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研究員，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第三，從地域來看，開放的過程以沿海開放為主，通過沿海開放，帶動內陸地區發展，內陸地區慢慢跟進，也逐步開放；
第四，從行業來看，工商產業領域先開放，其他領域慢慢跟進，最初在工業領域，建筑業、房地產業也先行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商業、金融、貿易等領域也逐步開放，加入WTO后形成了服務業的廣泛開放；
第五，開放之初，我們是被動的，是以適應國際環境、國際游戲規則為主的開放，適應了之后，開放倒逼了中國國內的各種制度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國內營商環境的國際化。
經過30多年的開放與發展，到2010年前后，中國已經一躍成為世界上以GDP規模排序的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和世界第三大外資引進國。
中國經濟規模的爆發式增長有目共睹：1979年中國的GDP是全球的1%，現在是16%；1979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4%，現在是64%。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在這一輪的開放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2000年以后，特別是2008年以后，世界貿易中的逆全球化勢力逐漸抬頭，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壓力也越來越大。
一方面，這一波所謂的“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針對中國；另一方面，我國經過近40年的大發展，經濟規模、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個變化是由于人口老齡化，中國勞動力的紅利逐漸淡出，再加上我國的要素成本、土地成本都在提升，這直接導致大規模的出口、引進外資及粗放型建設都不再合適。
因此，十八大以來，我國審時度勢，對進一步開放的方向方針進行了調整，中國的開放呈現里程碑意義的新格局，形成了五個新特征：
第一，從以出口導向為主，轉變為既鼓勵出口、也鼓勵進口，出口和進口雙管齊下推進的特征。十八大以后的5年里，我國的出口每年增長6%左右，進口每年增長12%左右，即進口的增長要比出口高一倍，這樣就使得進出口貿易順差逐漸減少，順差比重大幅度下降。
這里要注意一個經濟規律：出口大國不一定是經濟大國，可能是勞動密集型出口，可能是原材料加工出口，也可能是糧食農副產品出口，但進口大國肯定會成為經濟強國。
這是中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這是一個戰略大局。
第二，我國不再一味靠單向的“引進外資”做國際投資交易，而是鼓勵雙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
2013年到2018年，我國每年引進外資約1300億美元，5年大體上是6500億美元。但就在這5年時間里，“走出去”投資達到7200億美元，這個“走出去”貨真價實。
和另外一組數據對比就更能說明問題，在1979年到2012年的33年里，我國“走出去”投資共計5000億美元。
這充分表明，當下我們“引進來”和“走出去”雙管齊下，不是喊喊口號，而是貨真價實的行動。
第三，中國的開放不再是沿海地區先行開放，中西部慢慢跟進。
十八大以后，我國的任何開放措施，都是東西南北中同步開放。比如1990年到2010年，我國一共批準了78個保稅區，全部設立在沿海一帶；十八大以后，內陸地區相繼增加了60多個保稅區。
還有，原先“新區”政策只有上海和天津有，在2010年以后，新批了15個新區，5個在沿海、5個在中部、5個在西部，現在全國共有17個。同樣的還有自貿試驗區，目前全國18個自貿試驗區幾乎同步地把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區全部覆蓋。
除了工商企業以外，我國的服務業、服務貿易、金融、公共服務、教育、衛生、文化等領域全面開放。再過幾年，大家會看到開放帶來的增長、開放帶來的增量、開放帶來的投資，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全方位的、更高質量的發展都會鋪展開來。
第五，中國融入世界已經不再是過去幾十年簡單的去適應世界貿易規則，而是既融入適應又參與改造、進而制定新的國際游戲規則。
我國畢竟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世界第三大投資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在國際經濟舞臺上越來越有發言權，越來越走近舞臺的中央，越來越在某些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可以這么說，從1979年到2050年的71年可以分為兩段，到2015年左右的30多年是以鼓勵出口、鼓勵引進投資、沿海開放、工商產業先開放、適應國際經濟制度為特點的開放，而十八大以后的開放呈現五個新特征，推動著我國向世界經濟大國、強國加速邁進。中國在新一輪波瀾壯闊的發展中，遇到了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貿易摩擦本質是讓中國和美國經濟脫鉤，讓中國和世界經濟脫鉤，試圖讓中國回到封閉的狀態。目前國內關于中美貿易摩擦的兩種觀點，都應該受到批評。
第一種錯誤觀點，認為本次貿易摩擦是因為國內有部分專家學者或者官員說了不適當的話。
實際上，國與國之間發生貿易摩擦，一定有核心利益在起作用，決不會因為某些言論就引發大國的較量。
第二種錯誤觀點，認為如果中國對美國客氣一點，美國就不會打壓中國。
這一觀點完全缺乏歷史知識和國際常識。拿美國和日本來說，二戰以后，日本在國際政治經濟上一直是美國的附庸，然而，美國對日本的打壓從來不手軟。無論親疏遠近，在核心利益面前，美國都不會手軟。
守成的老大面對崛起的老二，必然發生“戰爭”，結局無非前者打敗后者，抑或后者取代前者。對美國而言，中國的崛起終將會取代美國，美國害怕中國像美國干涉別國一樣干涉美國。然而，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講究“仁義治天下”，不會妨礙他人，也不會威脅他人。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擁有明顯的體制優勢。首先，中國以經濟為中心、改革開放為動力，改革就是對落后的生產關系的調整。這種生產關系的調整，又倒過來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反觀美國，奧巴馬政府也曾對社會保障體制進行過一些改革，但還沒推開，就被繼任的特朗普政府全部推翻。
所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體制性矛盾無法釋放，每過七八年就會通過爆發經濟危機的崩盤方式進行調整。在資本主義社會，對于生產關系中一些主動的改革式推進，顯然沒有中國那么得心應手。
中國既注重以經濟為中心，同時又高度重視社會公平，把效率和公平作為硬幣的兩面充分協調平衡。
（2）各級地方政府，都以經濟為中心、以社會公平為福祉在努力；（3）全中國14億人都在勤勞、努力、積極、奮斗。總而言之，中國總是在波浪中前進，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是顛覆性的，每顛覆一次就會損耗30%-40%的GDP。
再次，中國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每一屆政府也都是在做與時俱進的事，總是會修正或者補充原來不足的地方，“同心圓一脈相承”，這一點也是中國特有的體制優勢。
同時，中國的國家體制有充分的耐力，遇到矛盾或者困難比較有定力，即整個國家的哲學思想、人民觀點和系統理念比較有定力、耐沖擊，能克服困難。鑒于以上比較優勢，部分美國人的想法很直接，認為如果現在還不遏制中國，那么十年以后，美國便永遠無法對付中國。
第三，美國內部潛伏著一種重大的危機，即美元危機或美國政府的債務危機
美國政府的債務去年達到22萬億美元，今年預計會達到23.8萬億美元，而美國的GDP在20萬億美元的水平。美國政府是一個通過舉債來發行貨幣的政府，其債務余額不能超過GDP的70%，超過70%就將發生經濟危機。
美國從1933年世界金融危機直到2007年，債務水平都沒有超過GDP的70%。上一次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美國政府的債務水平在GDP的67%，但是2008年危機還是發生了。為了“救災”，2008年底，美國政府的債務從不到70%升至80%以上。
2009年底，美國政府的債務達到GDP的90%，2013年更是突破了100%，進入了一個隨時可能發生經濟危機的狀態。目前，美國政府債務已經是GDP的110%了。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要維持信用，無非有三種辦法：（1）把現在的危機推向未來，發行100年的低息或者無息債券；（3）美國也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例如減少軍費供給，現在美軍每年軍費開支接近1萬億美元。
然而鑒于美國的體制，第一種方法沒人理，第三種方法不敢做，只有第二種方法，于是，美國與中國“別無選擇”地發生了貿易摩擦。
因此，中美貿易摩擦的必然性，也可以理解為長期性，另外，中國和美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織、犬牙交錯，稍有理性就應該合則兩利，表現為極具復雜性。
中國跟美國這場經濟較量將會持續到今后五年乃至十年，直到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媒體將目前的情況稱之為中美貿易摩擦，這不是不愿意承認貿易戰，而是因為一旦貿易戰開始，就不僅僅是關稅戰，還有壁壘戰、匯率戰、金融戰和長臂管轄戰等。
貿易戰發生后，如果再要升級，就可能會發生軍事戰爭。總而言之，貿易戰要么不開啟，一旦開啟，后面可能會面臨更為錯綜復雜的局面。
應對貿易摩擦，首先應秉持正確的態度，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想到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不管是修昔底德陷井、兩種社會制度競爭還是美國人要轉嫁危機的需求，都有其必然性，不要心存僥幸。
第二，保持定力，增強信心。要看到國家的回旋余地、承受能力和國家現在的經濟實力。
第三，守住底線，靈活對策。底線要守住，不守底線，就變成賣國了，所以在關鍵底線上要堅決守住。另一方面，考慮到中美關系的復雜性，考慮到中美經濟結構間的互補性，對兩國之間的各種問題，互相妥協、互相對稱，形成一種平衡，也很有意義。
第四，自力更生，要補短板。比如高科技等關鍵領域是我們的短板，這方面一定要加大投入，用科研創新驅動把關鍵技術補上去；再比如在去杠桿和債務方面我們也有不少短板，要對癥下藥，中美貿易摩擦最終將以中國自己自強而強、自盛而盛、自己的短板補強而獲得勝利。
應對貿易摩擦，其次要把握原則和方法，概括為打好“五張牌”：市場是王牌，產業鏈是王中王，金融業是盾牌，補短板是關鍵牌，開放是永遠的底牌。
第一張牌是市場。如果丟掉中國市場，就是丟掉今后十幾年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在這個意義上，跟中國脫軌就是跟市場脫軌，就是跟最大的增量脫軌，就是自絕于市場。這不僅不利于中國，也不利于美國，更有害于世界，這便是“市場是王牌”的概念。
第二張牌是產業鏈。世界上貨幣貿易的70%都是中間品貿易，跨國公司形成了上千個全球企業間的供應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體系，一旦增加關稅，產品出口成本就會增加，出口變少，一個國家的產業鏈就會倒下。
現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兩方都在增加關稅，看起來打擊了對手，但要知道，對手的產業鏈里，50%、60%甚至70%又是和自己捆綁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反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是美國60多個制造業協會、聯盟。所以，產業鏈、供應鏈是王中王，是王牌中的王牌，是抵御貿易戰的萬里長城，是殺手锏，是回旋鏢。
第三張牌是金融。市場和產業鏈都具有進攻性。但我們在金融領域沒有進攻性，只有防守，那么，防護的盾牌一定要堅實。一旦發生貿易戰、金融戰，把金融這道防線筑牢筑穩，是最核心、最關鍵的一環。
金融領域的防守，有三個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個方面，要按中央提出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執行，要害就是去杠桿、去泡沫、去過剩的產業和產能、去壞賬……把房地產、工商企業和地方政府中潛在的高負債降下來，把全社會的非銀行金融機構脫實向虛的高負債去掉，這都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
第二個方面，要應對美國的金融戰、匯率戰、長臂管轄戰，這三個戰的總由頭，就是匯率戰。美國在2015年通過《2015年貿易便捷化及貿易執行法》，這個法對世界上操縱美元匯率的國家制定了十大措施，只要美國財政部宣布哪個國家操縱匯率，就可以采取這十條措施來裁定或者打擊。
第三個方面，做好具有反制意義的事，在金融方面，讓人民幣逐步國際化。一旦人民幣變成國際貨幣，匯率戰就沒意義了。
第四張牌是補短板。科技領域可以說是短板中的短板，現在談科研創新、創新驅動，要害的問題在于基礎研發投入不足，一方面中國的研發投入已經排到世界第二位，投資量不小，但是2萬億元里只有5%約1000億元投資在核心的基礎高科技研發上。很顯然，在這方面，中國的體制優勢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1.進一步降低關稅、增加進口，不追求國際貿易的順差，而是追求出口和進口平衡；
2.進一步擴大開放，全方位、寬領域、多渠道的開放，在金融、工業、服務業、服務貿易、教育、衛生等各個方面實行更廣更大的開放；
4.進一步建設國家的開放新高地，這個新高地就是自貿試驗區；
5.進一步融入世界和對WTO多邊制度的改革，積極參與、全力維護WTO的發展要求，同時，努力地參加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上更多國家和地區實現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貿易一體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用更大的開放化解貿易摩擦，是永遠的底牌。本文摘自10月15日黃奇帆于“2019浦江養老金融夜話”上的發言實錄，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