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俜，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來源：人民大學國政評論

人民大學國關學院是國內最早開展聯合國和國際組織教學研究的學院之一，我們最早出版了從國際政治角度研究國際組織的教材。從培訓的角度來說，今天在座有很多都是新近從事國際組織培訓的同仁，我們人大是最早從事國際公務員培訓的大學，在2009年做過第一期國際公務員培訓。我自己長期從事國際組織的教學和相關研究，我想結合我的教學和研究經歷，談一談相關的教學研究現狀和存在的幾個問題。

人民大學國關學院在本科和研究生兩個層次都有國際組織的專業主干課程，還有針對國際組織研究范圍內的具體問題設置的選修課。我們的特點主要是把國際組織作為國際關系中的非國家行為主體，重點是圍繞國際組織與國際政治的關系來進行研究。

1994年我們有了自己的聯合國研究中心。2008年，學院成立了聯合國暨國際組織培訓與研究中心。這兩個中心對于相關課題的研究、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做了大量的工作。2016年開始，中國從頂層設計的高度將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推動學生到國際組織就職和實習成為高校的一項重點工作。為適應這種變化，人大國關學院的國際組織研究也進行了一些新的嘗試。一方面，加強學科建設，我們的課程建設項目“提升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改革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模式”獲得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積極推動國際組織教材的寫作工作，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另一方面，2016年人民大學成立了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推送工作小組，統籌全校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工作，國關學院配合學校的工作部署，為學校提供相關的學術資源。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在這樣一個教學和研究過程中，對于國際組織的研究、包括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研究，在收獲成果的同時也有一些困惑。剛剛王老師提到了，與10年前、20年前相比，現在國際組織研究成果非常豐富，研究方法更加多樣，研究水準有很大提高。但是，現有的研究的確也存在亟待加強的問題。我想結合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現狀，主要談四個方面的不足之處。

第一，從理論研究的角度來講，總體上國際組織的現有研究成果仍然是重個體研究、輕整體研究的狀況。把國際組織視為整體的研究非常薄弱，缺乏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因為國際組織的數量非常龐大，彼此之間的差異性非常大，各自的定位也有所不同，如果要把國際組織作為國際關系中的一個現象或者一種行為主體，對它的共性建構起一個系統的理論分析框架是非常困難的。

劉蓮蓮老師在發言中提到了關于建立國際組織學的說法。我最早看到這個說法應該是在90年代初，最早從事國際組織研究的國際政治學者提出了這樣一個遠景目標。當時有學者提出了國際組織學研究的幾個階段。第一步是對國際組織的基本狀況進行介紹，了解國際組織的基本運作方式。在此基礎上，第二步探討國際組織發揮作用的具體領域，第三步運用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組織進行理論解讀。第四步，在上述基礎上創立國際組織學。

現在20多年過去了，就現有成果來說，單獨看聯合國的研究、G20的研究、歐盟等區域一體化組織研究、或者是中國與國際組織研究，這些方面的成果非常多，政策分析也非常多。現有的理論分析基本上是把國際關系不同流派的理論引入到具體的國際組織當中或者是引入具體的問題當中。近年我們也看到在國際組織研究中引入國際法分析的視角、經濟學的視角、組織行為學的視角。但是，如何把現有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整合起來，建構起一套國際組織分析的理論體系，目前仍然是任重道遠的，整體性的理論研究是非常缺乏的。

第二，從理論研究的角度來講，現有的國際組織研究比較重視大國博弈的研究，對于相關的制度、法律研究、規范、倫理研究處于研究不足的狀況。國際政治的研究視角是偏重于把國際組織視為一個平臺、一個舞臺、一個論壇，甚至是一個工具。在這樣的定位下，研究偏重于以國際組織為載體的國家間的合作與較量，比較容易忽略國際組織作為獨立國際關系行為體的行為邏輯。反映在研究成果當中，現有探討主權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成果非常多，不管是大國與國際組織，還是小國與國際組織，或者是中等強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研究成果，我也看到過不少。討論在國際組織運行中主要成員國之間的關系，這種成果也特別多。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國際組織并不完全受制于國家，也不是完全受大國支配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現在討論希望向國際組織輸送人才。因為我們認為它有一套完整的組織機構，有一套完整的決策程序，也有一套比較完善的國際文官體系，甚至有相對獨立的倫理體系，使得國際組織具備一定的獨立于國家間關系的行為能力。但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比起國際政治視角的研究，在這個方面的研究還是非常缺乏的。

由于這兩個方面理論研究的不足，我非常贊同劉蓮蓮老師所說的，從國際組織的研究任務和研究方法來講都不應該完全等同于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的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們對國際組織研究的進一步深化。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國際組織不可能脫離國際政治而存在，理論研究長期難以進一步深入的困惑也在于此。

第三，從應用研究的角度來講，針對國際組織實踐中突發性的新問題，現有研究的解釋能力比較弱。這里所說的新問題是指突發的，沒有預見到的，或者缺乏先例的問題。比如，面對英國退出歐盟，我們現有研究歐洲一體化的框架明顯不足。研究歐盟、歐洲一體化的成果很豐富，之前對歐洲一體化的主流判斷是認為一體化的進程中會遇到挫折和問題，但它總體上會得到堅持和發展。等到英國脫歐之后，我們發現很多現有研究的局限性，對成員國與歐盟關系的研究存在缺失。再比如，對WTO困境的研究，WTO多年來面對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逆全球化的趨勢，包括現在的中美貿易戰的情況。關于WTO會停擺、會失敗，甚至會解散的說法延續了多年。但目前對于世界上這個最權威的貿易組織會朝著哪個方向發展，非常缺乏國際政治的分析。又比如，上個星期美國聯合英國、法國轟炸敘利亞。從《聯合國憲章》和現行國際法基本原則來講，美英法這種做法是單邊主義的，這是確定無疑的。但不管是安理會的成員，還是秘書長的講話，其表現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發生時的表現有很大的不一樣。2003年那一次在定性的問題上是非常明確的。而這次聯合國就表現出了模棱兩可的，或者說有一些軟弱的表現。這種情況的發生對于聯合國乃至國際法的未來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由于我剛才談到了國際組織在理論研究方面的不足，因為我們缺少整體性的理論分析框架，我們也缺少對于國際組織走向的準確把握。面對這種新問題的時候，就顯示出我們在應用性研究方面的不足。

第四，還是從應用性研究的角度來講，目前中國政府和中國高校大力推進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力度非常大，投入也非常多。這肯定是好事，量變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質變的早日實現。但是，目前我們對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也存在定位不清晰、物質層面準備不足的問題。

首先在觀念上不是特別明確。我們到底想向國際組織輸送什么樣的人才？因為我們強調比較多的是能夠傳播中國觀念、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但如果僅僅以此為目的，這與我們培養中國的外交外事人員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國際組織是多邊機構，不能也不會僅僅是中國人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地方。那么，我們希望輸送更多的國際組織人才是為了維護人類的共同利益嗎？是為了為國際社會貢獻更多公共產品嗎？是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嗎？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的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應該做什么？同時，中國籍國際公務員的增加與中國影響的提升之間是什么關系？人數的增加就一定會提高影響力嗎？

其次目前中國國際組織研究的物質資料也還處于相對薄弱的狀況。迄今為止，我們對于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研究，用到的大部分數據都來自于西方的數據庫，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中國自己的與國際組織交往的權威數據庫，中國與各個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之間的交往的基礎性資料仍然處于分散、缺乏狀態，亟需統籌，為高水平研究提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