險會加劇，這都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對我國而言，抓住“數字復蘇”的戰略機遇，推動我國經濟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不僅能創造大量的投資機會，有效拓展國內的需求，還將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極。所謂“數字復蘇”，就是要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產業變革，有效拓展生產可能性邊界，突破近年來產業結構服務化帶來的經濟增長結構性減速，為經濟發展拓展新的空間?！?/span>數字復蘇”還可以促進經濟轉型，把應對疫情沖擊轉化為推動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機會。可以說，推動經濟復蘇和新一輪增長周期，必將是數字經濟加速發展的過程。

近年來，我國數字技術發展尤為活躍，向生產生活領域和公共治理領域廣泛滲透，數字經濟異軍突起，在經濟下行中逆勢上揚，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我國已成為數字技術投資大國，大數據、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等關鍵技術領域的風險投資位居全球前茅，孕育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獨角獸企業，數量僅次于美國，移動支付規模位居全球第一，7家互聯網企業市值躋身全球前20強。疫情期間，線上零售、線上教育、遠程辦公、視頻會議等，豐富了5G應用場景，進一步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創新與產業化應用，展現出巨大發展潛力，也有效對沖了經濟下行壓力。

后疫情時期，全球經濟必將迎來新一輪創新高潮，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將構建新的產業生態，重新定義全球分工和比較優勢，形成更具創新活力的新一輪經濟周期，并對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順勢而為，抓住“數字復蘇”的戰略機遇，加大數字技術研發力度，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創新發展，重建產業鏈競爭力，占領數字經濟時代國際競爭制高點，將為經濟發展培育新優勢，注入新動能。

第一，加快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制造業是我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載體，但總體上，我國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仍處在起步階段，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服務業。這既有制造業數字化水平低、信息平臺場景化應用不夠等因素，也受到數據感應、傳輸、存儲、加工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制約。這次疫情對制造業特別中小企業造成重創，但同時也倒逼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步伐。面向未來，應加快產業互聯網發展，推動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上云用數賦智”，促進從研發設計、生產加工、經營管理到銷售服務等全流程數字化轉型，并將生產過程與金融、物流、交易市場等渠道打通，促進供需精準對接，將會有效促進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應用生態的形成。

第二，推進服務業數字化轉型。疫情催生了以無接觸服務為代表的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生活服務業線下場景線上化。服務業數字化轉型步伐明顯加快。今年前5個月，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的情況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仍保持較快增長，后疫情時期線下服務會逐步恢復發展，但是線上服務等新業態將延續強勁的增長，已占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近四分之一。后疫情時期，線下服務將逐步恢復，線上服務等新業態將延續強勁增長勢頭。發揮消費互聯網的領先優勢，針對服務業部門差異性大的特點，建立數據規范和標準，鼓勵不同細分行業數字化轉型，推動從零售、配送和服務等業務流程全鏈條數字化，就會形成推動我國服務業轉型發展的新動力。

第三，推進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近年來，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向金融領域滲透，形成了網絡貸款、智能投顧、智能客服等新的業務模式。比如，微眾銀行、網商銀行等面向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創造了新的服務模式，為金融創新開辟了新路徑。當前，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新興科技企業積極布局金融科技，并在網絡支付等領域發揮引領和主導作用。同時，傳統金融機構不斷加強金融科技應用，加大研發強度和投資規模，推動數字化轉型。銀行業在我國金融體系中處于主體地位，應抓往機遇，推動銀行借貸、支付清算、理財等業務數字化轉型，從而全方位提高我國金融業數字化水平和經營效率。

第四，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疫情期間，為保障社會的正常運行，智慧城市、交通管理、農產品供應鏈、物流配送、災難預警、應急災備、信息溯源等方面數字化運用迅速發展。疫情后，可應用這些成果，進一步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加快智慧城市、電子政務和數字政府建設，推動社區管理數字化。比如，上海正在推進的“一網通辦”“一網通管”，就是非常新鮮的案例，對打通政府各部門數據屏障，實現數據開放共享，利用數字技術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流程再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五，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就是服務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也包括對傳統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和升級，比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相比，除了可以發揮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外，還將極大突破產業間相互聯系的時空約束，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交易成本，對提高生產效率有更強大的支撐作用，在“數字復蘇”過程中將發揮戰略支撐作用。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短板和挑戰，比如，關鍵核心技術不足，如高端芯片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工業軟件領域還有空白；數字技術在不同產業的應用程度差異也較大，生活性服務業數字化程度較高，而制造業數字化程度較低。加之數據產權缺乏清晰界定、平臺監管能力不足、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水平還不高等，也是重要制約因素，必須采取更有力的舉措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第一，制定“數字復蘇”發展戰略。圍繞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產業數字化轉型等進行戰略規劃，引導市場主體廣泛參與，形成政府與企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合力。

第二，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傳統基建中，政府是主要投資方，融資渠道比較單一。新基建要吸納市場主體深度參與，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更好對接市場終端需求，提高投資效率和技術先進性。

第三，加強關鍵共性技術攻關。加強研發投入和攻關力度，解決基礎軟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同時，在人工智能、機器人、量子計算等新興和前沿領域提前布局。

第四，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推進企業的數字化改造，發揮龍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示范引領作用，帶動產業鏈和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提升。

第五，實行包容審慎的監管。監管不僅要關注數字平臺的行為，更需要關注競爭機制是否有效、競爭秩序是否有序。同時，要注重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第六，研究解決數據產權的界定問題。對個人數據、政府數據以及商業數據的產權進行分類界定，促進數據安全自由流通，為規范數據交易創造條件。

最后，加強數字化人才培育。通過高等院校調整專業設置，加強職業技術培訓等手段，加強數字化專業人才培養，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人才儲備。

可以預期，“數字復蘇”將開啟我國經濟新一輪周期。我們也將在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進程中，不斷提升我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在國際競爭中牢牢把握主動權。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