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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紅河學院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博士后
南海爭端; 域外大國介入; 法律斗爭; 中國的政策
內容提要
南海局勢在2016年下半年以來趨穩轉圜,但南海爭端的復雜性決定了其發酵的可能性仍然比較大。從未來趨勢看,南海爭端將會呈現以下態勢:隨著中國在南海維權力度的加大,美國、日本等域外大國將會繼續加強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南海爭端大國政治化的趨勢更加明顯;南海仲裁案的消極影響將無法完全消除,南海爭端法律斗爭更加白熱化。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仍然是周邊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因此要將南海政策放在中國周邊外交整體布局之下進行考量,實現維權與維穩的平衡。具體來說,繼續倡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并爭取有所突破;加大推進"雙軌策略"的力度;在東南亞打造戰略支點國家。
2016年下半年以來,在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菲律賓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總統放棄了阿基諾三世(Benigno Simeon Cojuangco Aqui-noIII)向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擱置南海仲裁案,重回大國平衡外交政策。中國和東盟在“雙軌思路”下開展全面合作,南海爭端局勢呈現出轉圜穩定的局面。然而,因南海爭端極為復雜,不僅涉及島礁主權爭議,還涉及海洋權益紛爭。在亞太國際格局急劇變化背景下,美國等域外大國將會持續加大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南海爭端仍然是大國角力的重要話題。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背景下,南海爭端仍然中國周邊外交,尤其是中國對東盟外交無法避開的問題。從發展趨勢看,南海問題大國政治化、司法化斗爭的趨勢將會繼續加強。在中國—東盟共同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等背景下,繼續管控南海爭端局勢,是中國在東南亞更好地實現周邊戰略目標的重要議題。
1南海爭端當前局勢
2009年以來,南海局勢的緊張導致中國周邊外交在堅持“睦鄰、安鄰、富鄰”和“不讓周邊相關國家得寸進尺”之間出現了矛盾。冷戰結束后,為了打消東盟對中國將運用武力解決與部分東南亞國家之間在南海爭端的疑慮,中國于2002年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并于2003年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繼而積極在南海問題上貫徹落實“三鄰”周邊外交政策,倡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然而,中國的“善鄰”政策并沒有得到東盟相關國家的認可。他們試圖在中國實力獲得壓倒性優勢前將己方對于爭議海域和島礁的實際控制鞏固為法理控制。過去10余年,菲律賓、越南等國一方面通過各種方式侵犯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權益,試圖“合法化”自身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將南海問題作為檢驗中國和平崛起的試金石,將中國在南海的正當維權行為鼓噪為“單方面改變現狀”給中國貼上“恃強凌弱”的標簽,“污名化”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為了維護南海主權權益,中國被動地逐步強化了在南海的維權措施。同時,中國一再聲明愿意通過雙邊政治談判的方式解決與東盟相關國家間的具體爭議。在此背景下,2014年8月,中國明確接受了文萊提出的“雙軌思路”并大力倡導。隨著中國在南海維權力度的加強和“雙軌思路”的推進,中國向東盟國家傳遞了維護南海主權的堅定決心和通過雙邊談判解決具體爭議的意圖。通過中國和東盟的共同努力,尤其是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對南海仲裁案的擱置使得南海局勢在2016年下半年至今呈現出了降溫轉圜,回歸正軌的態勢。
一方面,中國和越南、菲律賓就南沙具體爭議進行了雙邊談判,“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再現活力。2014年“981”鉆井平臺事件后,中越兩國都認識到雙邊關系的重要性。尤其是越共十二大后,盡管越南繼續不遺余力地推進南海問題國際化,但其也與中國保持了順暢的溝通渠道,兩國高層頻繁互動并就管控南海爭端進行了磋商和溝通,就如何管控爭端達成了共識。如2016年9月越南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訪華、2017年1月越共領導人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訪華、2017年5月越南領導人陳大光(Tran Dai Quang)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并訪問中國,中越雙方高層都表示要利用好中越兩國現有的政府間邊界談判機制和平解決爭議、繼續擴大在北部灣灣口外海域的海上合作、有效落實DOC,爭取早日達成COC,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2017年9月25日至27日,中越北部灣灣口外海域工作組舉行了第八輪磋商,雙方表示將循序漸進地推進在該海域的劃界談判和共同開發。
2016年10月18日至21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成功訪華后中國和菲律賓也恢復了就南海爭端的雙邊政治談判。在兩國達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中,雙方表示“將繼續通過談判解決爭議、全面落實DOC,爭取早日達成COC、彼此保持克制,維護南海局勢穩定”。2017年,菲律賓擔任東盟輪值國,但總體而言菲律賓保持了理性和克制,并未將南海仲裁案列入東盟多邊會議議程進行討論,為中菲雙邊談判和海洋合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中國和菲律賓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分別與2017年5月、2018年2月和10月三次舉行了會議,就如何管控爭端、開展務實合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談判。2018年11月20日至21日,中國領導人對菲律賓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中國領導人與杜特爾總統會談時,雙方表示要繼續通過磋商談判推動兩國在南海的務實合作。兩國還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于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此舉是兩國南海務實合作的重大突破。在雙方簽署的《聯合聲明》中,兩國重申“南海爭議不是中菲關系的全部,要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處理爭議,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兩國還表示將同其他東盟國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保持‘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積極磋商勢頭,爭取在協商一致基礎上早日達成有效的‘準則’”。
另一方面,中國和東盟為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展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16年7月25日,中國和東盟各國通過了《關于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China on the Full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表示:“中國和東盟各國都意識到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符合中國、東盟以及國際社會的利益;各方承諾依據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由直接爭議各方通過談判方式和平解決爭議;各方保持克制,不采取使爭議復雜化的行動;各方重申制定COC的重要性,并承諾在有效落實DOC基礎上盡快達成COC”。之后,中國和東盟加快了COC的磋商進度。2016年8月15日至16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內蒙古滿洲里市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13次高官會和第18次聯合工作組會,會議通過了“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臺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to Deal With Emergency Eventsat Sea)”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Guidelines for Hotline Com-munications among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 and ASEAN Member States in Response to Maritime Emergencies)”。2017年5月18日,中國和東盟各國提前就COC框架草案達成了共識并于2017年8月6日正式采納了COC框架(FrameworkofCOC)。2018年8月,中國和東盟就COC單一磋商文本草案達成了共識。2018年11月14日,中國領導人在出席第21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講話時明確表示中方愿同東盟國家共同努力,在協商一致基礎上,爭取未來3年完成“準則”磋商,為COC磋商的完成給出了中國的預期。總之,在中國和東盟的共同努力下,南海爭端局勢已經暫時處于穩定和平的有利態勢。當然,南海爭端的復雜性使得其發酵的可能性仍然比較大。
2南海和平穩定面臨的挑戰
從體系層次來看,近年來南海局勢惡化是中美鄰實力變遷的表現。這種趨勢一方面導致美國試圖以更大的力度防范和制衡中國;另一方面使部分周邊國家、尤其是與中國存在領土、海域權益爭端的國家倍感壓力。美國對中國實力上升、尤其是軍事實力上升的疑慮會繼續加大,其借南海問題制衡中國的戰略意圖和戰略盤算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此外,與中國存在領土、海洋爭端的日本也會在美國亞太海洋同盟體系內緊密配合美國加強對南海爭端的介入。菲律賓、越南等國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將會繼續曲解和濫用《國際海洋法公約》、利用南海仲裁案對付中國。作為世界上最為復雜的海洋爭端,南海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徹底解決,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南海爭端大國政治化、司法斗爭的趨勢將會繼續加強。
1、美日等域外大國仍不會放棄對南海爭端的介入
隨著中國快速崛起、中美鄰實力結構變化的繼續深化,南海問題將會繼續成為中國與美日等域外大國博弈、斗爭的重要議題。
美國自稱是“常駐亞洲大國”,在亞洲具有重大的國家利益。冷戰結束后,美國不斷加深了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力度。近年來,在美國重返亞太背景下,南海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在亞太實現“戰略再平衡”削弱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理想抓手。美國以南海的航行自由問題關乎美國的戰略利益為借口,利用與中國在南海存在爭議的越南、菲律賓等牽制中國,維護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性影響力。2010年7月23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Hilary)在越南河內出席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就“南海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的發言標志著美國已經全方位高調介入南海爭端。隨著黃巖島事件和仁愛礁事件的爆發,美國加深了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對中國在南海的正當維權行為頻頻發難。雖然美國以“南海國際航道的自由與安全”為幌子,但美國介入南海爭端的本質是將其作為遏制中國的發力點,延緩甚至阻止中國沖出“島鏈”限制走向海上強國的進程。盡管美國在一再宣揚在南海問題上“嚴守中立”但2014年7月美國針對南海爭端拋出的“凍結論”和全力支持南海仲裁案再次暴露了其偏袒菲律賓、越南等國,限制中國正當維權行為的用心。2014年7月,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發布了《南海態勢與美國對策》的報告,為美國政策制定者就南海問題提出了以下對策:幫助東盟認定爭議水域并公開發布地圖標示這些爭議水域、通過國務院發布一份關于南海聲索合法性,尤其是九段線合法性的報告、推動東盟與其對話伙伴國接受凍結在爭議海域活動的倡議并推動COC的簽訂、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重新審視對越南出口致命武器的禁令,制定路線圖逐步解除限制、宣示假如中國采取行動直接導致菲律賓軍人的死傷,美國將履行美菲防務協定的義務等。從美國最近三年多以來對南海問題的介入來看,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報告提出的對策已經對美國政策制定者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美國不顧仲裁庭的非法擴權和越權行為,對仲裁庭2016年7月12日發布的裁決表示歡迎,并呼吁中國遵守國際法、執行裁決。特朗普(Trump)總統上臺后,盡管其奉行“美國優先”,但其繼續利用南海問題制衡中國崛起的戰略意圖沒有變化。據悉,2017年4月,美國國務卿蒂勒森(Tillerson)將美國將派軍艦和戰機在南海挑戰中國海洋權益主張的年度具體安排送交白宮待特朗普批準。按照計劃,“美國航行自由行動決策權力下放、決策程序減少和決策過程縮短,且基本由軍方主導”。從此后美軍艦船數次闖入南海進行所謂的“航行自由”來看,特朗普總統很可能已經批準了該方案。從未來趨勢來看,美國不會樂見南海局勢的和平穩定,將繼續通過宣誓自由航行,全面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越南等的協調,構筑亞太海洋聯盟,繼續攪局南海。
日本對南海爭端的介入早于美國,冷戰結束后,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經歷了從謀劃介入到積極介入的轉變。2009年以來,隨著南海局勢的緊張,日本積極協同美國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和國際化、支持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等方式加大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力度。日本不斷加深介入南海爭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為了維護日本船只和貨物在南海海域的航行安全。南海海域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日本認為隨著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中國將會全方位加強對南海的控制。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曾指出:南海正在成為“北京湖”,假如日本置之不理,中國對南海的控制將會得到繼續加強,日本和韓國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將會嚴重受阻。因此,日本要積極介入南海爭端,避免中國全方位控制南海,日本積極介入攪渾南海,希望南海問題久拖不決。第二,借南海爭端制衡中國。防止中國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性力量就成為了日本的長期戰略。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更加刺痛了日本敏感的神經。為此日本將南中國海爭端的存在看作爭奪地區主導權、增強地區影響力的一個機會。第三,日本還想借南中國海爭端增加在東海問題上與中國抗衡的籌碼。盡管南海爭端和東海爭端完全是兩個問題,但日本認為二者具有內在的聯系性。2011年7月,日本一個外務省官員就曾說“如果在南海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國際社會不加強監視,中國無疑會壓倒周邊各國掌控整個南海海域。這還可能對尖閣諸島(釣魚島)所在的東海產生影響。”日本謀求利用南海問題緩解自身在東海及釣魚島爭議中的壓力可見一斑。
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是中國快速崛起的關鍵時期,在中美鄰實力變動背景下,美國、日本介入南海爭端的戰略利益和戰略目標不會發生根本變化,中國與美國、日本間的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徹底得到解決。尤其是美國會繼續將中國視為其霸權地位的挑戰者,繼而繼續強化對中國的制衡,而南海問題是美國制衡中國的最佳選擇。2015年3月,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發布了《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的特別研究報告,報告認為中美將走向長期對抗,因此美國要對華進行積極反制,尤其是要強化與東南亞諸國的軍事合作,提高菲律賓等國的軍事防御能力。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也初露端倪。2017年1月11日,在美國參議院舉行的提名聽證會上,蒂勒森就指責“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是不符合國際準則的非法行為”,并揚言“不允許中國進入南沙在建島礁”、將協調美國各政府部門設計出一個能威懾“中國進一步的脅迫和填海造地行動”的“整體政府方案”。2017年10月18日,蒂勒森在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發表有關美印關系的演講時還不忘捎帶批評了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為,他說“中國在南海前懾性直接挑戰了美國和印度堅持的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從蒂勒森有關南海問題的表態來看,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將比奧巴馬政府更具挑釁性,更加暴露美國借南海爭端制衡中國的戰略意圖。2016年9月以來,日本曾多次表示將配合美國聯合巡航南海,增強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因此,南海爭端將繼續成為中國與美國、日本等域外大國博弈的重要議題,南海爭端大國政治化的程度將會繼續加深,成為中國與美日等域外大國低烈度地緣政治沖突的爆發點。
2、法律層面的斗爭將會愈發激烈
中國在南海的權益主張并非完全基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成為菲律賓、越南等國攻擊中國的把柄。正因為如此,菲律賓濫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起仲裁案。2016年7月12日,仲裁庭發布了最終裁決意見,“一邊倒”地支持了菲律賓的全部訴求,判決“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主張不符合《公約》、中國在南海的斷續線主張也不合法、南沙群島所有島礁都不是島嶼,無法聲索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中國在南沙海域的維權行動不具備合法性、中國在南沙海域的維權行動破壞了海洋環境”。
盡管中國拒絕菲律賓提出的仲裁要求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美國和俄羅斯也曾有不接受、不參與國際司法和國際仲裁的先例,但菲律賓費盡心機避免牽涉“排除性聲明”,“濫用程序”進行國際輿論宣傳給中國造成了非常大的困境。中國拒絕參與仲裁讓其他東南亞國家認為中國不依據國際規則行事,更加劇了對中國非和平崛起的擔憂。同時,中國拒絕參與仲裁也給越南等其他爭端方以誤解和誤判。他們認為中國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提出的仲裁是因為對自身南海權益主張的證據缺乏足夠的信心。
菲律賓將與中國在南海的爭端提交國際仲裁的方式備受環南海其他國家的密切關注。越南政府已經意識到仲裁案結果對自身不利,因此對仲裁案的表態也非常謹慎。但越南國內智庫、學者對南海仲裁案的研究非常火熱,大部分學者都認為越南應該依據仲裁案結果與中國展開斗爭,極力否定中國南海斷續線的合法性。如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科學社會與人文大學校長范光明博士就認為“仲裁意見對當事雙方具有拘束力和終局性。”越南外交學院東海(我南海)研究所阮氏蘭英博士則認為“仲裁庭裁決中國‘九段線’主張非法將有助于越南在維護自本國陸地海岸線延伸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斗爭中獲得堅牢的法律依據”,因此,越南“可選擇遵守仲裁庭的結論以更加具體地確定越南聲明擁有主權的長沙群島(即我南沙群島)各島嶼的水域”。從未來趨勢看,越南將會最大限度地利用南海仲裁案,濫用《公約》批評中國南海斷續線主張和歷史性權利。
此外,美國等域外國家不僅不會放棄仲裁案,反而還會最大限度地利用臨時仲裁庭的裁決,為其艦船在南海“自由航行”尋找“合法性”和辯護,繼續挑戰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權益。2016年7月25日,在東亞峰會外長會議上,中國、菲律賓和東盟其他國家都有意淡化南海仲裁案,而且《東盟外長聯合聲明》中未提及南海仲裁案。但美、日、澳三國不甘心并發布聯合聲明,呼吁中國和菲律賓遵守具有約束力的仲裁結果。南海仲裁案發布后,美國軍機和艦船繼續到南海炫耀武力,推動南海軍事化。此外,因奧巴馬總統時代美國艦船在南海的“無害通過”遭到美國政界、軍界和智庫的批評,其被認為美國是在承認中國對南海島礁主權的背景下在南海“無害通過”。所以特朗普時代美國艦船在南海只提“航行自由”,不提“無害通過”,其甚至已經不承認中國在西沙群島的直線基線,屢次進入南海島礁鄰近海域,挑戰中國。
因此,南海爭端法律層面的斗爭將會越來越激烈,南海仲裁案的負面影響也不可能完全消失,爭端各方和域外大國圍繞中國斷續線主張的“合法性”、中國歷史性權利等問題的博弈將會加劇。
3對中國繼續管控南海爭端局勢政策選擇的思考
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因此未來較長一段時間仍然是中國快速崛起的關鍵時期,但國際體系和地區體系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在短期內不可能主導周邊環境和事態,塑造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仍然是中國維護和推進國家利益在周邊延伸的基本路徑。因此,周邊國家是中國外交必須“深耕”的區域。在“親誠惠容”、“命運共同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周邊外交新理念的指引下,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繼續深化迎來了新的契機。從中國周邊外交空間布局來看,東南亞地區仍然是優先方向,是中國“經略周邊”、“塑造周邊”的先行試驗區和戰略依托帶。為此,管控南海爭端,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將東南亞地區打造為中國和平崛起的“示范區”仍然是中國東南亞政策的首要目標。針對南海爭端發展趨勢,中國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多維并舉,繼續實現維權與維穩的平衡,為中國—東盟共同體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奠定基礎。
1、在堅持“主權屬我”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中國處理南海爭端的長期方針。然而因爭議各方進行“共同開發”的政治意愿缺乏、現實需要不強、南海爭端本身涉及島礁主權爭議、域外大國干擾、“擱置爭議”本身的模糊性導致“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南海爭端中長期沒有得到成功實踐。
在打造中國—戰略命運共同體背景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仍然是維持南海爭端穩定的方針。目前,南海局勢趨穩為共同開發的推行營造了較為和諧的政治氛圍。因此,中國應該發揮主導作用,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首先,厘清“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內涵和外延。要堅持南海島、礁、沙、灘“主權屬我”的基礎上,明確“擱置爭議”的內涵是擱置與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相關國家間的海域劃界爭議。同時要付諸行動顯示我國維護南海島礁及其領海主權的決心和勇氣,繼續加強在南海的“行政存在、法律存在、執法存在、經濟存在和輿論存在”,真正體現“主權屬我”。其次,在推進“共同開發”時,要重視以下這些問題:第一,在共同開發難以推進時,我國有必要繼續加大對南海海域油氣資源的積極勘探和開發力度。先進的鉆井平臺到南海海域進行勘探和開采應該成為常態并能夠進退自如,給越南、菲律賓造成持續的戰略壓力。第二,厘清具體的爭議是什么。第三,在推進南海共同開發中,要遵循先易后難的原則。第四,處理好第三方先存權問題。在實際操作層面,盡快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于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推進與菲律賓在爭議海域油氣資源共同勘探和開發協議的達成;同時加快中越兩國在北部灣灣口外海域共同開發和海域劃界工作的推進,為南沙爭議海域的共同開發增強信心。此外,中國已經允許菲律賓漁民回到黃巖島海域捕魚,中菲兩國可以考慮將黃巖島海域打造成為漁業資源共同開發的典范。
2、落實“雙軌思路”,繼續倚重東盟在維持南海和平與穩定方面的作用
2014年8月,中國外長在東盟系列外長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用“雙軌思路”處理南海爭端。“雙軌思路”的明確提出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助于澄清中國的南海政策,也有利于南海局勢的和平與穩定。在中國周邊外交布局背景下,更好地貫徹落實“雙軌思路”是必然之舉。2014年9月7日,王毅外長在悉尼出席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時再次肯定了東盟在維護南海和平與穩定時作出的努力。2014年11月13日,中國領導人出席在緬甸舉辦的東亞峰會時,再次重申了“雙軌思路”處理南海爭端的重要性。此后,中國一直貫徹“雙軌思路”,在與東盟相關爭議方就具體爭議展開談判的同時,積極與東盟就如何維護南海局勢穩定進行溝通,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已經達成。
總之,2016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中國和菲律賓關系的改善,南海局勢已經逐步回到了正軌。實踐證明,將南海問題的具體爭議限制在相關爭議方之間、將共同維護南海局勢的穩定限制在中國的東盟小多邊框架內是行之有效的。“雙軌思路”的落實不僅能夠緩和中國和相關爭議方的矛盾,也能最大限度地緩解東盟對南海爭端引發地區局勢進展的擔憂,同時還能讓東盟國家意識到域外大國的介入只能讓南海局勢變得更加復雜。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仍然是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這也正是“親誠惠容”周邊外交新理念的根本所在。2009年以來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為主要目的還是要以“實力求和平”,讓東盟相關國家看到中國維權的決心。針對南海爭端的未來發展趨勢,尤其是東盟介入力度不斷加大的態勢,中國要繼續大力推進“雙軌思路”,力爭在“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方面早日達成協議,變危為機,推動與東盟在南海的合作,與東盟一起分擔南海安全的維護。讓國際社會看到并相信,中國和東盟有能力、有智慧管控南海爭端,希望域外國家尊重中國的東盟共同認可的地區規則和地區秩序,為南海的和平與穩定貢獻“正能量”。當然,在推進“雙軌思路”過程中,尤其是在“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過程中,中國要警惕東盟的“越界”傾向,防止東盟在具體的雙邊爭議過程中“選邊站”。
3、在東南亞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打造戰略支點國家
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將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點工作。作為中國的戰略支點國家,要在中國的東南亞戰略利益中要能夠發揮關鍵作用,即能夠在中國構建“和諧周邊”、推進中國—東盟東盟命運共同體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起到關鍵作用。具體到南海爭端上,中國的戰略目標仍然是維持和平與穩定。因此該戰略支點國家要能夠在維持南海爭端局勢和平與穩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柬埔寨、老撾等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打造戰略支點國家的主要選擇。因東盟特殊的運行機制,每一個成員國都能擔任東盟輪值國,柬埔寨和老撾也能利用東盟輪值國的身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南海問題上,柬埔寨和老撾始終支持中國倡議的“爭議方通過協商談判和平解決爭議”的方式,在關鍵時刻,如2012年的東盟外長會議上,柬埔寨作為東盟輪值國拒絕在東盟外長會議聯合聲明中提及中越、中菲南海具體爭議。總之,在南海爭端局勢的和平穩定、解構南海爭端東盟化方面,柬埔寨和老撾能夠發揮重要的支柱作用。因此要加大對柬埔寨和老撾的戰略投入,將其打造為中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支點國家。(注釋略;責編:劉務)
文章來源:《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8年06期
整理: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