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有媒體報道稱，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39億元票據案還牽涉民生銀行和寧波銀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經向民生銀行了解，報道所稱的該單業務，系民生銀行與寧波銀行開展的同業間正常的票據交易，所涉交易也僅是其中一部分，沒有通過票據中介。民生銀行是實際的委托行或直貼行，再由重慶的票據中介撮合寧波銀行作為民生銀行和農行的“過橋行”完成買入返售；寧波銀行則是農行北京分行的交易對手，雙方開展買入返售業務。

據農行內部人士透露，農行票據案的涉案主犯名為姚尚延，“是票據圈大哥級別的人物，可以呼風喚雨”。一位民生銀行人士透露，農行已經有多位嫌疑人被警方帶走。

據了解，農行北京分行2名員工涉嫌非法套取39億元票據，同時利用非法套取的票據進行回購資金，且未建立臺賬，回購款其中相當部分資金違規流入股市，而由於股價下跌，出現巨額資金缺口無法兌付。2名員工已被立案調查，由于涉及金額巨大，公安部和銀監會已將該案件上報國務院。據接近農行北京分行人士透露，案發時農行北分保險柜中的票據被換成報紙。

近來，銀行業票據業務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農行39億票據詐騙案公告已立案偵查后，中信銀行蘭州分行又被曝出逾9.69億元的票據案，相關涉案人員目前已被警方控制，涉案資金及票據也已被凍結，警方正在對案件加緊偵破。

針對票據市場亂象，銀監會辦公廳日前下發了《關于票據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對票據市場普遍存在的問題都予以風險提示。

《通知》主要對票據同業業務專營治理落實不到位、通過票據轉貼現業務轉移規模，消減資本占用、利用承兌貼現業務虛增存貸款規模、與票據中介聯手，違規交易、擾亂市場秩序、貸款與貼現相互騰挪、掩蓋信用風險、創新“票據代理”規避監管要求、違規通道等7種典型的違規問題進行提示。

中國票據市場二十多年的浮浮沉沉，自始貫穿一股力量的推動。

若貨幣政策仍延續穩健基調，中國工商銀行票據中心預測，2014年新增信貸為9.7萬億元，根據票據融資余額和新增信貸的長期穩定關系，2014年票據貼現余額將為2.23萬億元。

不論是“治亂更替”，抑或是“官民分野”，不論是“包裝戶”還是“倒規模”，這些灰跡斑斑的圖騰，似乎都在注解著中國票據市場的從邊緣到主流的發展史。

似乎跌跌撞撞的孩子一夜長大，起步于上世紀90年代的票據市場得以實現從白手起家到數十萬億量級的跨越，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融資性票據”這種游走于監管灰色區域的金融創新的全力驅動。

票據貼現利率是市場化最早、程度較高的市場利率之一，在貨幣市場上一定程度發揮了基準利率的作用，又因為票據資產兼具資金產品和信貸產品的雙重屬性，票據利率是反映實體經濟資金融通需求和金融機構貨幣信貸供給的重要價格。

在彼時利率市場化尚未起步、信貸規模控制嚴厲的背景下，融資性票據憑借市場化的資金價格、高效的融資速率以及更少的信貸額度占用，從傳統信貸業務外承接了不少企業急劇擴張的短期融資需求。

“華信系”，全國首家票據專營支行—原工行華信支行，亦被稱為中國票據市場的黃埔軍校。這大概是由于目前銀行間轉貼現市場的最大參與者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以及“場外”票據市場的主導者上海普蘭金融服務公司，都源流于“華信系”，股份制銀行中招商銀行、民生銀行、興業銀行、中信銀行相關業務條線的領軍者中，皆不乏華信系舊將的身影。

無論如何，締造市場雛形的“華信系”已經被刻在了中國貨幣史碑之上。

1992年成立的華信資金市場隸屬于河南省工商銀行，經營不到三年，華信資金市場從母公司剝離，成為獨立法人，開始了完全市場化的運作。

“雖然華信資金市場行政隸屬工行，但當時總行并沒有給我們資金支持，我們就采取買進賣出賺取差額，不到三年就實現日均交易筆數及交易量居全國商業銀行資金市場之首，并實現了零風險短期資金拆借交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輾轉聯系到當年的工商銀行華信支行業務骨干之一，他向記者回憶。

市場改革的步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一步未停。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華信資金市場在順利完成所有清盤后于1996年解體。一年以后，李映輝牽頭組建中國工商銀行河南華信支行，成為河南省唯一一家商業銀行改革試點行。最為重要的是，華信支行也是我國第一家專業從事票據交易業務的商業銀行。

“中國真正的票據市場元年應該是1997年。”上述前華信支行負責人篤定地說。在此之前，我國商業票據不僅簽發量極小（年不足2000億元），且基本處于不流通狀態，正是華信支行的成立活躍了沉寂多年的中國票據一、二級市場。

1998年3月以前，我國商業匯票的貼現率和再貼現率分別與貸款利率和再貸款利率保持一致，即在后兩者的基礎上分別下浮5%-10%，即“雙掛鉤”。實際運行中，商業匯票的貼現率和再貼現率的決定與票據市場的實際供求狀況出現了較大脫節。

“沒有交易就不叫市場，當時許多企業票據無處貼現，而是像貸款，利率也和銀行貸款利率一樣，所以簽發的票據量微乎其微。”上述人士回憶。

他介紹，剛成立的華信支行每周都會有一個類似于“企業聯誼會”的沙龍活動，受邀參加的都是全國的百強企業。不過，聯誼會實質更像是票據交易模式的研討會。因為會上華信支行會向企業介紹票據如何流通，如何跨區域貼現等在當時看來耳目一新的市場操作。

直到華信支行的市場拓展越做越大，企業票據不僅可以在主辦銀行申請貼現，也實現了跨行跨區域申請貼現。“那時候全國許多百強企業跑到鄭州的華信支行貼現，包括邯鋼等大型企業。我們的利率也是明碼標價上墻的，市場化定價。”上述人士解釋道。

來華信支行貼現的企業越來越多，但畢竟支行可簽發的票據量有限，而華信下一步的對策，則是將手中的票據賣給央行再貼現。在此之前，央行的再貼現額度一直無人問津。這也不難理解—沒有貼現就沒有再貼現，盤活了票據二級交易市場，再貼現市場的激活也就不遠了。

1998年3月，人民銀行改革了再貼現率和貼現率的確定方式，再貼現利率與再貸款利率脫鉤，首次成為獨立的基準利率類型；同時，貼現利率不再與貸款利率掛鉤，實行在再貼現利率基礎上加固定百分點浮動。

“所以說，華信支行當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成立中國票據市場雛形的同時，也把央行再貼現市場盤活了。”一家股份制銀行票據業務部人士說。

隨著宏觀政策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再貼現利率已經失去了作為基準利率的功能，自2004年3月25日央行對金融機構的再貼現利率調整為3.24%以來一直延續至今。

量變引起質變，金融市場發展的路數也是循著辯證法的規律。票據市場的規模隨著二級交易市場、央行再貼現市場的規模日益壯大，待到央行再貼現額度無法滿足不斷膨脹的票據量時，另一場金融創新便登上舞臺。

1998至1999年間，華信支行開始帶動商業銀行參與轉貼市場，以活躍銀行間票據市場。“一開始，票據轉貼市場是商業銀行的二級分行參與，上至各商業銀行的總行關注此事，還是因為2000年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的成立。”另一位原工行業務人員透露，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就是現在業內所說的華信系“國字號”，其創建同樣是由李映輝籌備。

“轉貼現市場做起來后，引起了總行的注意，當時招商銀行第一個嗅到了合作機會的味道，登門拜訪。但很快，由于一些內部原因，華信支行的元老級人物李映輝就離開了。”上述人士說。這位核心人物的離開，帶給華信的是團隊的離散，但卻成就了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2002年，李映輝離開其服務近20年的工行，繼續追尋其貨幣市場夢，創辦了上海普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經過十年的發展和沉淀，由于其規范和專業，經上海市政府和浦東新區政府批準，上海普蘭金融服務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獲準成立，成為國內首家持有“票據中介”營業范圍的創新型金融服務公司。

“建普蘭的初衷，是想實現早在1992年成立工商銀行華信資金市場就提出來的想法—服務于中國貨幣市場的發展和完善。”當年追隨李映輝去往上海的核心人士解釋道，“這也是為什么創立普蘭時，我們的市場定位在貨幣市場，客戶定位在中小企業和中小銀行的原因。”

在這些資深業內人士看來，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貨幣市場就一直存在兩大難以剔除的缺陷：

• 一是短期貨幣市場參與主體的缺乏，且貨幣政策基本兩年一改，導致中小企業貸款融資處于“有上頓沒下頓”的狀態；

• 另一缺陷則是由于銀行貸款還舊借新，加之短期貨幣市場不健全，無法有效解決企業融資問題，使得企業不得不尋覓高利貸解“近渴”。

市場沒有忘記，華信系“國字號”構建了中國貨幣市場的大框架，盤活了票據二級交易市場、央行再貼現市場，并最終推動建立起了銀行間轉貼市場；而自華信系“民字號”誕生后，其領導者李映輝就寄希望利用民營企業的制度優勢進一步完善中國貨幣市場。

工行票據中心人士引述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商業匯票累計承兌量17.9萬億元、累計貼現量31.6萬億元，分別比2000年增長了23倍和48倍；截至2012年末，商業匯票未到期金額8.3萬億元，貼現余額2萬億元，分別比2000年末增長了21.6倍和12倍。在此期間，票據利率呈現出了波動式階段性走高態勢。

“普蘭剛成立的前三年并未涉足票據經紀，而是以咨詢服務的方式向中小企業和中小銀行設計貨幣市場盈利模式，吸引實體經濟和中小銀行參與貨幣市場。”一位接近普蘭的市場分析人士說。

時至2005年，央行下發了關于取消轉貼現過程中跟單資料的文件，極大加速了票據在銀行間流動，并促使更多的商業銀行加入到轉貼現市場。

而隨著票據市場的進一步活躍，普蘭也于當年開始涉足票據經紀的業務，在民間票據市場率先開始對票據直貼轉貼或多次轉貼現等相對復雜的票據融資結構進行探索。比如，普蘭首創的票據直轉和轉轉經紀業務模式，并通過全國網絡有效對接票據供需雙方，逐漸贏得了客戶和政府的認同。

然而，市場中只提供價格信息撮合票據交易，而不參與票據買賣的中介機構少之又少，但問題隨之而來，票據中介機構一旦參與交易，面對巨大的金錢誘惑，難免被“腐蝕”為“包裝戶”，即通過包裝將實體企業持有票據背書給空殼企業，空殼企業向銀行辦理貼現，并截留部分現金再將資金打入實體企業。

致力于“完善中國貨幣市場”而創建普蘭的李映輝并不希望看到普蘭淪落為票據中介掮客，而應成為“不參與票據自營業務，而僅從票據中介服務中收取傭金”的專業貨幣經紀公司。

“2006年下半年，公司提出反包裝反返利，清潔票據市場的口號，并定下業務紅線，如果有員工被查出參與或變相參與做了包裝戶，立馬開除。”一位普蘭公司人士說。

時至今日，手握兩萬多家企業和一千多家銀行合作伙伴的普蘭，將業務重點放在票據交易信息服務、交易撮合和針對票據業務的咨詢服務，并開發了獨立的票據交易運營管理電子平臺，試圖獲得綜合貨幣經紀公司的牌照。

然而，縱使普蘭自己堅持做票據經紀人，但處在包裝戶橫行的票據市場大環境中，也難以獨善其身—鑒于普蘭在民間票據市場的特殊地位，不少仍從事票據自營業務的票據掮客屢屢打著普蘭的旗號作掩護，甚至在2011年常州一家票據中介公司發生案件后，普蘭干脆發出聲明，“懇求”并呼吁同行業者，“不要參與票據交易”。

也因此，李映輝曾在多個公開場合呼吁建立貨幣市場經紀人認證制度。“目前國內對"經紀人"這個概念本身并沒有深入理解，對其的看法更多是指投機倒把、倒買倒賣，卻從來沒有真正扶持過經紀人制度。”一位上海地區監管層人士表示，“很多從事票據業務的人員素質極差，先從個人利益出發，如果經紀人、交易員的退出和準入機制不建立起來，市場永遠無法健康運行。”

由于參與機制不完善，票據市場開始亂象橫生。比如“包裝戶”、“倒規模”，票據掮客在獲取利差收益時賺得盆滿缽滿，但最后成本都要落到企業身上。

“目前在票據承兌量中，中小企業的簽發量已高達60%，票據市場成為解決中小企業短期融資的重要市場。可是包裝戶、倒規模現象的泛濫卻在抬高票據價格、提升中小企業短期融資成本的同時，降低其參與票據市場的積極性。”一位國有大行票據業務部人士表示擔憂，“這個問題一晃就是十幾年，監管層若是不認認真真解決，就無法讓金融市場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

然而，票據市場的亂象并不僅僅只發生在包裝戶、倒規模上。自從2000年工行華信支行票據案爆發至今，有關票據市場的重大新聞似乎總與案件或違規相連。

甚至一位國有大行從事票據業務多年的人士總結：“一般來說，涉及到票據業務的新聞通常是發生了三種事情，要么銀行發生票據詐騙案，要么警方查處了非法票據融資，要么監管部門出臺了整頓票據業務新規定。”

進入新世紀以后，即華信系分出“國字號”與“民字號”之時，銀行間票據轉貼現市場和民間票據市場間的分野便日益明顯。“目前大的票據案基本上都出自民間票據市場，監管機構整頓的重點也在民間票據市場。”上述大行票據人士稱。

而一種普遍觀點認為，民間票據市場案件屢整屢犯，雖然與從業人員魚龍混雜有關，但主要是因為民間票據業務核心“融資性票據”長期未獲完全的合法地位。

“票據其實是有價證券，早已成為銀行間資產買賣最活躍的交易工具，現在市場上的票據50%都是融資性票據，其理應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而非各項貸款中。應該修改《商業銀行支付結算管理辦法》，將票據貼現從各項貸款中"請"出來。”

上述人士指出，根據《票據法》及央行、銀監會關于票據業務的具體規定，商業匯票的產生必須基于真實的貿易背景，也只有銀行金融機構才具有將商業匯票貼現而給持票人提供現金的職能。強調貿易背景卻并非是控制票據業務風險并遏制票據空轉的要害，“票據市場一出現違規事件，監管部門立即整頓，但是"一刀切"的做法并不利于票據的市場化發展。”

“一刀切”主要表現在整改行動指對民間自擔風險的交易商的壓制。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票據市場存在兩種交易商，一類是“浮在水面”的機構交易商，如銀行、信托等，還有一類則是“掩入水下”的民間草根群體。

“現在的民間交易商有兩種，一種是自掏腰包，自買自賣，賺取利差，自擔風險；還有一種就是沒有真實的貿易背景卻注冊皮包公司，直接用真假票或空白票騙取貼現資金，這實質上是利用騙貸的資金獲取額外的收益。”北京一家股份制銀行相關人士說。

也因此，多家銀行票據營業部人士呼吁修改《票據法》，允許融資性票據的合法存在，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厘清市場參與者，對其進行“分而治之”。

反觀“浮在水面”的機構交易商，也絕非是萬無一失。當前，票據市場分散割裂的區域性特征導致票據利率報價參差不齊，更不存在全國統一的報價交易系統，現有的報價系統、價格指數均難以準確反映全國票據市場的價格走勢，因此容易導致監管機構和交易主體信息不對稱，出現政策失誤和操作損失。

不過，基于票據本身期限較短以及市場化定價機制較為完善的特點，在實踐中銀行票據業務因單純交易風險出現巨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縱然銀行間轉貼現市場的參與者已成龐然大軍，但這支軍隊所用的“武器”卻有些傳統。一國有銀行票據業務部門的負責人透露，目前市場上流通的票據，90%以上都是紙質票據。雖然央行仍在建立并完善電子票據交易系統，但是票據交易電子化的進程卻步履緩慢。

“要想將電子票據簽發市場做起來，核心在于商業銀行建立電子票據流通市場。而流通市場的建立，則要靠銀行的客戶經理。”在一位農商行票據業務資深人士看來，票據電子化意味著信息公開透明，源頭可追溯，而代價則是灰色收入空間的壓縮。除非央行采取強制措施推行票據電子化，否則流通市場行形成的進程會很遲緩。

工行票據中心人士也建議，全國統一報價系統的建設可以借鑒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模式，加快紙質票據電子化、電子票據標準化步伐，建立全國票據電子交易平臺，提高票據利率的市場化和有效性。

目前國內有5家貨幣經紀公司，都是中外合資企業。雖然《貨幣經紀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允許外資設立獨資的貨幣經紀公司，但因屬新興行業，目前監管層仍傾向于利用中外合資的形式，培育早期市場。

2012年5月，普蘭公司在上海金融辦和上海工商局的特許下，重新注冊了公司牌照，允許公司名稱上出現“金融服務公司”字樣。不過普蘭公司至今依然沒有拿到銀監會的貨幣經紀公司的準入許可。

目前已經有各種機構想要入股普蘭，其中也包括數家銀行。“但是我們不接納銀行。一個真正的貨幣經紀公司必須要有獨立性。”一位普蘭管理層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

財金閱讀編輯整理發布，文章綜合自 Bank資管、一財網、21世紀經濟報道、新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