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蘭前副總理，全球化智庫（CCG）國際專家委員會專家。

　　新自由主義引起廣泛的金融、經濟危機，并隨之帶來社會及政治危機。在許多人眼里，它似乎即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盡管在世界上不少政治仍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在崛起并取代過去曾被有效實施的新自由主義，但我們沒有理由慶祝這波日漸抬頭的風氣。而且奇怪的是，在這些案例中更常出現右翼而非左翼的力量。

　　不能以邪惡對抗邪惡，正如謬論不能說服另一謬論。因此，當新自由主義正在給復蘇的民族主義讓路時，很難找到值得慶祝的理由。

■   為了少數而犧牲多數

　　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近十年，業內人士幾乎一致認為，新自由主義正是那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經濟學派，也是一種經濟政策，一種依靠自由、自主選擇、民主、私有制、企業家精神和競爭等關鍵因素的自由主義理念，并偏向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令少數人致富的經濟政策。經濟的去管制化進一步推動了新自由主義的目標，在21世紀之交，這種趨勢通過一波近乎荒謬的經濟金融化以及對富人階層有利的財產重新分配，將全世界的勞工置于相對資本而言的劣勢地位。

　　此外，美國里根總統任期內的那場稅收改革也是幕后幫兇。1979年，當里根還在競選總統的時候，美國的平均時薪是18.78美元(按2008年匯率折算)。到2008年，這一數字居然只有18.52美元。這些年間重大勞動效率增長的果實去哪了？國民收入增長又去哪了？很遺憾，作為新自由主義實踐的結果，這些本應屬于大多數人的果實都流入了少數人口袋。還有很多事實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例如，在1970-2010年間，利潤占GDP的比重上升將近10%，因為工資的比重從超過53%下降到低于44%。

　　從1979年到2007年，收入水平前1%的美國富人凈收入增長超過約280%，而美國社會最窮的20%則僅僅增長20%。也就是說，社會大眾幾乎每年都對這種收入增長“無感”。后來，收入不平等仍然持續擴大，目前幾乎在所有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已達到最嚴重的程度。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和社會排外趨勢刺激了人們，并迫使他們走上街頭，甚至占領了那條著名的華爾街。而一些政治精英、媒體的漠不關心，以及所謂“著名經濟學家”們的推波助瀾，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政治和媒體精英們試圖將問題歸咎于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等客觀的進程，他們技術嫻熟地將民眾憤怒的焦點向外轉移，轉向其他國家和外來移民，如中國、墨西哥或伊斯蘭國家和中東歐國家。照他們的邏輯，是不可逆轉的全球化和個人奮斗導致了今天世界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無可指摘”。

　　精英們的行為帶來新一波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和排外、反全球化情緒。應該為這一現象下一些正確的結論，但遺憾的是，我們還沒看到這些努力。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目前仍是世界最強經濟體的美國身上，還沒有看到這種積極的反思。

　　事實上，在特朗普上臺的這一年，一個比里根時代釀成的錯誤更加嚴重的問題已經造成。新自由主義標志性的貪婪與民粹主義的天真一拍即合，兩種特點在白宮主人身上合二為一。美國人急著在國會通過減稅法案正是這種路徑的延續。

　　只有27%的美國人支持這項新法案，反對者卻高達52%。民眾用他們自己的眼睛就能看清，他們更信任無黨派立場的權威提出的主張，而不是那些因新自由主義的游說而變得腐敗、帶有親政府偏見的專家和經濟學家。

　　當專家們宣稱減稅會帶來經濟增長時，一些獨立研究機構的研究表明，到2027年，減稅能帶來的額外GDP增長只有微不足道的0.4%-0.9%，甚至可能近乎為零。而根據國會研究處的分析，公司所得稅降低10個百分點僅能提升0.15%的長期增長率。那么，這場爭論的重點到底是什么呢？

　　重點是保證在這波稅改趨勢下，其他的法律調整能形成合力，以多數人為代價讓少數人更富。我在1994-1997年及2002-2003年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期間，也曾減過稅。我的減稅方案雖激進卻不魯莽：首先從40%降至32%，再從28%下調到現在的19%。同時，減稅也有其他財政調整來配合，配套政策不只促進融資和投資，也關注理想的社會收入關系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因而，改革之后，增長迅速找回節奏，收入不平等降低，長期的政府債務也沒有增加。

　　但這種情況不會在美國發生，美國的方案在降低企業稅的同時也去除了不少減免稅，這對稅收體系有害。因而，不只經濟不會顯著加速增長，失業率也不會下降，更糟的是，不平等、債務問題都會更加嚴重。

　　令人困惑的是，那些美國稅改的發起者和支持者怎么能對預算赤字增長以及政府債務劇增無動于衷？美國政府的債務已經巨大無比。在接下來十年，美國的國債會增加1.5萬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將會更積極地提升利率，這將打擊資本的投資傾向，使增長放緩。

■   新自由主義2.0

　　一些公正的分析師已經計算出，這次稅改的最大獲益者將是最富裕的階級，諸如跨國公司、財產的所有者。確實，有了過去40年的經驗，決策者如果還表現出如此的短視和偏見，是應被譴責的。這樣的稅改法案將無法為最貧窮的20%實現真正的減稅。據估計，到2027年，最貧窮的階級平均減稅僅有可忽略不計的10美元，而對于最富裕的千分之一來說，從稅改中得到的收益將達到278000美元。

　　因此，盡管有近年來的危機，新自由主義很顯然仍未被擊敗，并且正在給美國經濟帶來一場更大的詛咒。這并不僅僅是美國自己的事。盡管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正在逐漸下降，但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它仍將持續在世界金融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同時，在可見的未來，美元也仍將維持其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民眾會為這場新自由主義濫用的續集付出代價，而這一悲劇背后的始作俑者不應該被我們忘記。

文章選自《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