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發生的中美貿易沖突使得兩國反對開放的力量上升，兩國均有很多聲音支持以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為手段不惜一切代價進行貿易戰。五月初的雙邊貿易談判雖未能解決沖突，但雙方同意繼續談判。自1978年以來，我國實行了四十年的開放政策，與此同期我國從一個極為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國。開放在全球化時代是拓展國家利益的有效策略，這原本已是一個廣泛的共識。然而,由于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以開放的策略還是封閉的策略實現崛起再次成為有爭論的問題。故此，討論一下開放與全球化時代的大國崛起是什么樣的關系十分必要。

開放為崛起提供改革方向

實行對外開放可為崛起提供改革的方向標。大國成功崛起的過程是戰略不斷調整的過程，即不斷改革的過程。開放與否直接影響著崛起國的戰略調整方向。實行對外開放，人們則能通過對各國發展成就的比較，看清何為先進何為落后，何為進步何為倒退，何為正確何為錯誤，特別是能看清本國的長處和缺陷。準確認識客觀世界是借鑒其他國家先進之處改革本國的弊端的基礎。反之，采取封閉的政策，人們難以客觀地了解外部世界，就可能做出不符合客觀事實的判斷，而錯誤的判斷則可能導致錯誤的調整，使崛起停滯甚至夭折。

開放能促進人們的思想解放和知識創新。與冷戰后的全球化同時發生的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最主要動力。知識創新快的地區發展速度就快，而思想解放恰恰是知識創新的基礎。我國沿海地區之所以比內陸發展得快，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區比內陸開放，與外部世界接觸多，人們的思想從條條框框中解放出來。思想解放的人容易接受先進的理念和新鮮事物，其知識創新的能力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思想解放，創新觀念，隨之新的改革方案就能不斷地涌現出來。相比之下，在內陸地區，很多人思想中的條條框框很多，不愿接受已出現的新事物，于是阻礙了知識的創新，影響了發展。

開放能吸引全球人才參與崛起大業。全球化時代，崛起需要爭取盡可能多的世界級人才來本國工作。崛起是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而所有領域的戰略競爭都是通過人來進行的，于是人才的水平及多寡就成為影響崛起成敗的重要因素。當崛起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優秀人才，崛起國的創新能力必然位居世界之首，崛起也就有了成功的保障。開放不僅能使人們意識到人才對于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意義，而且還為引進世界級人才提供了必要條件。許多國家在奧運比賽中聘用外援，可說明這一道理。華人占世界人口的20％，如果我們將引進人才的視野擴展至全世界而不限于華人，就意味我國可利用的人才資源將成倍增長。

開放的壓力為崛起提供改革動力

開放的壓力是促進改革的動力。開放必然帶來競爭的壓力，然而競爭壓力恰巧可以增強崛起國的改革決心。國際社會是一個實力決定等級的體系,崛起是個相對實力地位變化的過程，因此進行實力競爭成為崛起國走向成功的必經之路。崛起國是實力上升快的國家,當外部競爭壓力小的時候，崛起國會滿足于本國的實力增長速度，而失去改革的動力。相反，當外部競爭壓力增大時，崛起國就不得不進行改革以提高競爭力。例如，美國對中興集團的芯片供應進行制裁，這一壓力增強了我國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決心，于是，政府對于鼓勵科技創新，企業對于增強自主研發能力就有了新動力。封閉的方法當然可以減少外部壓力，但這種方法會降低改革動力，從而導致國家競爭能力上升速度的下降。明朝前期采取開放政策，國家競爭力提高速度很快,擁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航海能力。實行禁海政策后，海外威脅沒有了，中國航海能力也隨之消亡。

開放的壓力可轉化為淘汰落后事物的手段。改革的含義是指將落后的事物改造成為先進的事物，因此在改革的過程中代表落后事物的利益集團必然極力阻止改革。這就是為何任何國家進行改革都面臨著極大的社會阻力的原因。借助對外開放形成的壓力是推動改革的一種重要手段，即所謂以外促內。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此產生了強大外部壓力，對淘汰落后產能起到了積極作用。高等教育的對外開放，使我國高校面臨世界先進大學的壓力，高等學校不但吸引不來優秀的老師，甚至許多在校的優秀老師紛紛離職。在這種壓力下，我國政府制定了“985”改革方案，這個方案的實施改變了高校吸引不到優秀老師的被動狀況，為我國建設世界級大學提供了基礎。

開放的風險可用于檢驗改革的成效。進行改革如同在大海航行，開放的風險如同大海里的風浪，能在風浪中航行的人才是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在開放的條件下，改革成敗取決于改革方案是否能應對危險四伏的國際社會。我國以往四十年的經驗是，越是開放的領域，其競爭能力增強得越快；越是受保護的領域，其競爭能力越難提升。以經濟領域為例，我國的貿易行業比金融行業開放，因此現在貿易競爭力強于金融競爭力。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但人民幣卻未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甚至都不是最主要貿易結算貨幣。長期受政策保護的企業至今培養不出國際競爭力，而以華為為代表的一批民企，在無保護的條件下練就了在國際市場上打拼的能力。在自然環境下，野生動植物的競爭能力強于家養動植物，這是自然規律。面對開放的風險，人們要進行實事求是的改革，防范“假大空”式的倒退。

開放促使崛起戰略符合全球化趨勢

全球化使內政與外交兩個大局合為一體，不開放就無法適應全球化的趨勢。冷戰后的全球化與歷史上早期的全球化的重要區別之一是，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的重疊性加大。我國領導人在2006年做的“內政和外交兩個大局合為一體”的重要戰略判斷，被其后十多年的歷史證明是符合時代特點的。歷史上，國家采取內外有別的政策曾是一個普遍現象，但冷戰后的“國民待遇”原則使得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不得不用統一的政策來管理本國和外國的企業。信息全球化使得國內宣傳能迅速引起國際關注，同時對外宣傳也能立即引起國內反響。基于對內外大局合為一體的清醒認識，21世紀的頭十年，我國將對外開放從“引進來”升級為“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我國海外利益得到快速拓展。反之，在全球化時代采取內外有別的政策，則會阻礙崛起國在全球范圍拓展本國利益。例如，對本幣交易和外幣交易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必然導致本幣的國際信譽不高，從而增加了通過國際化使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難度，向全球拓展金融影響力也隨之變得困難。

全球化降低了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不開放則無法利用這一趨勢。脆弱性是指經濟依存關系使一方因另一方經濟政策變化而可能遭受滅頂之災的危險程度。冷戰后的全球化降低了外國企業進入他國市場和獲取他國產品的困難，受他國政策影響的企業可較容易在第三國找到替代市場或產品，從而避免災難性結果。這就降低了相互依存的脆弱性。崛起國在國際上拓展利益的速度和規模超過普通國家，因此相互依存的脆弱性越低，崛起國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程度就越高。在現今主權平等的體系里，崛起國對外開放得越多,所獲得的進入他國的機會也就越大，于是尋找替代市場和產品的條件就越好,因此海外利益的保障也就越高。此外，在對等開放的條件下，崛起國因海外利益大于其他國家，其相對收益也大于他國。同理，在對等封閉的條件下，崛起國損失的機會和利益則大于其他國家。不開放，崛起國就無法利用全球化相互依存脆弱性低的優勢。

在今后國際格局兩極化的過程中，如何通過擴大開放應對崛起困境，正在成為一個值得國關學者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轉自：《國際政治科學》2018年第2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

作者簡介：

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