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全球化智庫（CCG）聯席主席，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

來源：FT中文網

整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近年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交流機制日益完善，發展快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從歷史維度看，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分別呼應說，“當今的國際體系正在經歷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力量的中心從大西洋兩岸轉移到了遠東”。

一、習近平主席210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歷史背景是：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美國世紀已經終結，世界進入后美國時代；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雙雙進入“轉換期”和“調整期”；世界政治、經濟也雙雙進入“新常態”。

歷史時代變遷必然會產生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這主要是因為：

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力量上升，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力量格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數據顯示，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西方發達國家GDP占全球總量之比從1980年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開始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西方“一統天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東西方”或者“南北方”可能會經歷持續時間較長的“戰略僵持期”。

二是隨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實力相對下降，政治經濟危機不斷，對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力量上升產生了嚴重的“戰略焦慮癥”和“不適應癥”。美國新保守主義派斷定，新興大國不可能和平崛起，與守成大國必有沖突。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到亞洲特別是東亞，“亞太再平衡”、“離岸平衡”、在亞太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等，均由此而起。奧巴馬政府如此，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發生大國沖突的風險增大。

三是世界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長期低迷徘徊，指導思想混亂。原有模式動能耗盡，難以推動世界經濟未來發展，新舊動能轉換期加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正在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各國都在尋找新的發展道路、發展理念、發展模式。

四是全球化“新時代”來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加劇，社會矛盾激化、分化加深。而不少國家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沒有解決好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矛盾，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民粹主義思潮和政治極端化泛濫。現在，世界基尼系數遠超0.4%的警戒線，達到0.7%。

美國大選、英國退歐等“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顯，“美國第一”成為唯一基準，退出《巴黎協定》，反對自由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事實上為“未來世界經濟怎么辦”、“新的發展模式在哪里”這些問題給出了答案，提供了全球公共產品。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模式，加上強有力的政治體制保障，取得了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公平國內治理的成功。這給世界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治理新思想、新模式。

二、一帶一路倡議包括“政策溝通、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領域，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是民心相通。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近年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交流機制日益完善，發展快速。以文化交流為媒介在參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已經搭建起“民心相通之橋”。其重要意義在于：

（一）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加強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是一帶一路獲得堅強民意支持的有效途徑。“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心相通的核心是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了解，是各國文化和各種文明的相互交流與融合。文明和文化交流與合作需要超越意識形態、國界疆域、狹隘國家利益，成為各國人民支持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新型國際合作模式、以合作共贏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系的暢通渠道和天然橋梁。

據統計，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了318個政府間文化交流合作協定、執行計劃及互設文化中心協定，設立了11個中國文化中心，共同建立五大聯盟：即“絲綢之路國際劇院聯盟”、“絲綢之路國際圖書館聯盟”、“絲綢之路國際博物館聯盟”、“絲綢之路國際美術館聯盟”和“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聯盟”。中國已經成為很多沿線國家的主要旅游客源地，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進一步推進，旅游和商業往來必然有大幅度增加。這對增進相互了解有著強大的推動力。

截至2017 年5 月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63 國的245 個省( 州) 建立友好城市491 對，正在形成“一帶一路”友好城市群，這對推動民間交往，增強各國人民彼此了解起到了重大作用。我們還需要加強沿線各國藝術家、文化官員、智庫、漢學家、翻譯家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鑒，增進沿線各國與中國在聯合申遺、考古等方面的合作，全方位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二）加強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消除誤解，為解決地緣政治矛盾、主權爭端、貿易摩擦等創造條件。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眾多，有關國家之間有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關鍵是合作不對抗、結伴不結盟，以人民利益為重，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關系，而伙伴關系的根就需要扎在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之中。

不久前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在已有政治安全和經濟合作兩個支柱的基礎上，把人文交流作為加強金磚合作的第三個支柱，推動金磚國家從利益共同體走向命運共同體。這對一帶一路上的文化交流具有深刻的啟示。

當代許多問題的出現都與文明之間缺乏對話與融合有關系，無論是“西方中心論”國際體系中西方文明自以為是的“優越感”，還是中東亂局下敘利亞、利比亞等國政治社會秩序崩潰、難民潮涌現，或是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以及許多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擴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現象導致社會分裂加深、政治制度發生危機，從根源上看，都與文明、文化之間沒有很好交流、溝通、融合有著直接的關系。為什么會這樣呢？

在現有國際體系里，西方國家總是認為，他們的文明是最優秀的，由此產生的政治制度也是最好的，別人的都不行。他們把文明和社會制度分成三流九等，極力推廣西方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和政治制度，并對由此產生的沖突和矛盾歸咎于所謂文明沖突。

（三）加強一帶一路上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完善全球治理，建立更加合理、公平的國際秩序，也有利于建立以新安全觀為基本理念的集體安全，增加國際安全機制的包容性、開放性、普惠性，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集體安全道路。

現有國際體系需要加強國際關系的民主化，為國際秩序的演變創造有利條件；全球安全體系則處在“雙軌”交叉的矛盾之中，以美國為中心的軍事同盟體系依然占主導地位，這顯然與時代的進步格格不入。而中國等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主張建立以共同參與、平等協商全球伙伴關系為基礎的安全機制。金磚國家廈門宣言中關于國際安全和解決地區熱點問題的表述已經清楚的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決心更多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態度。

（四）加強一帶一路上的文化交流要充分發揮宗教的正能量，求同存異，尋求共同的文化和價值取向。宗教在沿線國家的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各國國情不同，文化差異大，其中宗教的不同和相互交流不夠，都會給民心相通造成障礙。

這次浙江五大教派共議共商，發出了“傳承慈孝 五教同行”的倡議，今天又在靈隱寺召開一帶一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的研討會，正逢其時，有利于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增強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命力，為一帶一路上各國加強文化交流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文交流合作的現實問題

在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和各國共同努力下，一帶一路上的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戰略互信不足、經濟環境和歷史文化認知不同、文化產業基礎以及各國體制差異等因素對廣泛開展人文交流有一定影響。

1. “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緩慢，制約了人文交流與合作。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進入了大調整、大變革的新階段。“一帶一路”各國處于經濟轉型升級關鍵階段，加上能源短缺、環境惡化、自然災害等因素，降低了人文交流與合作的迫切性。

2. 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使然。“一帶一路”國家眾多，區域遼闊，但國情復雜，民族矛盾、宗教沖突等時有發生，非傳統安全威脅有增無減，地區熱點問題有增無減，同樣為沿線國家人文交流帶來挑戰。

3. 民族文化差異及宗教沖突影響。一帶一路國家制度、宗教、社會、文化差異較大，帶來不少社會問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些國家存在多民族、多教派等民族宗教沖突隱患，不利于人文交流合作的開展。

4. 沿線國家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不夠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文交流與合作。

西方出于一己私利散布“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新殖民主義”，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人文交流埋下“釘子”，給中國這些國家開展人文交流帶來新的障礙。

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上下互動、各國文化互動的良機。我們需要把握形勢，及時克服各種困難，為文化交流打好基礎。為了更好與各國民心相通，中國人要學會“打通己學和彼學”，既全面掌握中華文化，也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化與傳統，兩者相互借鑒融合，更多的創造跨文化交流的機會。

民心相通還需要“講好故事”、用行動“寫好故事”、“創造故事”，展現中國開放包容、擁抱世界的誠意和能力，讓其他國家感受到尊重感、獲得感、舒適度，國與國、心與心之間的隔閡就會逐漸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