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吉勝

作者系外交學院教授，北京市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基地首席專家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8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

【關鍵詞】話語；實踐；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特色；中國學派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經歷了40年的發(fā)展，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被國際學界普遍認可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或中國學派。然而，學術研究和理論構建本身也是一種實踐。根據實踐理論，話語促進實踐，實踐會強化或弱化話語，話語與實踐一起促進形成某個實踐共同體，影響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進而影響未來行為體的話語與實踐。中國學者的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實踐也受所在實踐共同體的影響。因此，研究實踐共同體內的話語與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經歷了發(fā)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以及如何來發(fā)展中國學派的話語轉變和實踐轉變。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國際實踐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重要資源，同時，需要重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思考中國學派的核心問題以及如何建立理論關聯(lián)。中國學者也需要思考國外學者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主要評判，如中國學者對“理論”所持的標準、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普適性、發(fā)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挑戰(zhàn)與困難等，從中為進一步創(chuàng)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獲得啟示。

國際關系學科自1919年創(chuàng)立后發(fā)展已近百年。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為人們描述、解釋和預測國際關系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多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由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所主導的局面一直沒有改變，盡管從２００７年開始，阿米塔夫·阿查亞和巴里·布贊就研究了“為什么沒有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這一具體問題。２０１４年，阿查亞明確提出需要發(fā)展全球國際關系，以使這個領域更加包容、多元、多樣。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相比，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起步更晚，真正開始研究是從改革開放以后，盡管之前中國也有一些零散的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從改革開放到今年整整４０年，盡管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創(chuàng)新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被國際學界普遍認可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或中國學派。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在創(chuàng)新方面存在哪些問題？如何解決？筆者受國際關系實踐理論的啟發(fā)認為：行為體的行為受話語的影響，話語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實踐，直接影響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實踐反過來也影響話語。具有相似話語與實踐的人們會產生共有知識，形成一個實踐共同體。這樣的實踐共同體反過來會進一步影響未來共同體成員的話語與實踐。對于學術研究而言,這種邏輯同樣存在。對于中國學界，圍繞某個問題所形成的學術共同體所建構的話語環(huán)境同樣會影響學者的相關實踐、理論發(fā)展以及知識演進。那么中國學界持怎樣的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話語，經歷了哪些實踐？外國學者又如何評價？他們的話語與中國學者的是否相同？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什么啟發(fā)？鑒于此，下文首先探討話語、實踐、實踐共同體之間的理論關聯(lián)。之后，系統(tǒng)梳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實踐。在此基礎上，對比中國國內和國外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主導話語，并提出未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以及發(fā)展中國學派的一些思考和建議。

1.話語、實踐、實踐共同體與知識傳播

話語是分析社會過程、實踐和知識生產的一個重要因素。話語促進實踐，實踐反過來也會強化或弱化某些話語。話語與實踐一起會促進形成某個實踐共同體，影響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不僅僅形成表象性知識，也建構背景知識。學術研究是一種實踐，研究某個具體領域的學者形成一個具體的實踐共同體，學者的話語與實踐受共同體的影響，同時也建構共同體本身。也正因如此，共同體外的聲音有時會被忽略。對于創(chuàng)新性或創(chuàng)造性研究而言，跳出共同體之外，傾聽共同體之外的聲音，尤其是一些不同的評論和批評，觀察和反思共同體之外的評價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話語促進實踐。話語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言語行動，話語決定了具有社會意義的事情是否有效。如果沒有溝通和話語，人們就無法區(qū)分行為與實踐。語言傳達意義，是把實踐轉化為社會行動的樞紐和引擎。語言自身是以“話語實踐”的形式展現行動或是實施行動。不同的言辭與行為方式能夠創(chuàng)造相互依賴的路徑。后結構主義甚至認為話語起核心作用，因為不可能在話語外思考實踐。按照米歇爾·福柯的觀點，話語本身應該被視為實踐，它可以產生一系列語言結構。這樣的結構對我們“談論客體”是必要的，比如命名、分析、分類以及解釋在社會世界和物質世界所發(fā)生的一切。一方面，話語不僅僅是一種經驗性工具，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使用中的語言”。話語促進實踐，既強化實踐，也指導實踐。話語本身是實踐形成過程的一部分。話語把一個領域建構為具有特殊政治認知特點的領域，諸如法律、政治、藝術、宗教、意識形態(tài)以及道德等。另一方面，實踐也經常是話語性的，經常伴隨言語行為發(fā)生，而不是發(fā)生在話語實踐之外。實踐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語言表述形式，或者按照福柯的觀點是一種聲明，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話語文本，而是行動中的話語。話語作為在空間、關系、社會語境或是場域中所使用的意義結構能夠建構社會實踐，強化或弱化某些行為實踐，尤其是知識和權力的實踐。也就是說，話語是行為體生產知識和傳播知識的重要媒介，同時也建構社會結構，產生觀念傾向和權力效應。

其次，實踐反過來會強化或弱化某些話語。實踐把話語世界與物質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并使話語和制度具體化。實踐啟動了某種話語的生成，塑造了某種能指結構。話語尤其強調與行為在社會語境下的內在關系。實踐依賴于背景知識，知識如同意象、信念等一樣，先于實踐。同時，背景知識也是實踐性的，背景知識引導行動。實踐不僅實施行動，同時也包含和展現背景知識和話語，并物化這樣的知識和話語。話語依賴重復的行動或是“常規(guī)”,否則就會逐漸消失，因為話語是社會的，是在一個共有知識或是想當然的背景下“發(fā)揮作用”。荷蘭語言學家特奧·范萊文把社會實踐定義為社會規(guī)范做事的方式，實踐推動世界向前，并把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說話語形成或是建構常規(guī)實踐的話，那么實踐本身也會促成話語的形成和話語的固化。正如西奧多·沙茨基所言，話語是存在，實踐是成為，是話語的來源以及話語的最終歸屬。通過實踐，人們會形成特定的實踐知識，實踐知識反過來會強化或弱化某些話語。

再次，話語與實踐一起可以形成一個實踐共同體，實踐共同體會繼續(xù)影響未來成員的話語與行為,行為體在實踐過程中會形成共同的利益、知識、話語和認同。伊曼紐爾·阿德勒把實踐共同體定義為一些思維相近的實踐者，他們由于學習和應用某些實踐的興趣非正式或是在某個語境下聚合在一起。在一個領域的知識建構了人們的思維相似性，即在這個共同體中的人創(chuàng)造了一種學習的社會結構和一種共享實踐，形成該共同體發(fā)展、共享和保持的知識。社會知識是由實踐共同體產生，由話語和行為體的各式行動所構成。這些知識作為實踐者共同努力的一個方向的背景知識會指導未來實踐，實踐共同體因此為行動提供了規(guī)范和認識基礎。理性不僅存在于人腦之中，而且存在于這種不斷積累起來的背景知識中，而理性思維和理性行為的能力首先來自背景知識。具體而言，實踐共同體由施動者構成，他們通過各種網絡渠道、跨越不同的地域和知識流派，通過知識和權力對政治、經濟和社會事件產生影響。

最后，學術研究本身也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會構建實踐共同體，影響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學者們圍繞某個具體問題思考、交流、研討、寫作、發(fā)表。通過這樣的學術實踐活動，形成具體的實踐共同體，促使形成某些預期、研究傾向和身份。學術研究領域的實踐共同體本身就包含一個學習的過程，學者總是基于一定的背景知識進行學術研究，在研究、思考后形成自己的新觀點，生產新的知識，而其他學者首次接觸這樣的觀點，會將其作為一種新的表象性知識加以學習、消化。有些表象性知識經過長時間積累，會慢慢沉淀轉化為背景知識，內化為一種意識，或是形成一些習慣，甚至形成行動和認知規(guī)范的固定模式，指導和協(xié)調行為體的行為，影響其未來的研究話語與實踐。當然，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實踐共同體除了知識的積累和傳播之外，有時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比如產生研究的路徑依賴。學者們有時會無意識地按照共同體所塑造的路徑進行研究，甚至會忽視與共同體外的思想交流、忽視共同體外的意見和最新進展等，而處于自己習慣的舒適區(qū)。此外,共同體內的成員也可能會產生重復性或相似的研究。也就是說，共同體內的實踐可能會自我欣賞、自我維護，導致實踐的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跳出該實踐共同體的視域非常有益，對一些創(chuàng)新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尤其如此。

國際關系本身也是一系列話語實踐，由不同的實踐共同體構成。馬歇爾·比爾認為國際關系是一系列話語實踐，而并非是由共同的術語、范式或是方法論聚合在一起的“獨立領域”。辛西婭·韋伯把國際關系理論描述為一個文化實踐的場所，人們在這里編織解釋世界的故事，賦予國際政治實踐以意義，關于國際生活的意義被不斷交流、建構和重構。如果把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作為一種特殊的學術實踐的話，那么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的活動與互動構成了一個實踐共同體，盡管很多時候是無意識的。該實踐共同體會強化相關的知識和話語，有時也會造成學者們的研究路徑依賴或是知識固化。如果要更好地創(chuàng)新，審視共同體內外的話語和實踐尤為重要。

2.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實踐與創(chuàng)新的不同話語

國際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創(chuàng)立于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后中國開始重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及對外交干部的培養(yǎng)。１９５０年中國人民大學首先成立國際關系科（外交系），１９５５年在外交系的基礎上成立外交學院，時任外交部副部長親自負責外交學院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理論課程的建設，并要求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外交學院成立國際關系理論課題組，寫出《國際斗爭基本理論》一書。在１９６３年之前，外交學院和國際關系學院就已經開設了國際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的部分專業(yè)課程，如外交學院在全國高校中率先開設的國際斗爭基本理論和國際關系基本理論課。這一時期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多采用宏觀視角，意識形態(tài)色彩突出，如反對帝國主義、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批判修正主義等，同時與中國當時的外交戰(zhàn)略聯(lián)系緊密。1966-1976期間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基本呈停滯狀態(tài)。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來，中國還是根據所處的世界環(huán)境提出了一些思想理論和戰(zhàn)略學說，如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和“中間地帶”概念，周恩來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求同存異等理念，體現了中國觀察和審視世界的獨特視角，無論是對世界政治還是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都產生了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才真正開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不同階段具有鮮明的話語指向和實踐特色。中國學者始終在沿著兩個路徑進行，一方面是學習、借鑒和批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另一方面是努力發(fā)展自己的理論，而不是全盤照搬西方理論。第一階段是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該階段重點是引進和學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也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起步階段，“發(fā)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成為一個主導話語和爭論熱點。第二階段是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０年，本階段是全面學習和借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同時“發(fā)展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話語開始出現。第三階段是２０００年至今，本階段重點借鑒和吸收西方理論，也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努力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的時期，主導話語轉變?yōu)椤叭绾蝿?chuàng)建中國學派”。學術論文、著作出版、學術會議等一起構成了不同階段的實踐和創(chuàng)新路徑。從各階段主導話語的變化和實踐也可以看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階段的特點，也體現出不同的實踐所塑造的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研究路徑和相關知識的傳播。

（一）第一階段：引進、學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話語的出現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是引進和學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階段，中國學者們在學習的同時，也開始思考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與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發(fā)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話語開始出現，學者們圍繞國際關系理論是否需要中國特色展開了辯論。

改革開放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也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一樣開始了新的發(fā)展。中國領導人做出了關于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大勢判斷。１９７９年他強調世界政治同政治學、法學等學科的研究工作“需要趕快補課”。１９８０年外交學院復校后開設了《國際斗爭基本理論》和《西方國際關系評介》課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也開設了《國際關系理論》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介紹》課程。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關于改革學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通知》確定在高校開設新的政治理論課，如世界政治與經濟和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學的理論學科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國際關系學在西方已經發(fā)展為非常活躍的領域，不少中國學者到美國、英國等國學習。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后對外關系有很大發(fā)展，需要從理論上加以論證和說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日益得到重視。改革開放后，受各領域抓緊補課和從西方引進的浪潮的影響，中國刊出大量介紹西方國際關系學的文章，一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著作也被陸續(xù)翻譯出版,如斯坦利·霍夫曼的《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漢斯·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肯尼思·華爾茲的《人、國家與戰(zhàn)爭》、莫頓·卡普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tǒng)與過程》、卡爾·多伊奇的《國際關系分析》等，改變了２０世紀６０—７０年代避免與西方思想接觸的現象。中國學者的理論研究成果開始涌現。陳樂民１９８１年撰寫了中國第一篇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文章：《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簡介》。倪世雄發(fā)表多篇文章,對現實主義、理想主義、行為主義、新現實主義、博弈論、均勢理論等進行了較系統(tǒng)的介紹。他和金應中主編的《當代美國國際關系理論流派文選》也于１９８７年出版。除了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之外,關于蘇聯(lián)國際關系理論的專著和理論文章也被譯為中文,學者們也撰寫了相關文章，體現出蘇聯(lián)在這一階段對中國學者的影響。在這一階段，中國學者對世界國際關系理論的認識處于初級階段，研究多屬于零散性的學習和評介,還遠未對其全面的譜系和發(fā)展脈絡形成較清晰的認識。

盡管如此，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中國特色這一話語就已經開始出現，學者們提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學和國際關系理論問題。王建偉等人在１９８６年就撰文,提出了發(fā)展中國特色政治學的必要性。１９８７年，強調要建立中國特色政治學，并提出了五點具體建議。當然這里是指大的政治學學科的概念，也包含國際政治學。李石生討論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應該包含的范圍，并指出積極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已成為實踐中刻不容緩的任務。學界開始了關于是否需要強調中國特色以及如何體現中國特色的辯論。持肯定觀點的人認為理論都是相對的，相對性實際上就是特色，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已經具備了一些特色，如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三個世界理論、革命戰(zhàn)爭理論等。而持反面觀點的人則認為提中國特色本身不科學，中國特色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概念等。與此同時，關于馬克思主義，兩種觀點也展開了辯論，即世界是依然處于戰(zhàn)爭和革命年代還是已經進入了和平發(fā)展時代，這個辯論主題也與中國的形勢發(fā)展相關。此外，本階段的理論研究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如認為國際關系理論除了強調主權國家外，還必須重視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群眾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認為這是馬克思國際關系理論與西方國際關系學根本不同的特點,要建立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國際關系理論，要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用于指導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

學術會議方面也開始體現出對理論探討的重視。在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和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國際關系史研究會北京分會的兩次年會上，學者們圍繞理論進行了熱烈討論。１９８７年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在上海專門召開了國際關系理論研討會，這也是中國第一次針對理論研究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此次會議被認為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與會者提出了創(chuàng)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初步設想。會議還重點討論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對象和框架結構，探討行為體、體系格局等具體問題，創(chuàng)建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成為會議的核心議題。

（二）第二階段：學習和借鑒西方理論與體現國際政治學中國特色的主導話語

從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是第二階段，相關學者繼續(xù)學習、借鑒和批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同時學界開始進一步總結和反思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話語集中在如何體現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特色。

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后，中國學者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跟進和研究進一步深入。更多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著作被譯為中文，如《國際政治理論》《現代世界體系》《權力與相互依賴》等，中國學者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認知不再僅僅局限于現實主義，對西方理論的新發(fā)展開始較快跟進。例如，亞歷山大·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英文版出版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秦亞青就將其翻譯出版。中文版的出版帶動了中國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的高潮，袁正清的《國際政治理論的社會學轉向》、郭樹勇的《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都對建構主義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中國學者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認知更加全面。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由于主流理論未能預測冷戰(zhàn)的悄然結束而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進入了多元發(fā)展時期,英國學派、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文明沖突、哥本哈根學派、規(guī)范研究等也都很快在９０年代末進入了中國學者的研究視域，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研究視角都更加多元。

隨著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認識的深入，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中國學者開始體現出較強的總結和反思意識。學者們撰寫了多篇回顧和反思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論文,如《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歷史回顧與思考》《政治學與政治發(fā)展：中國政治學發(fā)展２０年》《中國國際關系的戰(zhàn)略轉型與理論研究二十年》《中國國際政治研究五十年審視》《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５０年》等。在研究理論本身的同時，學者們也把理論用于分析中國的政策。對于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思想及其對國際關系理論影響的研究也不斷深入。同時，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中國的外交思想和理念中也得到進一步強調。１９９５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開始出版“當代國際政治叢書”系列，目前已經出版了近３０本，集中體現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進步以及中國學者的創(chuàng)新努力。一些聚焦國際關系理論的出版物相繼問世，如王逸舟的《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當代國際政治析論》，王緝思主編的《文明與國際政治》論文集等。學術研討會更加聚焦理論研究。

１９９１年，北京大學召開“跨世紀的挑戰(zhàn)——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國際研討會，重點討論國際關系學科中的基本概念、新問題以及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fā)展。１９９４年北京大學召開“２１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變化中的世界與中國以及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學科建設等問題。１９９４年５月，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與北大召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術研討會，圍繞中國特色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１９９８年，復旦大學和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繼１９８７年的首屆之后）召開第二屆“全國國際關系理論討論會”，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和學科發(fā)展的成果，討論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與發(fā)展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差距，指出中國應該發(fā)展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而加強基礎研究是最為迫切的任務之一。

在這段時間，關于建設“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論爭掀起一個小高潮。如何建立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視角”和“中國風格”作為一個迫切問題被提上了研究議程。學者之間圍繞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是否需要中國特色以及如何體現中國特色展開了辯論。梁守德多次撰文強調“國際政治的中國特色”，認為中國特色是立足中國，面向世界,是相對與絕對、個性與共性、繼承與發(fā)展的統(tǒng)一。發(fā)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成為一個主要的辯論問題，也成為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國國際關系領域的一個主要話語。支持者們認為社會科學理論不可避免地要同本國文化傳統(tǒng)與實際相結合,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三個世界理論、革命戰(zhàn)爭理論等都是中國特色的促因。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強調突出中國特色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概念，會削弱理論的學術性，特色形成不能預先設計。

（三）第三階段：借鑒和吸收西方理論與建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

從２０００年開始至今是全面借鑒和吸收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第三階段，同時也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努力創(chuàng)新階段，主導話語轉變?yōu)榻⒅袊鴮W派以及如何建立中國學派。

隨著更多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論著被譯為中文，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和非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不僅先后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研究也更加深入、系統(tǒng)。中國學者在關注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同時，歐洲的研究視角也得到重視，進行的研究既包含對理論本身的探討，也涉及對國際關系理論方法論的研究。西方理論中涉及的理論流派幾乎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都有所體現，無論是宏觀的大理論，還是中觀和微觀層面的理論。一些跨學科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也有了新的發(fā)展，如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心理學、國際政治語言學、國際關系倫理學、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理論等。西方理論中一些最新的研究領域，如情感、實踐、習慣、敘事、認識、視覺等，中國學者也都進行了探討。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與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差距已經不大，缺少的是真正的創(chuàng)新性原創(chuàng)研究。

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全面認識和消化以及中國學者的理論自覺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學者理論創(chuàng)新的努力。英國學派也啟發(fā)了中國學者的理論創(chuàng)新,認為中國也同樣可以建立自己的學派。同時，中國在實踐中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概念，如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等也進一步激勵了中國學者的創(chuàng)新。２０００年，梅然在其論文中提出，中國的國際政治理論研究應力求體現出創(chuàng)造性和獨立性，以求建立“國際政治學的中國學派”，這是學界首次使用中國學派一詞。之后，其他一些學者如秦亞青、王逸舟、任曉等也都傾向于中國學派，而非中國特色。２００２年９月，秦亞青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國際關系理論前沿譯從”的總序中提出：“希望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同仁通過借鑒、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創(chuàng)性國際關系理論，建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的中國學派。”王逸舟等學者認為，“中國特色”意識形態(tài)色彩太重，應用中國視角，建立自己的觀察角度和風格。任曉認為中國特色多少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套用，贊成使用“中國學派的國際關系理論”。

２００４年是本階段創(chuàng)建中國學派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學者們的研究議題和討論議題開始聚焦如何構建中國學派這一具體問題。２００４年，上海交通大學召開“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構中國學派”研討會，強調中國學派應該彰顯本土文化意識，挖掘傳統(tǒng)的國際關系思想和戰(zhàn)略文化，要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代中國國情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三重視野，提出建設中國學派要樹立問題意識。同年中國國際關系學會第七屆年會上，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和本土化是學者們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之后秦亞青發(fā)表《國際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建構》以及《中國學派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兩篇論文，指出了發(fā)展中國學派的主要問題和路徑，這也是中國關于中國學派最有影響的兩篇論文，前者在知網下載量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高達５３１３次，引用１７９次，后者下載量３０８３次，引用１１０次。與此同時，中國學者也更加意識到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和歷史是構建中國學派的重要資源，開始更加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國理念，梳理中國的對外實踐，并把它們用于理論建構中。秦亞青的系列研究成果，如《關系與過程建構：把中國理念植入國際關系理論》《關系與過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建構》《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等聚焦中國文化中重要的關系概念和中國哲學中的中庸辯證法，對西方理論的很多核心概念，如權力、合作、治理等提供了新的闡釋和理論構建，成為構建中國學派最具代表性的研究。２０１１年，趙汀陽提出的天下體系為國際關系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哲學視角，也為研究世界政治提供了一個新范式，引起關注。閻學通通過探索中國歷史尤其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發(fā)展了道義現實主義。一些上海學者把自己的理論稱為共生理論。

除了出版和發(fā)表的成果之外,這段時間的很多學術活動也針對如何發(fā)展中國學派。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以及《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編輯部多次舉辦國際關系理論研討會，主題也顯示出對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日益增強的系統(tǒng)性和多元性，如２００２年的“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比較與借鑒”研討會、２００４年的“國際關系主流理論及其批評”研討會、２００５年的“國際關系理論非主流學派”研討會等。２００９年，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在新中國成立６０周年之際召開“新中國六十年：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構建”研討會。２０１１年復旦大學召開“中國國際關系的理論自覺與中國學派”，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與復旦大學主辦“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學術討論會，圍繞理論的本土化或是中國特色、中國學派的國際關系理論進行了廣泛討論。２０１３年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召開“核心概念的創(chuàng)造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研討會，圍繞中國學派的核心概念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一些具體辦法。２０１７年中國國際關系學理事會暨上海國際關系理論研討會３０周年紀念會——“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發(fā)展”在上海召開,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進行了全面總結，并將近３０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代表性論文集結出版。２０１８年外交學院召開了“全球國際關系和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國際研討會，從過去探討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轉為探討如何來構建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并就中國學派的建立進行了深入探討。這些學術實踐反映出本階段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不僅關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方方面面，也聚焦如何創(chuàng)建中國理論和中國學派，指向更加明確。

3.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主導話語

根據弗雷德·哈利迪與布萊恩·施密特的研究，國際關系作為一個學科的發(fā)展受以下三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內部辯論變化和辯論本身；二是社會科學領域其他學科新理念的影響；三是世界發(fā)展變化的影響。學者之間的辯論本身是影響學科演進的重要因素。辯論過程不僅產生知識，同時也形成主導話語，影響學術共同體的實踐。因此，理清關于中國學派的主導話語可以幫助更好地理解這一領域的知識和實踐淵源。筆者對所收集的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方面的論文進行內容分析，找出了最主要話語。

第一，中國傳統(tǒng)與文化是進行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資源。多數學者認為中國悠遠的文化傳統(tǒng)給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學術營養(yǎng)，必須通過深入挖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結合中國實際改造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造自己的研究話語，推動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建設，尤其是推動“研究理論的理論”。具體而言，第一個方面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國哲學使中國審視世界和國際事務的視角與西方國家不同。例如,俞正梁指出，要把構建全球和諧社會作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追求的最高目標,用和諧原則來化解矛盾、對立和沖突，利用“中”“和”建立一個和諧發(fā)展的社會。構建和諧社會，關鍵是運用好中庸之道，具體化為全球共治，和而不同，和必中節(jié)。第二個方面是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思想。一些學者強調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缺少思想，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受修昔底德、霍布斯、康德、洛克、格勞秀斯、羅素等人思想的影響，他們的理念也對創(chuàng)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了影響。同時，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方的歷史，尤其是１７世紀以來的歐洲歷史和哲學史。中國需要傳承好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優(yōu)秀遺產。中國學派要體現中國古代傳統(tǒng)政治思想，彰顯本土文化意識。世界政治哲學、世界觀以及道德差異一起塑造了不同的世界政治觀。中國在這些方面都與西方國家不同。第三個方面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不同，這些將影響理論的構建過程。長期以來的生長環(huán)境、歷史記憶和成長經歷深刻影響中國人的方方面面，有時甚至是以潛意識的方式。例如，西方觀念中的敵我二分、西方重視差異、中國重視共性和共享概念等。第四個方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概念，如“天下”“天下體系”“王道”。不少學者強調要發(fā)掘東方歷史、文化和哲學思想的傳統(tǒng)，超越西方主義經驗論，強調“中國本體論”。第五個方面是中國的傳統(tǒng)實踐。中國崇尚獨立，反對侵略和戰(zhàn)爭；熱愛和平，提倡中庸，厭惡極端，追求大同盛世等。這樣的實踐也對發(fā)展中國學派產生了影響。

第二，中國的國際實踐為建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了寶貴資源。許多學者認為要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必須系統(tǒng)總結和分析中國的國際實踐。一是總結中國獨特的發(fā)展道路、特色問題和主要問題。中國的歷史事實至少可以作為一部分經驗基礎，當然中國經驗不是唯一經驗。二是中國領導人在不同時期提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它們一起形成了中國的集體國際政治思想，如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重視國際合作，強調國家利益和人類利益的結合，始終堅持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完善和發(fā)展，既強調國家利益，也強調人類的所有利益，為國際社會做出中國貢獻。

第三，重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多位學者認為建立中國學派需要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譜系有全面深刻的了解，認識其優(yōu)點與局限，而全面解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對其進行雙重閱讀。在學習和批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上，可以借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形成自己的哲學傳統(tǒng)、社會本體論和實踐本體論，提出反映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和價值觀的理論命題或是核心概念。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只有這樣才能夠不僅僅滿足西方的理論標準，同時也把中國理念和實踐融入“主流”理論，使理論更具普遍意義。總結中國的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中國逐漸融入國際體系的實踐，必然要以相應的中國理論來指導,而提煉過程本身也有助于理論的進一步升華。

第四，發(fā)展學派的關鍵一步是發(fā)現核心問題，提出核心概念，形成相互關聯(lián)和理論邏輯。學者們認為建立學派始于理論，而理論始于核心問題和問題意識。理論定然生成于特定的問題意識。秦亞青指出，中國國際關系要想產生重要的理論學派，建構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他認為上升大國的和平社會化，大國如何融入國際社會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實際問題和知識問題。２００６年，他論述“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時，認為建立理論學派要有核心理論問題，之后要有可證偽的因果關系。在如何提出核心概念方面，創(chuàng)造新概念、對既有概念進行重新定義及跨學科引進概念被認為是三種重要路徑。把中國概念引入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過程中，有兩類概念可以選擇：一是把表述中國歷史與現實經驗的概念引入，如朝貢體系；二是表示中國思想家和政治家理念、思想和學說的概念，如關系、王道、霸道等。也有學者提出應該建立正確的范式來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如世界秩序范式、世界格局范式等。中國學者可以以世界秩序、世界格局等為基石構建中國特色的理論范式。

第五，一些人認為發(fā)展中國理論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國際思想是發(fā)展中國學派的源泉和理論基礎。當努力發(fā)展中國學派時，要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和國際關系理論的關系，堅持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哲學基礎。

除了以上這些主要話語之外，中國在官方層面也一直號召加強理論創(chuàng)新。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中國政府日益重視話語影響和話語權,２０１３年被認為是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的關鍵之年。２０１３年８月，中國領導人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改善中國的軟實力和中國的話語權，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２０１３年９月，中國政府號召要加強中國的宣傳能力，改進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這也是從政府層面首次聚焦話語體系。２０１６年５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中國領導人強調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和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哲學社會科學應該發(fā)揮更好的作用，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也要求中國學者必須有自己的理論自覺和創(chuàng)新意識。國際關系也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的國際實踐密切相關。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廣為世界接受的外交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人們經常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來解釋中國外交，基于西方經驗的一些概念也經常被用來解釋中國具體的外交政策，如用“修昔底德陷阱”來分析中美關系，用“馬歇爾計劃”來類比“一帶一路”倡議，經常引起誤解和錯誤認知。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從政府層面一直強調和鼓勵發(fā)展中國理論的一個原因。對于外交理論，２０１６年中國外交部在《求是》雜志發(fā)文,提出中國已經形成了中國外交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些也為學者們發(fā)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與外交理論提供了有益的社會話語環(huán)境。

4.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外部主導話語

從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中國學者實際上是處于一個實踐共同體當中，而跳出該共同體之外，審視共同體之外是如何評價中國學者進行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努力有益于獲得一些新理念和新視角。通過外國學者這方面研究的內容，可以看出他們的主要話語如下。

第一，國際關系理論一直由西方理論所主導，可以通過發(fā)展各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改善這一狀況。學者們認為，國際關系一直保持“美國的社會科學”以及“由英美主導”這一形象，大多數國際關系理論源于西方世界,具有西方印記。林賽·坎寧安—克羅斯認為，當前的國際關系理論實際上只是人們對世界多種理解的一種，但卻被誤認為是唯一的可能。如果要克服國際關系的這種狹隘認識，使國際關系理論真正成為全球性理論，后實證主義可以更好地為發(fā)展非西方世界理論發(fā)揮作用。因此，發(fā)展具有國別特點的國際關系學派并非新鮮事物。正如金洪珠所說，“關于具有國別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話語確實存在，并且經常會很有影響力，需要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檢驗。中國的努力既不新，也不是第一次，中國的努力是國際關系理論擺脫英美影響、創(chuàng)建本國的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重要部分”。此外，有學者認為，目前的國際關系理論也需要新的發(fā)展動力。進入２１世紀以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并沒有太大的發(fā)展，《歐洲國際關系研究》雜志２０１２年還專門發(fā)了一期特刊，集中討論“國際關系理論的終結”。因此，學者們認為發(fā)展不同的國家學派可以彌補和改進當前國際關系理論的現狀。中國被認為是發(fā)展中國學派的一個重要可能。例如，有學者認為，發(fā)展獨立的國家學派，最有可能的很明顯是中國，盡管目前中國幾乎還沒有獨立的理論。張勇進強調，中國深厚豐富的文化是探索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徑。內萊·諾賽爾特認為中國對國際關系辯論的貢獻在于把獨立的國際關系術語引入國際關系中，對國際關系的發(fā)展提供了另一種解釋。

第二，不少學者支持建立中國學派的努力。諾賽爾特認為，中國經常被認為是理論的檢測地或是作為一般性國際關系理論本體擴展的一個潛在資源。學者們認為中國應該發(fā)展自己的理論。埃姆雷·杰米爾認為，“建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以及可能發(fā)展的中國學派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關系知識生產的挑戰(zhàn)，會進一步使理論建構多樣化和地方化”。推·多也持類似觀點,認為“盡管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存在一些陷阱，但這應該被視為一種反映自我反思的學術運動，它將豐富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關系學科的社會視角”。持此類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融入國際體系與傳統(tǒng)西方大國不同，和平崛起就是一個例子。中國的崛起和發(fā)展并沒有帶來沖突和戰(zhàn)爭，也沒有破壞當前的國際體系。諾賽爾特認為：“中國特色已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本土的框架正在建構過程中。”

第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建構中國學派的過程中可以發(fā)揮作用。學者們認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是基于西方文化和政治經驗，對國際政治只能提供部分解釋。阿查亞和布贊強調，對于國際關系理論來說，歷史總是非常重要,豐富的歷史和知識是發(fā)展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和文化孕育了豐富的國際關系理念和思想，是發(fā)展國際關系理論的資源,這也可以幫助彌補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不足。古斯塔夫·吉爾拉耶茨和景門指出：“中國人重視文化，作為中國歷史的中國文化將繼續(xù)對中國的方方面面產生深遠影響。因此，總結關于國家和國家間關系所建構的不同哲學流派非常重要。”諾賽爾特認為，傳統(tǒng)的中國哲學與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一起構成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中國的陰陽哲學、道家、佛教以及其他宗教與國際關系緊密相關，儒家思想非常重視和平與和諧，這一點可以幫助解釋中國的和平發(fā)展道路。此外，中國的天下體系概念與西方的國際關系體系不同，從這個視角進行研究也是一種創(chuàng)新，對于塑造當前的國際體系有一定意義。

第四，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出現與中國崛起相聯(lián)系，中國目前具有發(fā)展中國學派的優(yōu)勢。馬蒂哈·阿拉加帕指出，一個崛起的全球性大國需要完整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這樣可以預測其他行為體可能的反應和行動，以制定自己的對外戰(zhàn)略。崛起國可以從自己的哲學歷史傳統(tǒng)中汲取營養(yǎng)，創(chuàng)建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定義和構建未來的世界秩序。人們還注意到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崛起密切聯(lián)系。例如，２００７年以來，中國學者進行了大量關于軟實力、和平轉換、多邊主義的研究，這些也反映了中國外交的一些重點。金洪珠列舉了建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相關的三個重要原因：“首先，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最近的發(fā)展與由于中國的崛起而導致的世界的變化緊密相關。其次，在中國的國際關系中對歷史的正確使用和誤用將會對歷史和國際關系理論關系的理解產生影響。最后，中國國際關系不僅與中國的崛起相關，也與西方的衰落以及國際關系學科內部的反思有關。”彼得·克里斯滕與拉斯·尼爾森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預算支持的增加以及經費支持的多樣化是影響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一個外部因素。

除了以上積極認知之外，外部對于發(fā)展中國學派也存在一些質疑。

首先，對于中國的“理論”這一術語本身的質疑。持此類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的理論與西方世界的理論不同。根據西方認識論,理論用來描述、解釋和預測。一些學者認為，在中國語境下，“理論”有其獨特內涵。例如,吉爾拉耶茨與景門指出：“中國意義的理論必須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強調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內容以及正確指引實踐的有效性……這樣的定義使中國在構建理論時在關于為政策決策提供指導和價值方面受實用主義驅動。”諾賽爾特指出，“必須要區(qū)分狹義和廣義的‘理論’概念，要清楚中國的辯論并不一定要效仿‘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定義”。此外，人們認為，中國主要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重新改造的儒家思想指導理論和政策。諾賽爾特質疑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屬于“西方”理論的范疇，認為中國的理論創(chuàng)新展示了與西方不同的另一種可能，這種說法缺乏堅實基礎。威廉·卡拉漢也認為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受意識形態(tài)、政策導向研究等的限制。

其次，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普適性也存在一些疑問。持此類觀點的人認為目前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是普適性的理論，但是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解釋中國或是為非西方世界服務。對于西方世界這些理論能解釋多少呢？有學者認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不可能是普適性的，因為它們具有更多的中國特色，而不是可以適用于全球的純理論。一些學者也承認中國因素很重要，值得學習研究，可以把它們融入西方理論中。但是，這并不能被視為創(chuàng)新。也有學者認為沒有必要創(chuàng)建一個中國學派，因為對于中國學派、日本學派、非洲學派而言，它們都始于當地文化與邏輯，這種努力只是以獨特性之名來強調自身的優(yōu)越性，把自己與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區(qū)別開來。

再次，共同體外部學者也分析了建立中國學派的困難與挑戰(zhàn)。此類學者支持建立中國學派，也相信是可能的。但是，他們同時也指出在這個目標實現之前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zhàn)。例如，阿查亞認為，發(fā)展中國學派的原則與促進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原則相同，是實現全球國際關系學的重要步驟。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考慮中國學派在中國有多少影響力？普適性如何？他同時也強調，在亞洲，中國最有可能發(fā)展出中國學派。關于挑戰(zhàn)，金洪珠總結了五點：例外主義；二元性；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史和思想的浪漫化；一個大國的自我意識之外的幻想以及直接明確地提升國家利益。以例外主義為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被認為應該是“以中國的資源為基礎，但又超越中國問題至上，而不是廣義上既包括中國資源，也包括非中國資源；既針對中國問題，也針對非中國問題”。

最后，對于中國理論接受度的質疑。持此類觀點的學者認為其他國家的人不具備中國人的背景知識，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的理解,中國的理論可能不會被外國人接受。例如，對于外國人來說很難理解道家、陰陽、佛教等，而基于類似的中國元素所構建的理論對外國人來說就更難理解。一些學者認為：“關于中國學派的話語是關于中國未來、關于動機的話語，也是關于理論構建、目的和意義的話語。”關于中國理論在國際層面的傳播，中國學者需要在把中國概念、中國理論用于解釋更多的全球問題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使其在國際上被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5.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思考與建議

通過對比中外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主導話語，尤其是從非中國學者針對中國學派所給予的評價，我們可以看出兩類話語既有分歧也有共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未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與中國學派的發(fā)展需要重點注意五個方面。

第一，需要思考理論的定義，盡管不同的中國學者提出或發(fā)展的具體理論可能不同，如核心問題、邏輯以及表象等。正是由于對理論定義的不同以及對理論所持的不同標準，中國學者筆下的理論也給中國以外的讀者造成了一些誤讀，例如，有時把政策性理論與知識性理論混同。這也導致其他國家學者對中國學者理論研究認識的片面性，甚至導致誤解。例如，有學者認為，“關于發(fā)展國際關系‘中國學派’的辯論不應被理解為抽象的理論討論，而應被視為當前全球政治的變化以及對中國影響的體現”。“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是受實用主義影響，要對政策制定具有指導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審視一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研究就會發(fā)現很多理論都不屬于此類。因此，對于理論研究而言，要明確政策性理論與知識性理論的各自特點。針對理論普適性的質疑，也可以解構這種傳統(tǒng)的認知。社會理論本身與自然理論不同，涉及更多的理解與詮釋，文化是構建社會理論的重要源泉,社會理論都是在一個相關的社會環(huán)境中產生，必定帶有一些地方印記,絕對、完全的普適性是不可能的。對于社會理論而言，一元的普適性本身就存在局限，普適性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多元的普適性。

第二，需要加強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之間以及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內部的對話。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對話本身是相互學習、相互啟發(fā)、互補、互惠的過程。對話需要雙方打破原有的認知定式和認知框架，打破原有認識論的束縛，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進行交流，只有這樣對話才會真正起作用，否則就會形似神異。對于理論創(chuàng)新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例如，江憶恩直接提出了“東亞可以為國際關系理論帶來什么”這樣的問題,指出不僅東亞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需要更多地結合東亞經驗的理論研究，西方的學者也需要更多的反思意識，把東亞考慮在他們的理論應用范圍內。阿查亞也指出，未來關于亞洲的理論的發(fā)展，一個重要方面是進行更多的跨國、跨區(qū)域對比研究，而不僅僅局限于單個國家，這樣可以更好地驗證所提出的理論。阿拉加帕認為，亞洲的國際關系專家和后結構主義國際關系學者之間缺少直接的對話，因此，非西方世界實際上是在由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結構和基本范疇來分析和分類。只要國際關系理論的認識論繼續(xù)局限于科學的西方哲學，國際關系學科的這種狹隘偏見就不會改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羅西塔·德力澳斯指出，當國際關系理論和中國哲學在規(guī)范性的軟實力以及制度建設方面發(fā)揮作用時，雙方相互才能產生最好的影響。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國哲學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之間的對話。同時，不同區(qū)域之間的對話也需要加強。彼得·克里斯滕森指出，近年來，盡管以美國為中心、其他區(qū)域為輔軸式的對話一直在加強，不同的區(qū)域與美國這一中心總是存在一些聯(lián)系，但不同區(qū)域之間即各輔軸之間的聯(lián)系卻很少，如歐洲和中國之間的理論對話、融合和交流幾乎沒有。中國學者在宣稱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不能完全解釋全球的同時，也需要清楚原因，從而進一步對西方理論進行改進和修正，或是從中為建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吸取經驗。當然，對話的方式有多種，如學術研討、發(fā)表成果等。本文在梳理文獻過程中也發(fā)現，盡管中國學者在中國期刊發(fā)表了大量關于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論文，但是在國外期刊發(fā)表的此類文章非常有限，這種狀況不僅影響了中國理論的國際化過程和結果，也直接影響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國際話語權。在西方理論已經長期主導國際關系理論界的情況下，中國理論在被接受方面所面臨的挑戰(zhàn)就更大，英國學派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也受到很多美國學者認為其不是真正理論的質疑。中國學者除了與國外學者進行對話之外,也需要加強中國共同體內部的對話。盡管中國學者近年來在創(chuàng)新概念、核心問題甚至是體系理論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要把這些理論發(fā)展為一個廣為世界接受的理論或學派，共同體內部的對話也需要加強。一個學派不僅需要核心問題、核心理論，同時也需要一批學者來共同推動，使其具有可持續(xù)性。從個體和個體理論到發(fā)展成為學派之間還存在一定距離，形成一個學派還需要多方努力。

第三，需要構建良好的學術環(huán)境，加強個人學術訓練。理論化過程無論是對學術訓練還是個人創(chuàng)造性都有很高的要求。盡管影響理論創(chuàng)新的因素很多，如社會環(huán)境、創(chuàng)造性思維、學術訓練以及主觀意愿等，但最后還是依賴于學者個人本身的學養(yǎng)。以結構現實主義的提出為例，盡管有行為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辯論的積累作為學術背景，但最后還是由華爾茲本人發(fā)展了結構現實主義，并使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進入了更加簡約、更加科學的階段。一位優(yōu)秀的學者需要在理論、方法論和經驗研究層面都受過良好的訓練，同時也要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和學術付出。對于發(fā)展中國學派而言同樣如此。對于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而言，學者不僅需要扎實的國際關系理論功底，同時也需要系統(tǒng)的國際關系史、政治思想史、方法論以及哲學等方面的訓練。如果中國歷史、傳統(tǒng)和文化被視為發(fā)展中國學派的主要資源的話，那么在這些方面的知識、技能和學術背景也與學者所具備的國際關系領域的知識和訓練同樣重要，而這恰恰是很多學者所欠缺的。盡管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理論構建的重要資源，但是這些年來真正能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系統(tǒng)研究并將其運用到國際關系理論構建過程中的學者少之又少。此外，近年來盡管學界鼓勵跨學科創(chuàng)新研究，但是真正接受過跨學科訓練的學者數量也極小，以至于很多此類的研究只能止步于表面或是零散性研究，無法系統(tǒng)深入。除了個體層面，社會學術環(huán)境也是影響理論創(chuàng)新的一個客觀條件。學術環(huán)境可以包括政策導向、學術辯論、學科本身發(fā)展、學術資助和學術時間等，這些將直接影響學者的主觀努力和客觀條件。

第四，需要進一步解釋當前世界變化，凝練中國經驗，完成從特殊到一般的理論化過程。對于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而言，國際形勢的變化為激發(fā)創(chuàng)新理論和完善現有理論提供了經驗基礎。一些大的轉型、新的困惑、理念變化和新現象等都會激發(fā)理論思考和創(chuàng)新。回顧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軌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世界的轉型會迫使人們思考背后的原因以及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原有的理論就會被質疑,新的視角就會被引入，冷戰(zhàn)的悄然解體導致的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后國際關系理論的多元發(fā)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國際舞臺上出現的新現象和新行為的解釋會引發(fā)更多的理論思考，尤其是對那些非正常現象。如果審視當今世界，許多新變化、新挑戰(zhàn)還需要新的解釋。為何“伊斯蘭國”能在短時間內異常突起？為何世界似乎越來越碎片化和逆全球化？對于世界而言，中國也同樣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點。例如，在歷史上中國塑造了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國際體系或是一種地區(qū)性的世界秩序，西方學者也對此類問題進行了探討，而中國學者更需要從理論層面思考這些問題。有些學者在評論中國理論研究時指出中國的理論主要是為解釋中國的政策，為中國政策服務。盡管這樣的判斷并不準確，但至少反映了一個問題,即關于理論的一些內涵被誤解。例如，天下體系被認為是要代替當前的現代體系，被貼上了“二元對立思維”的標簽，認為是強調中國的例外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和平發(fā)展，認為這就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很顯然，這些實踐并沒有被很好地總結和講述。理論源于實踐，同時理論也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要概念化，要經歷從特殊到普遍的凝練過程，理論和政策的闡述和解釋本身也是敘述的過程，敘述的好壞將直接影響接受度。例如，有學者專門研究美國歷屆總統(tǒng)如何敘述自己的安全政策，如何講故事，具體分析哪些成功、哪些不成功以及背后具體的原因。弗洛里安·施耐德強調，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會挑戰(zhàn)西方的理論，但同時也需要更多的經驗驗證以及與現有國際關系理論的融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國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概念和新政策，有些甚至與西方理論的邏輯相悖，與西方國家的傳統(tǒng)做法相異，如新型大國關系、伙伴關系、“一帶一路”倡議等，要把這些轉變?yōu)槔碚摬⒎且资拢袊斍白鳛橐粋€世界大國在這方面所面臨的挑戰(zhàn)更大。豐富的外交實踐是針對理論進行經驗性研究的重要資源，但是如果凝練和敘述不恰當，很容易被貼上民族主義、例外主義、狹隘主義、至上主義等標簽，它們就很難對理論構建產生積極影響。

第五，需要克服固化思維。對于學術研究、學術交流來說，互文性無所不在，學者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形成一個學術實踐共同體。學術共同體積極的方面是產生新的知識，促進了知識和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使相關的知識很快完成社會化過程。但是，在一個共同體內，當某些觀點或知識由新的表象性知識內化為背景知識時，也會產生一些固化思維，導致相似的實踐，體現了這個共同體對研究的限定作用。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fā)現這個問題非常普遍。例如，中國學者在發(fā)展理論過程中經常強調儒家思想，但是其他思想基本被忽略。同時，人們對于一些解釋不了的“不正常”現象則簡單忽略。例如，在談到發(fā)展理論需要總結中國外交實踐對理論的影響時，很多學者都提到了這個觀點，但是真正總結的并不多。本文在分析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文獻過程中也發(fā)現存在大量重復性研究設計和重復性研究。

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經歷了４０年的發(fā)展，在向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習、借鑒和批判的過程中，中國學者也在努力創(chuàng)新，發(fā)展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回顧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的４０年努力，中國學者還是取得了不小的進步。相關的話語也從發(fā)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轉變?yōu)閯?chuàng)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和如何來創(chuàng)建中國學派。通過這樣一個話語和實踐變化過程，中國學者也形成一個實踐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又反過來會影響未來行為體的話語與實踐。其他國家學者也對中國學者的努力進行了不少研究。他們對這些努力的評析也反映出中國學者所忽略的一些問題。通過對比，可以進一步明晰國際關系理論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中國學派的路徑,如進一步明確理論的內涵和標準，明確核心問題與概念，在加強內外對話和區(qū)域間對話的基礎上發(fā)展出邏輯的理論關系，挖掘中國的傳統(tǒng)與文化，更好地總結中國實踐，尤其是隨著中國與世界關系發(fā)生的變化而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和新行動等。經過過去４０年的積累，中國學者更加自信，具備了更強的理論自覺，也具有了更強的文化意識與歷史意識。簡言之，無論是主觀意愿還是客觀條件４０年間都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學者圍繞中國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中國經驗、中國概念等進行的理論創(chuàng)新已經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和辯論。未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在繼續(xù)加強與外界對話的同時，需要繼續(xù)從中國傳統(tǒng)和中國經驗中汲取營養(yǎng)，同時也要關注其他國家與區(qū)域，既要解釋中國的特性，也要思考解釋世界的普遍性。只有這樣，中國國際關系或中國學派的理論才會被廣泛接受。它將拓寬和補充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使其更加國際化、更具全球性。（注釋略）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8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