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中國人好像總是不快樂，學生抱怨作業多，白領抱怨工作累，婦女抱怨家務忙，官員抱怨應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究竟是什么，讓中國人一臉愁容？

為什么我們周圍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領救濟，甚至街頭要錢度日卻整天樂樂呵呵？為什么這么多華人有些人事事順意，卻仍然郁郁寡歡？說到底是華人的思想意識出了問題。我們中國人，拋棄了信仰，又沒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學，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駕馭快樂手段，導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選擇了不快樂。我們每個人的快樂、煩惱和痛苦都不是因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們看問題的觀念和態度。就像彌爾頓說的：“意識本身可以把地獄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騰成地獄。”

沒有信仰就容易把價值觀建立在一些外在事物上，甚至是相互比較上，仰望別人的成功，感覺自己的卑微；仰望別人的幸福，慨嘆自己的不幸；比較別人的得志，憤然自己的失意；比較別人的快樂，放大自己的苦痛。

中國人的一生似乎都用來攀比。孩子從小就被拿來和“別人家孩子”比較，比較成績、能力、拿的獎狀多還是少，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等畢業出來工作，又被比較工作夠不夠好、薪水優不優厚、福利多不多......長期置于父母對自己的要求和比較之下，久而久之，自己也就習慣性地養成攀比的習慣：我比不比別人優 秀？我的吃穿用度比不比別人好......甚至連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停不住用來攀比。

攀比成習慣，自然不快樂。別人有了自己沒有，于是要努力去擁有，擁有了如果能快樂固然好，最怕是擁有了之后發現別人又上了新的層次，從而又增煩惱。更別說有些東西是人窮盡一生都沒辦法擁有的。西方諺語說：一個人幸不幸福、快不快樂，不取決于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而是來自于鄰居看自己的眼神。當人們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別人更幸福時，快樂就要遠離我們了。

“東風無一事，妝出萬重花”。我們可能沒有創造美的能力，但對于大自然創造的美，對于他人創造的美，我們是否去欣賞了呢？我們似乎總是腳步匆匆，對自然美、藝術美、心靈美、生活美、創造美，我們常常視而不見，渾然不覺。

如果我們能為了欣賞路邊的美麗花朵而停一下匆忙的腳步，因為葉子隨風搖曳飄落的美態而心頭柔軟，看到小孩純真無邪的笑臉而心生喜悅......那么，我們能感受到快樂的時刻將會多很多。

宋代張商英說“樂莫樂于好善”，一個懂得付出而不是單單索要的人才會快樂。施舍不是富人的專利。向災區捐贈幾個億是施舍，給陌生人一個微笑也是施舍。

姚明說：“我做公益、做慈善的最終目的是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凈化自己，使自己升華，到最后，得到幫助的是我自己，讓我感覺到我對這個社會有用。”

中國人缺少生活的熱情與娛樂，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學生的生活是三點一線，為了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而活，人生單調得似乎只有學習和書本。職場人的生活也是 上班、吃飯和睡覺，寶貴的周末時光僅用來休息也不夠，而難得出去郊游或娛樂。也許到了老年，才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游玩，卻是身體不爭氣，經不起四處出游、大吃大喝了。

為什么富士康在短短的時間內會發生多起“跳樓”事件？因為人不是灰色的螞蟻，人生過分的單調和規律會使人失去快樂。

中國人也無時無刻不出在焦慮之中。焦慮社會不公、焦慮沒錢沒權、焦慮物價依然飆升、焦慮食品不安全、焦慮子女教育、焦慮環境污染......似乎總有焦慮不完的事。但是，只有無憂無慮的人才會快樂。總在憂慮，哪有時間快樂？

中國文化一向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責任總會或多或少地賦予到中國人的身上，形成他們的壓力。中國人面對的壓力非常多，工作的壓力、成家的壓力、撫養子女的壓力、人際交往的壓力等等，而在這些重壓之下，他們忙得幾乎沒有時間去緩解這些壓力，日積月累，這些壓力帶給中國人的不僅僅是不快樂，甚至傷及他們的健康。

《三傻大鬧寶萊塢》里的拉加，戴了很多戒指，每一個戒指都代表了別人對他的一個期望：媽媽的期望、爸爸的期望、姐姐的期望......中國人也同樣被很多人期望著，從而不能堅持做自己。一個人要成為父母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兒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伙伴、同事的好搭檔，唯獨不能成為想要的自己，自己總和自己打架，這個人就是不協調的，自然也很難真正的快樂。

1979年，美國學者艾倫·布魯姆寫過一本書《美國人心靈的封閉》，書中說美國人的心靈都關閉起來了，這是為什么呢？因為當年美國青年人沒有了遠大的理想，只是熱衷于眼前繁華的物質世界，疲于奔命于瑣碎的日常生活。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是不是也將自己的心靈關閉了呢？要知道，即使在最窮困、最危險的境地，只要你能打開心靈，也總是可以發現使自己快樂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