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國，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商務部研究院原院長。

來源：中國與全球化智庫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觸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已歷時八年，至今全球經濟仍未擺脫增長困境，難以回歸平穩增長軌跡。當前全球經濟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經濟復蘇不穩定，各國增長不均衡，全球宏觀政策不協調。在經濟長期蕭條的過程中為挽救世界經濟增長困局，各方意見難以統一，緊縮和量寬政策相互配置混亂，內生與外在增長動能難以準確把握，全球宏觀政策協調難度進一步上升，存在著方向不明、政策定位不準等眾多彷徨迷惑問題，從而導致世界經濟難以走出衰退的陰影。

期間，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恐怖主義、保護主義以及反全球化的論調趁勢而上，更進一步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影響和沖擊。英國脫歐所引發的對全球化的反思討論，至今尚無定論。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不斷發出的反全球化的奇談怪論，更加引起了全世界對全球化前景的擔憂。

多哈發展回合歷經15年談判難以落下帷幕，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正在受到挑戰。與此同時，區域經濟一體化迅猛發展，自貿區協定層出不窮，已由雙邊協定轉為更大范圍的區域協定。美國主導的TPP和TTIP兩大區域協定，進展也遇到了多重障礙，前途未卜。當今世界，是否處于逆全球化的發展階段，人們為此而爭論不休。本文擬通過對當前全球化面臨的一些爭議和不確定因素的探討，進一步明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前景，以堅定人們對全球化大趨勢的深刻認識。

　　經濟全球化指的是生產要素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國各地區的市場不斷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一個統一、開放、便捷的世界大市場的歷史進程。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角度分析，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得益于科技進步，航海的發展激勵了人們對世界新大陸的探索，信息技術的突破使得人們之間的距離大大縮短，航空事業的發展促進了商貿交流，互聯網的開發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使得東西半球的時差反而成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助推器，此外市場的開放促進了人流物流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就是要解決全球優化配置資源的問題，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全球化發展的手段主要是通過促進貿易和投資實現的，全球化的載體則體現在跨國公司的快速發展方面。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將不可避免地產生相互交織的影響，科技的進步進一步促成了經濟的深度融合，并有利于形成全球統一的大市場，而資本趨利的內在動力必然驅使企業不斷提高在全球優化配置資源的能力，以尋求成本最低利潤最大化。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已形成的規范經濟行為和競爭行為的全球規則，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全球經濟的治理體系，實踐證明是有效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是各個國家共同的需要。所以經濟全球化從其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仍不失為一個大趨勢。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革命為中心的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沖破了國界，而且縮小了各國和各地區的距離，使世界經濟發展的物理障礙日益減少，由此也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回顧全球化的發展歷程，人們經常把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帶動了全球航海事業的發展，航海事業的發展增強了人們對地球的認識并加強了地區間的聯系，人們將此視為全球化的1.0版本。

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所帶動的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后期形成的英聯邦的勢力范圍被描述為全球化的2.0版本。而二戰后以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為主要框架內容所形成的世界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其代表機構有聯合國、IMF、世界銀行以及關貿總協定等國際組織。這一套全球治理的模式在規范和協調國際經濟秩序方面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進了二戰后全球經濟的恢復和高速增長，所以多數人將其視為全球化的3.0版本。

　　但是從經濟全球化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分析，更多的學者傾向于將20世紀70年代后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全球進入浮動匯率發展階段，在跨國公司的推動下，結構調整和跨國貿易投資成為發展的主流，象征著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階段。這一段時間也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段，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經濟從1970年的2.95萬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65.6萬億美元，增長了20多倍。

全球貿易從1970年的3056億美元到2010年為15萬億美元，增長接近50倍。這一階段的發展特征是，以美歐為主的跨國公司通過在全球優化配置資源，加速了其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并迅速形成了一批規模巨大的跨國集團，有的大到富可敵國。跨國公司由于存在在全球優化配置資源的內在需要所以不斷地驅使政府通過談判形成市場開放的安排，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在二戰后主導的八輪關稅減讓談判則集中反映了跨國公司的訴求。

當然跨國公司的發展在推動科技進步和全球統一大市場方面仍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期各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內在需求并沒有改變，其發展的大趨勢也是不可逆轉的。當今所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平衡好跨國公司在全球化過程中所獲得的巨大收益，以及如何保持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平衡好各國之間的利益訴求。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長期以來是相伴而生的，兩者的博弈從未停止過。而其矛盾的焦點基本反映在是堅持開放型發展模式還是采取保護主義的發展模式，兩者的轉化是以經濟的發展水平決定的。歷史上看，美國也是經歷了開放與保護交替發展階段的。在美國建國初期，美國長時間采取了保護主義的做法來對抗來自歐洲英法的沖擊。美國真正實行開放發展戰略是在20世紀初，隨著美國競爭力的提升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才不斷地轉向堅持開放市場的自由貿易發展模式。

　　從近代全球化的博弈看，反全球化的勢力主要來自在勞聯和產聯方面，隨著20世紀80年代跨國公司全球化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使跨國公司的收益大幅上升，同時也的確影響了一部分社會工薪階層的利益。所以在90年代，國際上興起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思潮，主要是以工會、勞聯和產聯為代表的社會勢力，他們反對開放市場，甚至反對因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所導致的失業現象。1999年底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世貿組織第五次貿易部長會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工會組織以及NGO，包括來自歐洲的部分代表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此輪抗議集中代表了90年代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但是當時強大的反全球化勢力主要來自社會底層的工人和民間非政府機構組織。

　　而最近興起的新一輪反全球化聲浪，則起源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由于金融危機后各國國際競爭加劇，復蘇日益艱難，部分國家特別是社會底層勢力再次遷怒于全球化進程以及市場開放等因素。特別是以美國共和黨特朗普為代表的一系列言論引起了世人的普遍關注，這一輪同上一輪反全球化浪潮有所不同的是，上一輪可以理解為以勞動者組織為代表所形成的反全球化勢力，主要代表失業大軍的利益和社會底層困難人群的訴求，而這一輪反全球化的聲浪則來自于國家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以及政黨領袖，他們反對貿易投資自由化，反對市場開放。

對于這種現象，我們分析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些政治人物對于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缺乏一定的知識和了解，從骨子里就認為全球化的發展對產業工人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種解釋是，這些政客為了贏得基層選民的民意，借用反全球化的論調以求獲取更多的選票支持。如果是前者，則代表全球化的發展真正遇到了麻煩和阻力，如果是后者，我們相信這些政客一旦執政后也未必會真正兌現自己的諾言。全球化發展趨勢不會受到根本的影響，目前的這種逆流只不過是全球化發展中的一個插曲而已。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歷來認為中國對美出口的順差是導致美國巨大失業的原因，這一結論是沒有科學依據的。大象曲線已被證實是帶有偏見的結論。從歐美全球化的進程看，其受益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歐美率先完成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并已率先進入到了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目前，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基本占到其經濟結構的70%以上，服務業為主的社會代表著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及大多數勞動者已成為白領工人，就業崗位提供的更多是高收入的機會，由此在歐美社會形成了廣泛的中產階級，并成為社會消費的主力，長期支撐了其經濟的穩定發展。

　　其次歐美更大的變化是，基本擺脫了化石能源的消費階段，進入到了低耗能的環保型社會，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同時也大幅減少了對污染治理的資金投入，問題是政府并沒有把更多的稅收用于解決社會的養老和失業和再就業培訓方面，從而導致了社會兩極分化加劇，并形成了一部分長期失業的困難階層。這種失衡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更不是貿易不平衡的結果，而是政府社會責任缺失而導致的，是典型的社會問題。我們不應該將社會問題同全球化的影響混淆起來。

　　此外，長期以來，歐美的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高技術高知識的就業崗位不斷上升，大部分新增就業主要體現在高新技術領域及金融領域方面。而現在的失業則主要體現在結構性失業方面，所以很難得出結論是由于全球化加速發展而形成的。當然在經濟危機階段，失業率普遍都是比較高的。

　　因此科學地看待這一切就不會得出全球化導致大多數人失業的這一結論，更不像美國政客所宣傳的那樣，是中國的出口導致美國工人的大量失業。

　　在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不存在誰是輸家的問題，因為全球化的發展本身就不屬于零和游戲，應該說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國根據其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過程，是完全符合國際貿易投資的基本理論模型的，即根據比較優勢貿易模型的結果測算雙方都是受益的，特別是從國與國的貿易關系看更不存在輸贏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發展當中都是受益者。關鍵在于一個國家能否正確地處理好在開放環境下經濟的平衡發展問題，以及如何平衡在經濟發展中的利益分配問題。核心是大多數人受益還是小部分人占有更多財富的問題。

　　歐美國家在長期推動市場開放的過程當中，實際上國家同跨國公司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為了促進其跨國公司的發展，不斷地去迫使新興經濟體擴大市場開放，而其所要求的開放內容又是根據其發展優勢而不斷變化的。例如，早期歐美國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降低關稅，減少進出口限制方面，而在歐美國家服務業競爭力快速上升后，又轉而要求發展中國家加速開放服務業市場。

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開放市場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擴大了利用外資，加快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并迅速形成了加工制造的競爭優勢。坦率地講，應該說發展中國家也從全球化中獲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紅利。然而就此說發達國家是全球化的輸家也是沒有依據的，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開放市場的過程，是一個勞動生產力提高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企業效益不斷提高的過程。發達國家通過跨國公司進而壟斷了大量的貿易投資收益，問題出在更多的利潤完全被跨國公司所壟斷，財富過多的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形成了分配不均和社會的兩極分化，從而導致社會底層的福利受到侵蝕和影響。而發展中國家則是通過加快經濟發展使得更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從而可以看出全球化的過程在發展中國家是普遍受到社會認可的，而發達國家則缺失了一部分社會支持的基礎。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簡單以輸贏來判斷全球化的得失，關鍵要看通過全球化經濟發展受益之后，真正的受益方是誰。

　　當然經濟全球化的問題也是應引起我們足夠重視的，經濟全球化主要問題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部分利潤被跨國公司所壟斷。二是沒有兼顧好社會底層廣大勞動者的利益。三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協調能力明顯滯后。所以從長遠的發展角度看，堅持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仍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注意協調解決好全球化中產生的矛盾，關鍵要加強以下幾方面工作。

　　首先要加強全球貿易和投資的規范和指導，引領全球貿易投資繼續健康發展。在全球貿易投資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方面，各界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這一點主要應通過全球經濟治理來完成。除了要繼續支持WTO作為多邊貿易體制繼續發揮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強對全球投資規則的制定和完善。此次杭州G20峰會領導人所通過的關于全球多邊投資指導原則的文件，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事件，說明了主要國家已就推動全球投資規則談判達成了原則性的意見。為了保證全球化的健康發展，關鍵要協調好以下幾方面的規則，包括建立約束跨國公司合規經營的法律法規、規范跨國公司合理納稅、強調跨國公司發展中的社會責任等。這些都將有益于平衡全球化中跨國公司的利益，避免產生利益失衡所觸發的矛盾。

　　其次高度參與全球化的國家，要積極平衡好國內社會底層的群體利益，避免產生社會分配嚴重不均的現象，控制社會財富嚴重兩極分化的趨勢。同時要兼顧好社會底層的生活和工作，特別是在社保和就業方面，要對社會底層有一定的傾斜和安排，如適當加大對失業者的培訓，逐步調整就業結構，扭轉結構性失業的問題。當然重點要逐步解決好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問題，爭取獲得社會更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要發揮好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協調作用，為了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主要國家一定要在市場開放方面做出表率，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不斷開創互利共贏的合作局面。在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持續通過各自的努力把全球經濟增長優勢激發出來，使得更多的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有所受益，增強人們對全球化發展的信心。

　　在前不久中國作為東道主召開的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提出的治理方案受到了廣泛的響應與支持，與會國家再次重申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聲明。中國也表明了維護經濟全球化的決心和擔當，并為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開出了中國的藥方，其主要內容是，創新、活力、聯動和包容。與會各國元首也原則通過了G20的大會聲明。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有必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不僅是當今世界外部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內在發展的需要。中國目前不僅是貿易大國，并且正在形成對外投資大國，中國更需要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以及公平法治的投資環境，以加強對中國海外利益權限的維護。中國有責任有義務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在其過程中關鍵是要處理好同大國的合作關系，因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是建立在主要國家合作的基礎上。

此外，全球化的手段主要是通過貿易投資來實現的，G20會議通過的全球多邊投資指導原則文件突破了全球投資規則談判的禁區，該文件能得到G20的通過應該說為下一步推動投資規則的談判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中國應該抓住這一機遇，繼續抓緊同主要國家協商，采取務實的動作，全力推動早日啟動全球投資規則的談判。這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具體過程，客觀地講，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力和主導力在未來的發展時間節點上是不會有明確的權利交割期的，而中國在每一件國際事務中的成功表現將不斷地積累并構筑成中國的影響力，而眾多影響力的集聚則體現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的主導力。

引用本文相關內容請注明出處：全球化智庫（CCG）編著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