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文山、王婧雯

來源：國際新聞界

引子

在不平衡的國際秩序之下，中國需借助國際制度性話語權在國際事務中贏得更多主動權。“制度性話語權”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中被首次提出，本文為其提出了新的定義，強調領域的全覆蓋、構建的內在價值根基與目的取向。研究發現，我國構建制度性話語權采用四條路徑：參入國際組織與制度。這是早期“走出去”的必要戰略，但中國的主觀能動性受限；在參入后進行改革。這條路徑相對中庸，更長效的機制仍需建立；與他國共同新建和運營國際組織。這有助于中國集聚多國力量應對全球性挑戰，但博鰲亞洲論壇與“金磚五國”合作均未達到預期目標；獨立創建國際組織和機制。這是中國增強中國話語權的捷徑，“一帶一路”戰略和與之相匹配的亞投行，體現了中國自主創造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完善全球治理的意志和能力。當下應以此為構建重點。

一、研究背景

制度建設和話語實踐的歷史幾乎與人類發展的歷史一樣漫長。但在很長時間內，這二者都被分割開來審視。以“話語即權力”為端，福柯首先將話語與權力聯系起來。這位上世紀六十年代歐洲批判學派的主將，將話語權視為一種壓迫弱勢群體的霸權。而最早發現制度與軟實力之關聯性的學者當屬約瑟夫·奈。在他眼中，除了價值體系和文化，制度是話語權的第三大來源。與福柯解構與擺脫話語霸權的努力相反，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想代表的奈，試圖通過研究調動包括制度性話語權在內的軟實力資源的方法，以期維護硬實力急轉直下的美國在全球的超級大國地位。本文作者發現，一些研究全球治理的學者將以上兩種知識資源做了較好的融合性研究。如Anna Holzcheiter 將國際公益機構看作全球治理話語權的行動體。在當前世界以國家建構為中心的互動結構中，她將NGO這一話語體系視為在國家間博弈中創造性地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和資本。NGO不僅能夠開創話語經濟新天地，也能夠成為全球治理政策制定的話語企業家。她的研究賦予了制度性話語權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內涵。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經濟上崛起，文化上也自信漸增。“話語權”、 “軟實力”等理念得到當代中國學術和政治精英的認可和移植，實現了在公共場域內的普及化。這些理念不僅進入到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政策、戰略和策略話語體系，也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工具，甚至目標。十八大以來，一方面，“和平崛起”的目標上升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另一方面，中國外交政策也從十七大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轉變為“勵精圖治，奮發有為”。但是，十七大召開后的十年，我國對軟實力理解和應用停留在傳播和文化產業化上。譬如中國外宣辦在紐約時代廣場投放的中國名人廣告，以及在奧巴馬總統招待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白宮招待會上，朗朗彈奏《上甘嶺》這一抗美援朝歌曲。這兩個戰略的目的本是彰顯中國軟實力，卻引來輿論界的譏笑或罵聲。正面的效果即使產生了，也稍縱即逝。

2015年底，“制度性話語權”這一理念悄然進入了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方案，它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中首次出現。公報強調，必須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它與“中國夢”、“奮發有為”等理念緊密相連，但比其更新鮮、更精準，更有立體感和持續性。“制度性話語權”為自去年啟動的十三個五年計劃提出了新的目標，指明了新的路徑。

從主辦大型經濟論壇如博鏊論壇，建立和運行上海合作組織，到單挑籌建亞投行，不斷推進金磚五國合作，再到參與二十國集團峰會，并于去年在杭州成功舉G20峰會，以及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我國過去幾十年在構建制度性話語權的實踐方面做著一個又一個努力，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教訓。在現行全球治理模式破產的情況下，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需要借助制度性話語權在國際事務中贏得更多參與引領全球治理的主動權。同時，在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名單中，有兩個項目與制度話語權有關，它們分別是G20峰會國家對外傳播理念與機制研究，以及中俄媒體交流、戰略傳播與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的構建研究。顯而易見，此類研究議題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本研究將綜述我國知識界近兩年來對“制度性話語權”的研究成果，在批判吸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重新定義，并結合過往實踐經驗，總結構建和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的路徑。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幾個問題：（1）當代中國知識界對“制度性話語權”有怎樣的認知？這種認知現狀存在何種缺陷？（2）兼顧理論性和實踐性，如何恰當地定義符合中國實際的“國際制度性話語權”？（3）在參與和引領國際治理中，如何有效構建和提升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

二、制度性話語權的認知體系

在當代中國的話語研究中，將制度與話語權合二為一的“制度性話語權”尚屬新鮮概念，它被正式提出不過兩年，在國際話語研究領域中也暫無統一定義。

國內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其做出了解讀。從經濟的角度切入，是著眼十分具體的一個視角。因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中，“制度性話語權”被放于“全球經濟治理”的背景下，以下定義皆在該范疇內討論。徐明棋提出其有兩層含義，一是有發表看法且得到重視的權利，同時這種權利在制度體制上得到了保障；二是在全球經濟治理涉及制度改革和重構的問題上，具有話語權和影響力。陳偉光等認為，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反映為國際社會行為體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中，通過話語博弈對國際經濟社會結構賴以存在的體系、規則、機制的支配性影響。同時，經濟與政治密不可分。張殿軍將制度性話語權定義為主權國家以國家利益為核心，圍繞與國際經濟政治制度密切相連的國際事務等發表意見的權利，具體包括對國際制度的定義權，對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權以及對是非曲直的解釋權和評判權。

事實上，對制度性話語權的討論不應囿于經濟與政治的框架之下，文化、軍事、科技等維度也應被納入，從而擴展到整個全球治理的范疇。蘇長和提出，制度性話語權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組織運行、國際規則制定、國際道義維護、國際秩序組織方面的引導力和影響力。也有學者認為，制度性話語權是一種以制度形式固化的話語權，即制度體制為話語權提供保障。這兩種解讀，前者是從話語權的作用途徑來定義，后者則關注話語權的保障方式。雖是兩條路徑，但其實可構成一個閉環，即話語權作用于制度，又保障于制度。

有一個概念與“制度性話語權”有微妙的對應關系，即話語性制度主義。相比于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這個新轉向從內生的角度研究制度變遷問題，將其理解為內在于能動者的話語性建構。話語性制度主義和制度性話語權其實是錢幣的兩面，前者側重理論，后者側重實踐和應用。二者的共識在于：（1）制度是話語構建；（2）特定話語構建以特定價值體系為基石；（3）制度是行動體議程設置的平臺，是行動體軟實力的擴散傳播平臺。這種內在邏輯的對應，也為制度性話語權的把握奠定了理論基礎。

目前我國學界對制度性話語權的認知，學理性有余，實用性不足，也忽略了它的內在價值根基和目的性。在福柯“話語即權力”的命題之下，他定義的話語權側重于無主體化的權力關系，但制度性話語權必有其行使主體。該主體以國家為主，同時也包括政府間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市民等私人及私人團體等。

在前述研究基礎之上，本文將“制度性話語權”定義為：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領域中，利益相關者依照其明確的價值體系，通過創立、維護、發展和運行跨國組織或國際治理機構，制定國際規則，創造國際公共產品，完善全球治理，從而達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普惠人類的目標的能力。制度存在的重要性在于，當話語權沒有制度可依托的時候，其產生的影響容易流失，無法積累，也缺乏可信度。因此，構建一種相對固定的范式和搭建一個優良平臺是行使話語權的前提。當話語權以制度的形式存續，那么，它就可以持續地發揮影響力和引導力。

三、中國制度性話語權構建的路徑探索

制度性話語權是最為有效的權力之一，也是“軟權力”的核心構架。提升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有助于保障國家安全、保證國家利益，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重要一環。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這對于解決全球性挑戰中的三個核心問題，即生態與環境問題、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和全球競賽規則問題也將頗有裨益。

客觀地看，現今的國際規則、國際機制和國際社會主流話語權仍基本上由西方幾個核心國家主導。以西方價值體系為核心的國家發展模式和“民主”、“自由”等理念，通過制度的形式固化，在全球確立了正當性，其背后實為超級大國意欲主導全球發展進程的霸權。顯然，結構脆弱、力量不平衡的國際機制亟需變革。然而在國際舞臺上，中國最缺的結構性權力就是話語權，特別是制度性話語權。在此背景下，其構建更顯得迫切。

參入、參與后的改革、共建和獨立創建是層層遞進的過程，也是構建中國制度性話語權的四條路徑。下面將結合案例具體闡述這四種方式，分析其優勢與劣勢，并嘗試提出最優策略。正如定義中已經提出的，這四條路徑的依托對象均為跨國組織和國際治理機構，從多軌外交的視角來看，其中包含了第一軌政府和第二軌非政府／專業人士。由于話語權的軟性特質和當下中國的外交策略行為過多地依賴政府，非政府和民間組織需要在公共外交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一）參入國際組織與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抵觸到融入國際組織與制度，中國突破了來自內外的雙重壓力。在此過程中，中美關系變化是一個重要的觸發點。1971年，中美破冰。在此之前的20多年中，中國一直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遏制與孤立。

1971年10月，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下，中國終于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也是中國全面加入國際組織的標志。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中國唯一政府的合法性被美國承認。次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率大幅增加。

我國參入國際組織與制度，作為“走出去”的必要策略，在上述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一方面適應了中國當時的經濟現代化要求，另一方面幫助中國打破了外交孤立。但是，必須要認識到的是，作為西方主導之下的國際組織與制度的參與者，中國擁有主動權的空間非常有限。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加入一些對其相對實力有限制作用的國際組織與制度。譬如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中國在2001年入世時接受了不平等的《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的規定，即其他WTO成員在對中國企業發起反傾銷調查時，如果中國企業不能證明其所處產業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反傾銷當局可以采用替代國價格進行傾銷的認定和計算。今天，15年保護期已過，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帽子仍未摘掉。進入2017年，美國、歐洲和日本仍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也就是說，它們想制定“新十五條”來限制中國。由此可見，如果初期以妥協為代價進入一個國際組織，那么到后期，當國家利益受到損害時，中國想要“改變規則”將十分困難。

在特殊階段，以“參入”為第一步是理性而務實的，但在制度性話語權構建的需求之下，參入是遠遠不夠的。在參入之后求變，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搭建新平臺，才是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二）在參入后進行改革

國際組織和制度不是價值中立的。現有的大多數全球性國際組織和制度，都體現了“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價值觀與利益訴求，反映了當時的國際權力結構。因此，其中的話語權分布是不均衡的，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十分微弱。但整體而言，中國仍是當下國際體制的受益者。譬如，中國被認為是參與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國家。雖有前述的不平等條約。這仍與中國政府入世的決策分不開。2015年，中國的GDP達到11.065萬億美元，比2001年的1.339億美元增加了近10萬億；而美國則從2001年的10.622億美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18.037億美元。美國雖然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的增速足以讓美國忌憚。同時，創建新的機制并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國家目標，而利用現有的國際機制提升制度性話語權，則是在兼顧全球共同利益的同時維護本國利益。由此看來，改革是一條較為中庸的道路。

中國的一個施力點是增加在國際組織中的席位或投票權，這是外部可見的制度性話語權提升。2016年初，IMF份額改革正式生效，中國的投票權從3.994%上升至6.390%，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成為占基金份額第三大的國家，兌現了2010年“給予中國等國家更大發言權”的改革方案。至此，占基金份額前十的國家分別為美國、日本、四大歐洲國家和四大新興市場國家。

20國集團是中國推進國際制度改革的體現之一。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七國集團為核心的國際金融治理模式受到挑戰，已經運轉了十年的G20因此從部長級會議被提升為首腦級會議。匹茲堡峰會之后，G20首腦峰會被正式制度化，并被提升為治理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制度平臺。G20包含了“金磚五國”在內的許多新興經濟體，本身即為適應國際經濟權力變化的一種新制度模式。中國在 G20 中的角色，則經歷了從“被動參與者”到“核心參與者”，再到 “引領者和國際規則制定者”的變遷 。

2016年，G20峰會在杭州召開，中國也以此為契機提出了“中國方案”，其中有三個標志性的“創新”：第一次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第一次發起《二十國集團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第一次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盛斌，2017)。同時，杭州峰會也是G20 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會最多的一次峰會。這都體現了中國致力于為發展中國家謀得更多制度性話語權，從而讓全球發展更為平衡、平等和公正的努力。

上述兩例都體現了中國在改革國際經濟秩序，以提升制度性話語權方面的努力和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仍在IMF中持有一票否決權。G20作為危機下的產物，一旦危機得以解決或處理無效，也存在刻意被邊緣化的風險。在國際經濟治理視野之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替代體系并未建立起來，話語權分配的權力關系也未得到本質改變。只有在改革中建立起更為長效的機制，把主動權握在手里，中國擁有的制度性話語權才不會稍縱即逝。

（三）與他國共同新建和運營國際組織

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整話語權的分配，但無法從本質上動搖不平衡的權力關系。因此，在當今“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中，中國應聯合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力量，以國際組織為載體，共同建設新型國際秩序，以應對前文中提到的全球性挑戰。在此方面已有許多嘗試，下舉博鰲亞洲論壇和“金磚五國”兩例，前者為相對失敗的案例，后者則相對成功。

博鰲亞洲論壇是首個將總部設在中國境內的國際會議組織，也是中國聯合其他國家新建國際組織的最初嘗試之一。論壇由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于1998年倡議1，并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宣布成立。從2002年開始，論壇每年定期在博鰲召開年會。但是，博鰲論壇成立在美國重返亞洲之前，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它希望通過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建立亞洲一體化，卻很少在文化交流、安全等其他方面施力。成立16年來，它在深化亞洲各國之間的經濟交流、協調與合作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從與會者和外媒報道的角度來看，論壇本身并未打出國際影響力。在2017年的論壇中，“一帶一路”是重要議題之一，論壇自身的制度貢獻力則被削減。同時，論壇依托的是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但其本身并非一個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的有效平臺。自2013年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實施后，中國在南海等問題上所處的被動局面以及中國與亞洲鄰國關系的反復，檢驗了過去十多年來，僅以經濟交流為中心議題的博鰲論壇在亞洲產生的影響力的脆弱性。

在現行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西方主導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但是，新興經濟體實力壯大，該體系中的國際力量對比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例如2016年，新興11國2對 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 60%。然而，舊有體制并未體現這種變化。在此背景下，“金磚國家”感到了推進制度改革的迫切性，繼而共同爭取屬于新興國家的話語權。

“金磚國家”的概念最初來源于高盛2001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其中觀察到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四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并推論全球經濟將進入包括“金磚四國”的八國或九國時代。2009年，“金磚四國”領導人進行了首次正式會晤，合作機制正式啟動。2010年12月，作為該合作機制的輪值主席國，中國與其他三國一致商定，吸收南非加入 “金磚四國”，“金磚五國” 正式形成 。

“金磚五國”力求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其進行外圍突破的舉措之一。這是一個政府間合作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目的是為金磚國家以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可持續發展項目籌措資金。作為第一個由新興市場國家自主成立并主導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金磚銀行是金磚五國聯盟邁向實體化和制度化的里程碑。可以說，“金磚五國”實現了相互牽制下的有限合作。金磚銀行的總部設在上海，第一個區域性辦公室設在南非，首任行長來自印度，首任理事會主席和董事會主席則分別來自俄羅斯和巴西。此外，“金磚五國”的制度建設也在不斷完善之中。除了金磚銀行，它還建立了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晤和經貿、教育、智庫、科技、衛生、民間等數十個工作機制。

在促進合作和推動發展上，中國位于這塊“金磚”的最核心處。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總量大于其它四個國家的總和，在金磚銀行1000億美元的儲備金里，中國貢獻了410億美元，在“金磚五國”中發揮著金主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對國家間的合作模式有著充分了解，也期望借助這一跨國平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2017年9月，“金磚五國”第九次領導人會晤將在廈門召開，除了商討如何深化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外，作為輪值主席國的中國，將與其它四國重點探討“金磚五國”聯盟如何共同推動全球治理，發展開放型的世界經濟。而這一議題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也頗具關聯性。

但是，“金磚五國”的合作仍面臨內外兩方面的挑戰。首先，西方持續有“金磚褪色”等唱衰論調，也有西方大國分裂金磚五國的圖謀的發生；其次，部分金磚國家自身仍持有狹隘的國家利益觀，使國家間合作的深度和廣度與初創時的愿景有所差距。總體而言，僅借用這樣一個有限且缺乏高效的跨國平臺，作為新型超級大國的中國，還遠不能夠發揮自身對全球的影響力和領導力。

（四）獨立創建國際組織和機制

通過構建涵蓋廣泛的一系列國際組織，美國在世界上確立了它的絕對地位，這些組織也是當下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已逐漸顯現，但想要根本性地提升其制度性話語權，除了早期的參入、后期的改革以及與其他國家共同發力，牽頭建設新的國際組織和機制是必須要邁出的一步。中國的建構者角色，不應只體現在對已有組織和體制的改良，也應體現在自主構建新的運行規范和機構上。這不是一夕之間就能實現的，但作為長期規劃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首先要明確“創建新的國際組織和機制”的目的和意義。這不是要全盤推翻現行的國際秩序，而是對其中不平等、不平衡和不公正的部分進行改革和補充。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5年訪問美國時就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都是開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關國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中國通過牽頭新建來改革，是主動的，也是長效的。

步入21世紀，中國開始加快這方面的步伐。制度性話語權雖然是軟權力，但是必須依托于制度。孔子學院海外發展受阻的原因之一即是其制度設計不夠精細和扎實，顧全了面子失去了里子。通過制度建設將軟實力硬做、做實和做硬，是中國希望通過牽頭創建國際組織實現的一大目標。亞投行是其中的成功實踐案例之一，“一帶一路”戰略則具有很大的發展前景，兩者又相輔相成，前者是后者的金融支點，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施力點。

2013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舉行會談時，宣布中方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年后，中國、新加坡、印度等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3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2015年3月，英國申請加入亞投行，成為首個申請加入的歐洲發達經濟體，其后，法國、德國、意大利等也隨之加入。在2015年末正式成立時，其意向創始成員國已達57個4。截至2017年5月14日，亞投行成員已擴容至77個。由中國單挑成立，受到各國廣泛支持的亞投行，其業務領域明確定位在基礎設施融資領域，這將在縮小亞洲國家經濟發展差異、促進各國經濟融合和區域一體化發展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王達，2015)。倚靠廣泛的合作力量，亞投行在改革現行國際金融秩序方面也有一定的發揮空間。此外，在亞投行的發起建立過程中，中國真誠地邀請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參與，其環評專家、法律問題專家也都是從美國或者世界銀行請來的。由此可見，亞投行的籌建，既體現了中國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上的誠意，對通行國際標準的尊重，又體現了中國在補充和完善國際秩序上的努力。因此，亞投行的創制和建設既服務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又彰顯了中國的全球感召力、議程設置能力和國際責任感。

在提出籌建亞投行前夕，即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就先后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根據其走向，陸上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也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關聯緊密。“一帶一路”以“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為目標。由此可見，其涵蓋非常廣泛，并非單純的經濟建設，而是中國與沿線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全方位互動與合作，這也正契合了制度性話語權構建中的全球治理多領域視野。

“一帶一路”是一項推動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級戰略，中國期望以之為載體推動全球再平衡。這是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倡導互聯互通，摒棄傳統“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轉臺，創新和實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動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最終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

2017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于北京開幕，習近平在開幕式上強調該道路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的特性，并細數了一系列新舉措，如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論壇期間將同30多個國家簽署經貿合作協議，向有關國際組織提供10億美元落實一批惠及沿線國家的合作項目等。“一帶一路”目前仍處在戰略傳播階段，但真正的制度化建設已伴隨峰會的召開而開始。“一帶一路”的職能與聯合國有所相似，其構建的聯系超越了西方傳統的柏拉圖式意義，而具有改變世界的文化潛力，這也許就是“中式全球化”的內涵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也提出一系列制度化建議，如建立“一帶一路”國際治理機制，設立“一帶一路”常設機構，成立聯合國 “一帶一路”機構、建立“一帶一路”國際企業聯盟等。

“一帶一路”戰略和與之相匹配的亞投行，體現了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完善全球治理，構建命運共同體的誠意和能力。二者在“面子”和“里子”上皆有收效，也是中國“包容性創新”的上佳體現，這既是中國技術創新的特質，也是中國完善全球治理的方式。

四、總結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對中國制度性話語權四條構建路徑進行對比，結果如下：

表1總結了上述四條路徑的作用、優勢和劣勢，可以看到，參入和改革是進行全球治理的早期和中期的理性選擇，但中國的主動權受到較大限制。長效機制的建立需更多地依靠后兩條路徑：共同新建聯合了多國力量，但也因此受到牽制；獨立創建雖難度較大，但可以更好地補充全球秩序的短板，體現了中國的創新力與領導力。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應以獨立牽頭創建為工作重點，并在適宜的國際組織與制度中輔以共同新建和改革這兩條路徑。

中國在國際制度性話語權的構建上已做出有益嘗試，也邁上正軌， 暫入佳境。 但目前，其對制度話語權的認識和運用仍處在初級階段。這與時代的需求，中國自身發展的需求，以及世界對中國的需求有所差距。因此，作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未來一段時間內，學界、政界和業界應對我國國際制度性話語權或國際話語性制度進行跨行業兼顧學術性和實用性的深度對話，對我國國際制度性話語權短板進行補充、合作創建與發展；

2. 為了更有效地引領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國際制度話語權的機制必須建立在更開放，更平等，更富有前瞻性的人類新型文明價值體系之上；

3. 未來五到十年內，中國學界應增加從跨文明和全球的視角對制度性話語權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性研究；

4. 中國應該立即行動起來，大力培養國際制度性話語權實踐人才，以滿足未來中國參與和主導跨國組織、駐外機構、企業與公益機構大量的中高檔人才需求。

只有不斷充實價值內核，建設組織與機制，完善制度依托，培養可用人才，我國才能在國際上獲得更多制度性話語權，走好“中華文明復興”之路，進而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普惠人類的愿景。

（本文來源：國際新聞界）

作者簡介：

賈文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婧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