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樓繼偉卸任了任職不到4年的財政部部長職位，離開他工作了接近13年的財政部。樓繼偉在任期間，用“43號文”給無限膨脹的地方債務套上了韁繩，用“45號文”來使預算適應現(xiàn)代財政制度的發(fā)展，用“62號文”來清理各類稅收優(yōu)惠政策，營造市場公平，樓繼偉的這一系列財稅改革，是讓財政努力站在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前沿，讓財稅改革能夠帶動中國這一輪的制度改革。為此，招商引資內參選取經濟觀察報的此文回顧了財政部長樓繼偉的44個月供大家參考。

2016年11月10日上午，財政部機關禮堂，樓繼偉坐在前來宣布任命的中組部副部長的左邊，右邊是新任財政部部長肖捷。現(xiàn)場坐著的是財政部各個司的司長、各個事業(yè)單位的一把手，當樓繼偉短暫的講話完畢，下面響起了長久的掌聲。

三天前，11月7日下午，剛剛回國的樓繼偉在財政部的南樓六層主持召開了財政部內控委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是財政部副部長、部長助理，財政部各司的司長。

就在7日的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免去樓繼偉的財政部部長職務，任命肖捷為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中國的第十一任財政部長。2014年10月30日,財政部內部控制委員會成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兼任內控委主任。

這只是樓繼偉任職財政部部長44個月中的改革之一。從2013年3月到2016年11月，一共44個月，樓繼偉主導了這一輪的財稅改革，建立了財稅改革的整體框架——從2014年出臺的十項改革措施到之后的稅制改革以及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的改革。

在這輪改革中，樓繼偉用“43號文”給無限膨脹的地方債務套上了韁繩，用“45號文”來使預算適應現(xiàn)代財政制度的發(fā)展，用“62號文”來清理各類稅收優(yōu)惠政策，營造市場公平，樓繼偉的這一系列財稅改革，是讓財政努力站在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前沿，讓財稅改革能夠帶動中國這一輪的制度改革。

在44個月內，從上任部長的精細化管理到現(xiàn)在的大國財政，樓繼偉帶給財政部的不僅僅是各種改革，更是將財政安放到了該有的地位和位置，重塑財政。

不到4年，不是一個完整的任期，但是樓繼偉已經給繼任者留下了一個有形的財稅改革框架，無論是預算改革還是稅制改革，又或是政府間財政關系。他一直在做的是將財政擺脫技術官員的身份，回歸到宏觀經濟管理者的角色。一位財政部官員表示，這四年，樓繼偉延續(xù)了當初9年副部長的一貫理念，當年分稅制改革、收支兩條線、部門預算、國庫改革樓繼偉全程參與。

1、合適的人

樓繼偉出生于1950年12月，浙江義烏人。擔任財政部部長之前歷任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國家體改委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貴州省副省長、財政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等職。

樓繼偉于1992年至1995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全程參與了稅制和分稅制改革。其后樓繼偉出任貴州省副省長三年，切身感受到1994年改革的成效，以及繼續(xù)改革的艱巨。1998年至2007年轉到財政部工作9年，繼續(xù)推進改革。

在此之前召開的十八大中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將財政改革的位置提高到了從來未有的高度。

而在樓繼偉接任財政部部長之前出版的《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再思考》中，樓繼偉提出財政處于結構調整和福利最大化承接點的位置，財政體制改革處于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向文明社會過渡承接點的位置。

2013年3月，樓繼偉擔任中國第十一任財政部長。剛剛擔任財政部部長的樓繼偉，幾個月后召開了他進入財政部的第一次大會。

在會上，樓繼偉認為財政改革和發(fā)展面臨很多難題。首先，財政干部職工日常工作大量陷入事務性工作，無暇主動抓大事，謀長遠，一些重大問題遲遲不能破解，導致財政職能弱化，地位下降。其次，財政管理體制機制不盡完善，一些政策只注重當前問題而忽略了長遠發(fā)展，給經濟財政可持續(xù)發(fā)展帶來隱患，單項政策間缺乏有效銜接，部分政策甚至出現(xiàn)效應互抵的現(xiàn)象，造成資金使用率低下。還有就是財政部內部政策研究力量分散，對宏觀經濟運行和在重大政策的研究不夠、水平不高，難以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制定過程中掌握話語權，與財政部作為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身份地位不符。

對于當時中國的財政現(xiàn)狀，樓繼偉已經有了深刻認識，他認為財政收入形勢嚴峻，赤字率不斷攀升，財政可持續(xù)性堪憂。另外區(qū)域性稅收優(yōu)惠政策過多，專項轉移支付繁瑣且規(guī)模過大，不利于形成公平統(tǒng)一的市場經濟還款和推動政府職能轉變。還有就是財政支出剛性強，而且結構僵化，支出政策設計不盡合理，資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2013年全國財政預算赤字1.2萬億元，赤字率為2.1%。但是在當年前五個月的中央財政收入同期增長僅為0.1%。當時，樓繼偉就判斷，2014年—2017年的財政收支面臨的困難就是：收入降速而支出增長，赤字率可能會達到3%。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方案，方案中提到，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到了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更不是揚湯止沸，而是一場關系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深刻變革，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系統(tǒng)性重構。”樓繼偉2014年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

橫在樓繼偉面前的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面臨的諸多問題，分稅制雖然解決了中央和地方關系中的部分問題，但對政府事權的劃分沒做多少考慮，主要是財權方面。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這一輪財稅改革，是國家治理改革，目的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在改，需要進一步推進，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也要處理好，主要是教育、醫(yī)療、社保所面臨的風險在政府、企業(yè)、個人家庭之間如何均衡分擔的問題。財政支出中社會支出占比越來越高，一方面顯示出政府在民生方面擔當更多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帶來剛性支出的問題，反過來影響財政。

更大的問題是將要操刀財稅改革的部門——財政部的一系列問題，樓繼偉認為當時的財政部一些司局的分工不盡合理，存在職責交叉、多頭管理或推諉扯皮的現(xiàn)象，工作合力不足。財政部內部部門信息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還有一些干部上升交流的問題。

2、改革

從2014年6月至2016年11月，兩年半時間，樓繼偉操刀了這一輪的中國財稅改革。

在2014年開始，國務院與財稅部門連續(xù)發(fā)出了十份關于財稅改革的文件，加強地方債務管理、深化預算制度改革、清理稅收優(yōu)惠、推廣PPP模式，劍指改革之前舊的發(fā)展方式。

通過加強債務管理、讓政府債務更加透明化，通過預算約束，通過推廣PPP，樓繼偉希望通過一整套的財稅改革體系，讓中國努力向建立市場起決定作用的經濟靠攏，來改變地方政府的發(fā)展方式。

樓繼偉對財政部內部操起了手術刀，這也是財政部自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機構職能和干部調整。

2014年9月，財政部一次性公布了大量司局長職位的調整，同時還對財政部的內部業(yè)務機構、職能進行了調整，總計涉及14個司局。其中新成立政策研究室、資產管理司、國際關系合作司、國際財金合作司四個司局。此外，預算司、稅政司等核心司局的職能得到加強，分管權限也得到擴充。

從2014年9月開始到樓繼偉離開財政部，人員的調整一直在繼續(xù)，財政部所有的司局位置已經全部換過一次。

樓繼偉沒有將眼光局限于財政之中，如同在他的書中所言，財稅體制是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交匯點。如果說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財”，也觸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繞不過去的。

所以樓繼偉并沒有站在財政去看財稅改革，經常看到樓繼偉在談論其他的改革，比如職工保護、社保改革、戶籍改革等。

2015年4月24日，身為財政部長的樓繼偉回母校作了一次演講，題目叫做“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xiàn)途徑”。然而全文很快被網絡改為“我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四處傳播，各方更是爭相解讀，以窺探這位掌控中國政府“錢袋”的高官，內心真實的想法。

在這次演講中，樓繼偉對中國未來五年到十年的前景有樂觀的估計，也有悲觀的判斷，他覺得兩者是“五五開”。支持者贊許他揭示了中國當下最大的危機，反對者則認為，他身為高官，不應隨意發(fā)表悲觀言論。

其實這些內容早在2015年的中國財政學會會議中講過，2015年4月，在被當選為中國財政學會會長時，他曾說過這樣一番話：現(xiàn)代財政以解決公共問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職責范圍。因此，凡不屬于或不能納入社會公共財政需要領域的事項，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發(fā)揮作用的范圍和領域，財政就不應介入，以免造成資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屬于社會公共領域的事項，而市場又無法解決或解決不好的，財政就必須介入。而這種介入必須具有可持續(xù)性。

在這場會議中，樓繼偉還表達過財政收入增速應該略超過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調控市場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2014年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速雖然略超過GDP的增速，“但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況下實現(xiàn)的”；而且，導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響因素，在2015年還將持續(xù)。

就在樓繼偉離開財政部的前一天，2016年的11月9日，財政部新成立了文化司，將教科文司改名科教司，并且稅征司內的流轉稅處改名增值稅處，所得稅處改為企業(yè)所得稅處和個人所得稅處。

這些改革的背后，是財政體系這四年改革思路的繼續(xù)，營改增的完成，個人所得稅改革重要性的凸顯。

3、遺憾

樓繼偉在這不到四年的時間里，稅制改革只有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還沒有出臺。事權與支出責任的改革變成了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的改革，2016年將會選取幾個試點進行。

一位財政官員認為，樓繼偉于公推進了很多打基礎利長遠的改革，提升財政的地位和話語權，財政開始深度參與到各個領域的改革，樓繼偉關注財政系統(tǒng)年輕干部成長。

樓繼偉對于自己或許有一份總結，在2016年11月4日的“財政與國家治理暨財政智庫60年”研討會上的書面講話中表述，以改進預算管理、完善稅收制度，以及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為核心內容的財稅體制改革，相繼推動出臺了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現(xiàn)代財政制度建設邁出實質性步伐。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決定性進展，稅收制度改革進展明顯，財政體制改革穩(wěn)步推進。

清理稅收優(yōu)惠政策，曾是樓繼偉在擔任財政部部長期間制定的三項財稅體制改革中的稅制改革重要內容，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對稅收制度改革的具體要求之一。其他兩項改革則分別是預算改革和央地財政關系改革。

在這個大背景下，時間相當緊迫。于是，“62號文”早在2014年年底緊鑼密鼓地出臺了，這份文件全稱是《國務院關于清理規(guī)范稅收等優(yōu)惠政策的通知》，核心內容是清理各地沒有法規(guī)依據的稅收優(yōu)惠，制定各種稅收優(yōu)惠的退出期限。

然而，究竟哪些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優(yōu)惠政策，以及由誰來認定這些政策的性質，成了一個問題。地方政府和財政部當然都希望由自己來認定，結果可想而知。在很多財稅人士看來，當時對于62號文，有的地方政府采取了觀望的態(tài)度。

2015年4月，“62號文”被口頭通知暫停執(zhí)行了。 接下來，便是“25號文”的出臺，其全稱是《國務院關于稅收等優(yōu)惠政策相關事項的通知》，發(fā)布于2015年5月11日。從名稱就可以看出差別，新文件已經悄然抹去了“清理”二字。在敏感的政商兩界看來，這意味著清理稅收優(yōu)惠政策，放緩了。

樓繼偉曾在財政部一次內部會議上解釋，“25號文”出臺是出于穩(wěn)增長的需要，也是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妥協(xié)，另外，清理稅收優(yōu)惠還關系到地方政府的信用問題。

一位財政官員對于樓繼偉更多的是惋惜、可惜，在GDP的大棒下，樓繼偉的很多想法都沒有得到落實，樓繼偉有著對中國現(xiàn)實的認識，有著對中國改革的一整套思考。供給側改革要有效果，財政要擔當大量才能物有所值。但是樓繼偉在具體落實抓的不夠，部門協(xié)調、內部政策協(xié)同需要完善。

如同2015年在清華的演講中，樓繼偉提出的眾多解決方案和路徑，諸如釋放農業(yè)人口、戶籍改革、城鎮(zhèn)化以及社保改革等，很少直接關乎財政。他認為財政應該更多的去參與各項改革，而不是閉門造車，要與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地位相匹配，而不是去簡單的分配資金。

他離開了這個工作了13年的地方，或許還有許多遺憾。無論是他關注的取消住房公積金的改革，還是最低工資制度，還是公務員醫(yī)療保險，社保的可持續(xù)性等。

4、附：樓繼偉清華演講全文

經濟改革方面的研究經歷和改革經歷：一直是重要的參與者。波浪式發(fā)展，雖然有時落入循環(huán)往復的軌道，但最終是前進的。公財、稅制改革。建立規(guī)范有效的財政體制。研究生期間：價格討論在高層展開，與周小川撰寫文章，強調改革的目標與過度。又寫了匯率、利率。2011年，孫冶方經濟獎。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營改增，預算透明化，加強政府預算體系統(tǒng)籌，規(guī)范地方財政，政府間財政關系。改革的邏輯性與邏輯性的改革。財政稅收研究所，與有關部門合作，持續(xù)進行稅式測算。定期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

考入計算機系，但是一邊學一邊覺得，有前途的是經濟學，因為經濟學需要拓寬思維，經世濟民，士大夫精神。和錢院長都是提前畢業(yè)，他提前畢業(yè)是留洋了，我是國內學的經濟學。當時學經濟學的時候沒有教科書，薩繆爾森的原版還沒有翻譯，其他的教科書更少了，好像有姚宇慶的金融學，人大的一位老師的財證學，但是一直在琢磨。當然不是說計算機系沒有感情，論文全是數(shù)量經濟學。和官員有點不同：是學者型官員。只能說自己踏上脈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說，三中全會對于財稅方面的任務很明確，也是我們力主推動的。今天不講這方面，更加宏觀的。大家都很關注，原來是高速增長，現(xiàn)在是中高速增長，可能嗎？什么路徑去實現(xiàn)。對同學有點啟發(fā)，因為很多問題都可以變成研究的題目。財稅今天基本不講。

國際經濟學會，到場講了六個問題：中國與其他大國的不同，與姓資姓社無關。今天只是做點啟發(fā)。

今天講3個方面，簡單的回顧一下到目前為止的經濟增長的特征。著重從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增長的關系上談。

從改革開放開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這時是工資增長大于勞動生產率增長，是成本真實化的表現(xiàn)。當時我掙70、80塊錢，廣東打工的掙200、300。之前是把工資壓得低，利潤很高，增加利潤交給國家。早期有一個成本真實化過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開始，把壓抑的工資基本上解決。由于勞動生產率增長得很快，剛開始有點快。之后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應在工資中，反映在企業(yè)的其他成本中，現(xiàn)在變得真實化了。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確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興起。這段時間勞動力釋放，勞動釋放率得到釋放。人口紅利釋放充分。早期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個時候基本上垮掉了，因為市場放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競爭不過，勞動力真實流動。人口紅利大規(guī)模進入制造業(yè)。一直到2007年，工資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前面的兩個階段，經濟增長達到9-10%，基本健康，當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養(yǎng)老、醫(yī)療、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從工資講，其他方面的成績和毛病也很多，總的來說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紅利沖銷，使得經濟增長比較快，除了中間的挫折和外部重擊造成的通脹或緊縮。

07年是個拐點。07年在討論勞動合同法。這個法很有弊端，這樣說很多人不高興。從2001到2006年，農民工的工資年均增長6.7%。07到12年12.7%，超過勞動生產率了，弊端比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雇傭靈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無權炒工人。推行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了行業(yè)集體談判和區(qū)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美國說：你們的勞動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國都做不到。美國講負面清單、勞動權利，我們把法律給美國看看，美國人不說話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臺只好往回走。另外一個問題在于，老齡化社會即將當來，勞動力增速減慢，農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盡快的調整政策。什么叫盡快調整？如果不調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這個時候，世界金融危機爆發(fā)，四萬億出臺，大規(guī)模投資驅動，掩蓋了需要解決的問題。

刺激之后到現(xiàn)在，問題是三期疊加：換擋期，是必然換擋：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占比，2011年的時候是8.1，現(xiàn)在是10.1，進入老齡化；勞動階段的人口開始凈減少，12年開始減少了300萬（16至59歲），以后還要減；工資增長大于勞動生產率。人均GDP去年是7500美元，比馬來西亞低，跟泰國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資沒有靈活性，加上被勞動合同法削弱。光是這些，如果勞動生產率，如果適齡人口減少，GDP就上不去。光看這一點就是換擋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長率會小于5%，這已經考慮了最近兩年工資增長快，沿海地區(qū)機器換人。一半以上的機器人，中國來用；一半的機器人由中國生產，但是程序、精細控制不是中國的。

第二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在經濟學上講是structural reform。我后邊說。

先說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們的杠桿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說是280，也有說230，最簡單的說，M2/GDP是193。拿這個比較其實不合理，美國只有80多，因為他們是以資本市場為主而非銀行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歐洲，但是歐洲不過160，我們是193。在08年以來，提高了4、50個點。增加的杠桿有40%是地方政府大規(guī)模搞的。現(xiàn)在地方政府債務，直接由政府償還責任的是15萬億，間接的，搞不好就是20萬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桿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設備投資回報下降，大量投資在于地產，造城。還有就是過剩產能。穩(wěn)妥的去杠桿：去大了，像美國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桿，失業(yè)率10幾（實際是16），中國沒有政治基礎接受這個事情，所以得緩慢的穩(wěn)妥的消化產能、去杠桿化，還要恢復勞動生產率，這樣經濟增長恢復不是很樂觀。

第二期：如果我們在結構調整期，改革開放，下大力氣，中期增長可能在6.5至7之間。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邊。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開。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們在中等偏上。是個停滯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滯了很多年，四小龍也在停滯。為什么我們會這樣？我們老齡化、勞動力下降，我們的劉易斯拐點來得太快。現(xiàn)在勞動人口的絕對數(shù)量下降。65歲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們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們11年（數(shù)字不詳）。勞動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萬的速度。怎么滑入這個陷阱？農業(yè)人口轉入非農，如果政策上講求有效教育帶來的人力資本提升，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如果我們沒有當時先鼓勵生育再計劃生育一折騰，可能就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資本質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就可能脫離停滯陷阱。從農業(yè)人口轉入非農的過程，沒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還要靈活流動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尤其土地，開放的經濟環(huán)境。拉美的問題：經濟不開放，勞動力市場僵化，民粹主義。東南亞法制化更差一些。還有一條鐵律：正常情況下，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80年代是工資真實化的過程。一般規(guī)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觀稅負/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錯都會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綜合的，特別是民粹之后社會浮躁、法治消失。

我們來說：還沒有這么悲觀，已經有了一些條件：開放是一直有的，是開放的受益者，進入WTO的受益者。現(xiàn)在我們自己不說，歐美都認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財政能力應該說是比較強且謹慎的。勞動力的流動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嚴重，靈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嚴重，因為有法不依。之前在談行業(yè)經濟談判和區(qū)域談判，是不是想進入歐洲啊？馬上就不能干。一個企業(yè)內部，雇主和企業(yè)主談判，但不能有行業(yè)和區(qū)域談判。南歐被干掉，是區(qū)域的集體談判。銀行工資全漲，通貨膨脹，債券利率20%，怎么增長？這是巴西。但是我為什么不樂觀？在其他國家可能有20、30年的過程，但中國未富顯老，我們只有5到10年的調整期。三中全會定的任務是到2020年。有些任務寫得不明確，財政這快還不錯，任務很明確。做那么多事情，在這么短的時間，要必須完成，同時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疊加，有些改革是從消化期來，可能造成風險，需要權衡。比如房產稅立法，按照原來的進度現(xiàn)在應該進入一讀了，現(xiàn)在考慮到房地產市場的反應。三中全會講到加速房地產稅立法，改革個人所得稅，在時間順序上，稅的邏輯上也是個稅在后面，所以個稅也在后面。三期疊加：換擋期是客觀的，不用環(huán)境約束，只說人口就要換擋；消化期，是杠桿率、全要素生產率下跌、產能過剩。進入停滯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開，一點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

這是我們不作出很有作為的調整就會落入停滯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樣的途徑？

第一，最大的潛力在于釋放農業(yè)人口。14年的城鎮(zhèn)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戶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齡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辦？第一個是改革農業(yè)。從種子到餐桌，全程補貼，干預了資源分配。東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購價代替了市場，最后都去種玉米了。實際上6000億斤糧食就夠口糧，剩下的是工業(yè)的。退耕還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現(xiàn)在是國家用經濟杠桿配置資源，而非市場配置國家補充。怎么辦？把價格放開。保護輪種，休耕補貼，放開價格，進行進口。我們總有戰(zhàn)爭思維，如果說別人卡我們怎么辦？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國人什么時候買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買我的大豆。他們會卡著不給我們嗎？現(xiàn)在進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國、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還征40%關稅。其他的，東南亞大米就讓東南亞種，互相補替，把農民釋放出來。留庫存就可以了。農民如何征收？種其他的東西比糧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轉，現(xiàn)在已經開始了。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國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況下，每個省選一個市去試點，大戶就越來越多。我們可以適當?shù)膶Z食補貼，但不要補助全過程。現(xiàn)在連用什么樣的拖拉機都管。實現(xiàn)農機械補貼后，工業(yè)生產值增加了3000多億，其中一半是補貼。實際上做后補助，愛怎么種怎么種，把標準卡住，農藥殘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現(xiàn)在我們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為氮氫化合物。這樣釋放出了勞動力和農地，提高農業(yè)生產率，農民增收。

第二，戶籍改革。公共服務，特別是教育，特別是職業(yè)教育，要隨著人的流動而流動。現(xiàn)在跟教育部合作，終身學籍支付。上次給了亞行的行長面子，考慮了常住人口因素，沒有全部安裝常住，因為受不了。100個人小學，農村就不錯，教師配6個。走掉了50個，難道只剩下3個？不太現(xiàn)實。所以轉移支付要根據人口流動而流動。戶籍制度必須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國務院發(fā)了文件，現(xiàn)在十四個省市出臺了落實的方法，但是人們最愿意落戶的省份，一個也沒發(fā)。

第三，是合理的城鎮(zhèn)化是我們巨大的內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為中心的城鎮(zhèn)帶，才有就業(yè)機會。從設計、品牌、物流、生活服務、制造業(yè)。西部地區(qū)圍繞省會和一兩個重要城市。過程中出現(xiàn)農業(yè)人口進入非農時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十四個省市出臺的政策。我們必須打破勞動力流動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實際上人是有自由遷徙權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轉了，因為解決不了糧食問題，實際上沒有了。在勞動力充分流動方面，正文中，我們沒有改過，導言、總綱上略加一點。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須有產權才能落戶，租房為什么不能落戶？德國人80%是租房。改這些東西需要修改憲法，是市場經濟的東西。勞動力要去的地方就讓他去，當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紐約也有限制，比如交稅時間、學校貴，但是人家沒有戶籍。對于服務業(yè)和制造業(yè)向價值鏈高端發(fā)展。

第三，市場解除管制，國務院在推動簡政放權，也有一定的效果。總理一直在講，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我們看到，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要上來。適當?shù)囊蚋叨艘龑ВF(xiàn)在我們做了一些基金，F(xiàn)OF，引導社會上的基金做引導性的工作，減少腐敗機會。當然這里面有稅制改革和財政改革。房產稅是必要的。土地財政被夸大，之后農地變?yōu)檗r民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建設用地分為：宅基地、副業(yè)、經濟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現(xiàn)在說土地財政有很多收入，實際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凈收入只有20%，因為還要拆遷補償?shù)瘸杀尽Ｍ热胧泻笫找还P錢。總之地方財政收入會少一點，但不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能用地來解決問題。最近的七八年，建設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50%。同樣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還更擁堵，說明激勵機制不對。今后應該有好的激勵機制，房產稅是好的激勵，做一個好的城市。還有財政改革，該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須要改成國家直接管，否則要流動怎么辦。管，不需要對每一個人都直接做，讓制度做成勞動力自由流動。我們必須要改制度，現(xiàn)在是負激勵，不改成正激勵，提高統(tǒng)籌梯次就是災難。社會保險精算平衡、投資收益。需要重新調整，否則就過不去，當下過不去，快速的老齡化也過不去。

醫(yī)療保險問題更多。醫(yī)療改革，隔壁大學都錯了。要重新考慮怎么改。

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會都講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改革，沈陽設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國還得設立，處理跨區(qū)域問題。中央財政占比提高，處理跨區(qū)域制度。兩個地方試點，之后繼續(xù)，就可以市場統(tǒng)一和公正。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的任務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現(xiàn)在的時間非常關鍵，我們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產率上去，走出停滯陷阱。最大的難題還是去杠桿化，不能再積累了，不然之后風險爆發(fā)無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債務。新的預算法，只能是發(fā)債方式，但是只有1萬1千的，地方融資平臺是國務院在08年發(fā)文搞的。4萬億中，財政花的1萬億，其他的是銀行。間接稅是跟PPI掛鉤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很快。但是現(xiàn)在問題出來了。現(xiàn)在如何去掉杠桿，只有新發(fā)債的方式。老的債務怎么辦？得認賬。發(fā)了一萬億替換額度，還有繼續(xù)的；做PPP項目，我也很害怕，全國已經有了1萬億的了，馬上要出規(guī)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業(yè)方面，股本市場好的時候，應該發(fā)展PE\VC，資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壓縮債。美國出問題的時候，銀行死活就不貸款了。我們不能讓泡沫破滅。去杠桿，不失速。改革需要規(guī)范，清理稅收優(yōu)惠，行政性的各地優(yōu)惠政策競爭。但是清理的厲害了，企業(yè)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權衡。社會穩(wěn)定和改革進度，改革進度與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勞動保險法，規(guī)定個人賬戶可以繼承，還叫保險嗎？保險是大數(shù)定律，是互濟原則，短壽補長壽，短壽的人繼承了，長壽的誰來做啊？這是儲蓄了。醫(yī)療保險是一輩子交保費，退休后也要繳費。這些是老齡化面對的問題，也是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老百姓理解嗎？要權衡。難度比20年前大多了。

我們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兩個一百年目標，2020年全面小康，從現(xiàn)在開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沒有真的措施達不到。

這次比94年那次難多了，94年是抑制通貨膨脹，現(xiàn)在是通貨緊縮，三期疊加。而且現(xiàn)在社會觀念在發(fā)生變化，勞動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認可了。我們現(xiàn)在的工作，就是按照習近平主席親自起草的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中的要求，全力推進。現(xiàn)在我們也在研究十三五規(guī)劃，不僅要提出發(fā)展指標，更是要落實措施。

Q：我最近看到豐田的股價已經又漲到140元了，所以說下一個經濟危機是不是又快來了？而且我很懷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國開始？

A：第一，不太可能是從中國開始危機，因為比中國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們現(xiàn)在起草十三五規(guī)劃的時候，上層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應對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當前，有的看得長遠。就像總理講的，我們工具箱里的工具還很多，比如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還可以帶來勞動力的釋放。第三，現(xiàn)在我們的要求是降杠桿、不失速，所以我們推廣PPP，這是一個當下、長遠都有用的方式。不論如何，我們要先混過當期。至于說經濟的風險點，我想主要還是在于歐洲，問題很多。

Q：我想問一個關于土地財政的問題，最近讀了一篇新聞報道，他們說土地招標出售和交付現(xiàn)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壓力？

A：哦我剛才說的夸大，是指那些認為土地轉讓的凈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的說法。當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設過程。有些人拿毛收入來討論是夸大了土地的貢獻，我們在討論時必須列收列支。對于土地出讓，第一是補償?shù)牧Χ仍絹碓酱螅覀冋鞯睾蠼o農民補償。第二，在統(tǒng)計上，我們遵循了IMF的方法，是國有資產從一種形式轉換到另外一種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對于地方財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問題，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賣出去？

為了保增長，我們在做棚戶區(qū)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PPP的方式。可是對于那些房子，問題在于沒人要，是周期問題。

Q：我想問一個關于社保的問題。您剛才提到要提高繳費，具體的參數(shù)能透露一下嗎？另外國企資產補貼是什么樣的形式？

A：哦我剛才只是講精算平衡原則，繳費率是其中一個參數(shù)。我們國家的繳費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沒有繳納過養(yǎng)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繳費率來彌補，是個欠賬。這部分錢因為成本沒有真實化，變成了國企利潤，最后上繳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資，另外就是支出了。我們現(xiàn)在要補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稅，所以最后還是要拿出資產。第二，如果我們維持當前的替代率，美國是37%，8+8（實際上是14%，2個點給了醫(yī)保），而中國是40%，8+10，就夠了。第三，有負激勵問題，沒有實現(xiàn)三中全會中的多繳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繳納。各個地方的情況也不同：東北是8+20，不夠，所以在費基上做文章；山東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

Q：樓部長，您說沒有高增長了，是說我們就要過上苦日子了嗎？現(xiàn)在我們連房子都買不起，以后是不是更買不起了。

A：我們要鼓勵租房，這個觀念要變。現(xiàn)在是姑娘沒房子不嫁，小伙子沒房就不算成家立業(yè)，不行。房價現(xiàn)在太高，租金要上漲。而之后我認為房價會下跌。

Q：大眾創(chuàng)業(yè)能帶來多少GDP的增長？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決就業(yè)問題。根據國際的統(tǒng)計慣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業(yè)了。

Q：對于放開二胎，之后會不會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臺？

A：二胎雖然放開，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關部門的預計要低。據研究，收入到7000美元的時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懷疑，很快計劃生育政策就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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