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設報兩會記者 周麗

　　很多基層干部反映，鄉村振興，手里急缺的就是資本。資本下鄉，就是撬動鄉村振興的活水，是鄉親們的甘霖。2019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中國建設報》記者獲悉，全國人大代表張天任帶來了他的議案，圍繞資本下鄉問題，從鄉村振興的戰略角度進行了探討。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要求，“加快制定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

　　張天任在議案中表示，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下，全國上下掀起了資本下鄉熱潮，不僅帶動了土地流轉，盤活了農業、農村多種閑置資源，還直接促進了農村電商、現代農業、休閑旅游等產業興旺發展，帶動了農民就近就業、脫貧致富。

　　同時，張天任也提出了目前在資本下鄉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他表示，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社會資本在“下鄉”的過程中暴露出“熱投資、冷農民”的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資本下鄉后偏離“三農”軌道。有的工商資本“下鄉”之后，以發展特色小鎮、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名義，“跑馬圈地”、“圈而不種”，變相發展房地產開發，一旦經營不善就出現“毀約棄耕”、資本“跑路”，既損害了農民利益，又給農村留下諸多后遺癥。

　　第二，“資”“農”關系緊張。資本下鄉是以促進鄉村振興為主要目的，然而很多社會資本對農村并沒有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反而給農村帶來較多負面效應。如有的社會資本下鄉經營生產活動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加重了當地的污染程度，打破了當地農民原有的生活狀態，從而激化了雙方矛盾。

　　第三，建設主體錯位。在社會資本下鄉的過程中農民應占主體地位，現狀卻事與愿違。在我國許多地方，目前社會資本在下鄉的過程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農民的積極性沒有被充分調動，導致社會資本在農村唱“獨角戲”的局面。由于存在利益矛盾，社會資本與農民群體未能建立起良性的合作關系，社會資本在下鄉的過程中得不到農民的廣泛參與及大力支持，必然產生資本下鄉“水土不服”的情況。

　　鄉村振興戰略，呼喚著一切有利于鄉村發展的要素，也呼喚著資本下鄉。但是，任何時候，資本下鄉都不能代替老鄉。鄉村振興的主體，必須而且始終是老鄉。資本下鄉必須充分尊重農業農村發展規律，充分尊重農民發展意愿，充分結合農村發展實際。對此，張天任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

　　1、嚴格把握資本下鄉的“三道檻”。一是“制度檻”。建立嚴格的資本下鄉準入和監管制度，完善社會資本補貼激勵機制，支持參與設立農村金融機構，依靠制度引進良性資本并規范投資方向。二是“信貸檻”。金融機構把握正確信貸投向，通過優化服務、快捷審批及在稅收上給下鄉資本以優惠，通過信貸調解下鄉項目及融資成本。三是“風險檻”。建立流轉失地農民法律援助機制，明確資本下鄉與環境保護的聯結，制定和健全有關法律、法規，并加強法律宣傳教育，借助風險管理警示資本下鄉對農民權益的保護，確保資本下鄉不走偏，農民利益不受損。

　　2、建立利益分享增長機制。一是按照市場行情合理確定轉讓價格。地流轉價格要結合土地未來產出水平、土地流轉后的收益及土地原有產出水平進行制定，與市場密切掛鉤，并在村或鎮建立土地流轉信息平臺、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土地流轉交易平臺，實行信息公開、有償交易、集中競價。二是按照集體成員資格享受增值收益。引導農民以土地入股，按企業年利潤取得收益分成，通過土地資本獲取資本下鄉的持續紅利。三是按照物價和經濟發展程度建立收益增長機制。根據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建立土地流轉或租賃收益常態增長機制，下鄉企業與農戶之間達成協議，收益按照物價變動比例自動調整并設定保底租金，切實打造“資”“農”利益共同體，實現社會資本與農民的“共進退”。

　　3、提高農民知曉參與程度。資本能否真正“下鄉”，“老鄉”的參與是關鍵因素，為此，需要確保農民以下權利：一是知情權。搭建土地流轉服務平臺，提供土地流轉信息咨詢和政策法規咨詢，并指導農民簽訂合同;利用村務公開欄，將資本下鄉項目相關內容逐款逐項、定期公布。二是選擇權。對土地價格、土地經營領域、企業薪酬待遇等涉及轉讓土地農民切身利益的，召開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或理事會成員大會，使流轉土地農民有選擇權。三是表決權。引入“民主懇談會”等民主協商治理模式，在政策制定、實施和利益分配調整的過程中，使農民、村集體、下鄉資本的訴求充分表達、平等協商。四是質詢權。轉讓土地農民可通過參與理事會方式或村務監督方式對下鄉工商資本的經營行為、征地補償安置進行監督并質詢，村集體必須給予答復。

　　4、完善基本生活保障措施。一是加強轉讓土地農民的技能培訓。充分依托本地技校、職校、部門培訓機構及下鄉企業的力量，加強農村勞動力轉崗培訓，推動轉讓土地農民由“體力型”逐步向“技能型”、“智能型”轉變。二是將轉讓土地農民納入就業保障體系。對投資企業招收本地農民給予優惠政策，使就業機會向本地農民傾斜。三是加強轉讓土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探索政府主導、企業運作、農民參與的養老保險機制，強制下鄉企業為農地流轉農民購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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