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投公司副總經理  祁斌

來源：新華網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居民財富的激增，近年來，我國海外投資日趨活躍。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累計投資金額創下1701.1億美元的歷史高點，同比增長44.1%，而相對于世紀初，這一數字則增長了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國已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凈輸出國，中國資本走向世界成為了全球一道新的風景線。

一方面，中國資本“走出去”和國際資本“請進來”，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助推了全球經濟的增長，也成為了聯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紐帶。另一方面，中國的海外投資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和值得擔憂的現象。一些企業具有非理性的對外投資傾向，有的投資在真實性、合規性方面較為欠缺，有的則與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政策要求不符，甚至對國家的形象造成了負面的影響。關于中國海外投資成功的比例有不同的統計口徑，有的認為失敗幾率高達40%以上，盡管這些統計口徑不一定完善或準確，但多多少少反映出客觀上存在的問題。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缺乏經驗，畢竟大部分企業沒有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參與過競爭，對海外投資的環境也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缺乏明確的戰略，簡單地認為海外投資是尚未開發的“藍海市場”，遍地都是機會，或者把“走出去”僅僅當做“走出去”，而沒有與“請回來”相結合。當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海外投資項目存在著轉移資產和過多考慮非商業因素等原因，亟需我們加強監管。去年以來，國家強化了對外匯流出和海外投資的監督和管理。此前，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強調金融要回歸本源，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降低金融領域的無序擴張步伐，引領資金“脫虛向實”，協調金融與經濟的平衡發展；發改委也表示有關部門將繼續關注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非理性對外投資傾向，防范對外投資風險，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這些改革措施均是為了促進中國海外投資的良性發展。

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大量的財富積累帶來了消費或需求端的升級，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腳步不會停止。但一個突出的矛盾是，供給端的水平仍然非常落后，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遠遠跟不上。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仍然相去甚遠，2015年，中國的每單位產出大致相當于美國的7%和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這個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了時代最重要的主題，旨在加快提高供給水平，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兩條實現的路徑，一是自我創新，這要求我們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二是實行“拿來主義”，這要求我們有效制定海外投資戰略。

因此，加強國際投資合作和有效實行“拿來主義”，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而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將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使命和主旋律。通過借助資本的力量，切實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先進技術“請回來”，對接中國市場與全球先進技術和成熟商業模式，將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加速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實現跨越式發展。2015年以來，中國海外并購的熱點領域從資源能源轉向高科技、制造業和消費類，也折射了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向內需為主的深刻轉變。

與此同時，另外一個重要背景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歷八載，全球主要經濟體仍處于復蘇緩慢和債務高企的困境中，地緣政治博弈與文明沖突為世界籠上了新的巨大的不確定陰影，反自由貿易與逆全球化的噪音也不絕于耳。如何打破壁壘，在日益紛亂的世界尋求共贏，促進增長，成為擺在各國面前尤為嚴峻的挑戰。

依托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巨大潛力，堅持循序漸進和互利共贏的原則，推進經濟合作和互聯互通，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正在開啟和引領全球化的新征程，并為全球增長與和平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應該說，中國的13億消費者市場，是今天全球單一最大和最重要的消費者群體，不僅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穩固基石，是不確定的世界中最為確定的重要力量。

因此，我們應該將海外投資與“一帶一路”建設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地結合起來，既落實“一帶一路”框架，架起中國與世界的橋梁，帶動周邊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使得中國的崛起能夠惠及世界；同時，又借助資本的力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實現跨越式發展。

“一帶一路”國家中，既有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發達國家。我們應該針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分別制定相應的戰略，而兩者的核心都是發揮我國與這些國家各自的比較優勢并進行交換，推動合作，實現共贏。在發展中國家方向，應注重發揮其資源豐富、成本低廉的優勢，而中國在基礎設施和一些傳統行業具有絕對的比較優勢，可藉此推動切實可行的合作。而沿著發達國家的方向，中國資本可投資于一些先進的技術、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帶回來與13億中國的消費者市場結合。

一個成功的海外投資項目應至少包含四個重要的因素：

一是與中國市場有協同效應；

二是能夠在海外投資和中國市場之間進行投后的整合，整合或者在制造端，或者在營銷端，或者兼而有之；

三是推動投資標的最終能用好中國資本市場平臺，最終實現A股、H股或A+H上市；

四是惠及被投國家，甚至挽救很多發達國家的傳統企業和產業，實現共贏。

有了正確和清晰的戰略后，跨境交易仍然是一項高風險活動，在交易過程或投后整合等任何一個環節上，都有可能出現風險或問題。例如，不了解被投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環境、在收購活動中領導層不能對交易過程保持領導力、薄弱的收購團隊、不善借助外部專家經驗、不能使得被投國家獲益并引發抵觸和反彈，等等。

走出去智庫（CGGT）聯合創始人、國際律師呂立山（Robert Lewis）先生擁有30年國際法律經驗，長期從事跨境交易一線工作，累積了豐富的實戰經驗。通過總結自己長期的實戰觀察，以及調研全球并購專家們的最佳實踐，呂立山律師為中國企業高管們系統梳理了海外投資中易出現的問題并提供了一套“實戰攻略”。他在本書中指出了中國企業跨境并購中普遍存在的30個常見錯誤，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試圖給走向世界的中國企業提供幫助。本書并非一本艱澀難懂的法律教科書，而是通過大量真實案例來呈現中國海外投資常見問題以及并提出如何改進。近期，呂立山先生在中投公司內部做了一場關于中國投資者海外投資經驗教訓的講座，聽眾受益良多。希望他的經驗能夠分享給更多的一線工作者，也希望中國實業界和金融界能共同攜手，不斷改進海外投資，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把握確定的方向，有效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速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

注：此文為中投公司副總經理祁斌為走出去智庫（CGGT）首席法律專家、國際律師呂立山（Robert Lewis）先生新著《國際并購游戲規則：如何提高中國走出去企業成功率》一書所著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