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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羊毛工作坊
導讀:今天有兩場重量級的會議,一場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討論會,一場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研討會。
這兩場會之所以很重要,一是駕馭當今中國經濟金融政策這輛車的劉鶴與兩者淵源頗深,中發高的主辦方是國研中心,算是劉的老東家;而50人論壇,LH更是倡導者和發起者,他今天也親赴會場以示支持。二是今天不少人物都參加了上下午兩個會場。過去20年活躍在中國經濟金融一線的高官、智囊們集體亮相,不如說今天是鶴朋友圈20年大聚會。
改開四十年,20年大聚會。改革如今卻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癥。外部的毛衣戰沖突更讓人懷疑,1978年后,中國幾十年的戰略機遇期是否已經結束?這兩場大會全程直播大有與市場坦誠溝通之意味。
外國人說話很直接,小布什政府時期對華關系的重要見證者佐立克,當年在美國副國務卿任上提出了中國是美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shareholder),如今卻說道——
佐利克提示,美國的這些擔憂并不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對中美關系在中期選舉或者2020年總統大選之后回到過去的想法,是不太現實的。”
“中國加入WTO時的那些衣服已經不太合身。”佐利克表示,中國加入WTO時在市場準入方面作出很多承諾,但現在中國的關稅總水平仍然較高,例如中國進口汽車關稅稅率遠高于美國,WTO本身也沒有適應時代變化作出改革。“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對中國和其他國家讓步太多,這種不公平待遇的認識會加大中美關系的壓力。”
佐利克稱,過去美國商界非常支持中美關系,因上述提及的公平競爭等多重因素,商界不再扮演這樣的角色。“希望美國商界能超越自身的擔憂,加強和中國的合作,支持中美關系發展。”
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直接回懟——
樓繼偉就中美貿易摩擦談了自己的看法,糾正了外界不少“誤讀”。比如,樓繼偉指出,美國的貿易逆差巨大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儲蓄率太低,自己的政策造成的。
樓繼偉直言,美國打貿易戰來遏制中國經濟提升的做法,難以奏效。首先,中國是一個13.9億人口的大國,國內需求強勁,經常項目的順差占GDP的比重只有1.4%,已經有力地轉為以內需驅動為主。再者,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高額關稅,在打擊中的同時也會深深地影響美國經濟——美國企業界的不滿,以及美國額外2000億美元關稅措施清單征求意見后尚未出臺,都是具體例證。
“中國在供給方面是全產業鏈覆蓋,特別是已經深深地嵌入到全球產業鏈和供給鏈之中。美國先后對中國進口貨值340億美元和160億美元的產品增加關稅,中國做了對等的反制,這已經引起了美國企業界的不滿。9月6日,美國對額外的2000億美元的關稅措施清單征求意見結束,已經確定,但是至今還沒有出臺。同時,特朗普總統還進一步提出正在準備另外的2670億美元的關稅措施,在此背景下,要求雙方展開談判。這是在貿易戰高壓下壓迫中國就范。但要知道,打擊中國的同時也會深深地影響美國的經濟”,樓繼偉指出。
即便美國想壓迫中國就范,中國依然有足夠的反擊策略。樓繼偉表示,除了繼續對來自美國的進口商品采取關稅措施外,還可以選擇美國制造業供應鏈上對中國有巨大依賴的零部件、中間材料和設備采取對美國出口限制的措施。同時,這些零部件、中間材料和設備又可以有效地供應中國的制造和中國的市場。
“這些產品并不難找,在美國提出的稅單中,那些被主動排除,或者經過美國企業強力申訴后不得不排除的產品中挑選就是了”,樓繼偉解釋。
高附加值產業居多的美國,在貿易戰中損失可能更大。樓繼偉表示,剛才所提示的這些出口限制產品,在中國的附加價值并不高,但卻是美國高附加價值制造的基礎。貿易戰沒有贏家,在這類行業上出手中國的邊際損失小,美國的邊際損失大。
中國供應的這些出口產品,美國能否通過第三國替代呢?“這要時間,3—5年的痛苦怎么辦?這已足夠跨越一個政治周期了”,樓繼偉表示。
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源自中國的出口貿易逆差大,因而打起貿易戰來子彈充足,中國不得不屈服。樓繼偉指出該觀點站不住腳,“你的子彈也是我的子彈,我也可以幫助你減少貿易逆差,我們不愿意打貿易戰,只有知道打仗的痛苦才會止戰、認真談判。”
美方關切的公平貿易的條件和知識產權保護,這是中美共同的追求。“我從美方公布文件中看到,其大量引用的一些事情是中國歷史上做的不足的地方,而無視中國近年來的顯著改進,這就不得不令人懷疑美國當局是為了贏得國內選舉或其他目的,而不具備充分的談判誠意”,樓繼偉直言。
總而言之,樓繼偉認為中國的企業界和民眾不必驚慌,不是我們必輸,止戰談判會有雙贏的局面,主動權也不只在美國方面。
美國政府采取遏制中國經濟的政策,當前主要是打貿易戰,在近期不會改變,但也不會奏效。中國的企業界和民眾不必驚慌,止戰談判會有雙贏的局面,主動權也不只在美國方面。
至于下午50人論壇的改革議題,作為鶴的多年同僚,楊偉民最優發言權。他從中財辦退下來后,近期幾次講話他都精心準備,犀利文辭的背后,為改革進度緩慢吶喊,為經濟金融化憂心之情躍然紙上。
關于當前經濟金融的核心問題——
要以通過改革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形成一些機制,比如說能夠自動地糾正經濟結構性失衡、經濟的金融化、經濟房地產化的機制”,
關于房地產、土地財政及房價
只有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
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
關于減稅、行政改革——
同時我覺得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越來越多。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
來 源: 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論壇、新浪財經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于9月16日在北京舉行。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出席并演講。
最近一個時期,社會對改革的質疑多了起來,楊偉民,強調,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會是一帆風順。“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仍然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對于“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楊偉民提出幾項建議:
第一,從總量擴張到高質量發展。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因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個時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決定。所以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系,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干預、直接配置,這個其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是36條里沒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去落實。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第二,要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過去我們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過去的改革包括開放也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的。楊偉民表示會,進入新時代后,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過改革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形成一些機制,比如說能夠自動地糾正經濟結構性失衡、經濟的金融化、經濟房地產化的機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來干預是解決不了的”。
他強調,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術、城鄉區域協調、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綠色低碳循環的體制機制。特別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保障人權、依法辦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從所有制改革到產權制度。“今后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在楊偉民看來,現代經濟當中相對于所有權,其實產權更重要,所有權也不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唯一因素或決定性因素。產權制度是對所有制的深化,無論所有權是誰,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轉讓、租賃、收益等產權,國家既要保障所有權,也應該同等程度的保護所有權派生的使用權、經營權、承包權、知識產權等等”。
第四,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楊偉民認為,過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場化方面取得了極大進展,“現在除了房子和汽車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買賣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都可以自主選擇了”。但是相對于商品市場而言,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是明顯滯后的,戶籍制度改革制約了勞動力和人才流動。
資金運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視,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城鄉土地無法自由流動,農村基地建設用地和農村宅基地還沒有進入市場等等,所以新時代的改革必須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楊偉民稱,過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標、主要的改革舉措是簡政放權,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的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
比如,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進行了比較大力度的縱向部門改革,現在正在落實當中。同時我覺得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越來越多。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
楊偉民強調,減權的核心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減稅減費就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等等,降低并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制性住房公積金。當然這需要配套建設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但是現在爭論很大,到現在有沒有出臺”。取消各類建設性的政府收費基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財政資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現在的補貼太多”。
第六,從調動普通勞動力的積極性到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楊偉民認為,在創新發展的時期,必須把調動科研人員和企業家等創新人才的積極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許科研人員包括職務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權。
第七,從國有企業改革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我國已經形成了國企、民企、外企這三大市場主體,他們都面臨活力不足的問題,“近期要針對這些問題深化改革,長期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注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
第八,從漸次開放到全面開放。“過去我們采取漸次開放的方針,主要是出口導向引進來為主,進入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也只能是越開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開放的格局,所以我們應該形成全面開放的方針,不僅要擴大產業、領域、區域上的開放,更要在思想觀念、結構布局、體制機制上來擴大開放”。
9月16日消息,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今日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如今的改革必須要啃硬骨頭,要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只有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
在楊偉民看來,新時代不是要還改革,而是必須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虛改革,必須要啃硬骨頭。不是假骨頭,必須落地有聲。
新時代的改革開放要從總量擴張到高質量發展。過去改革開放的很多措施其實就是為了速度、為了趕超,當時是必要的,但也給政府決定資源配置一個理由。楊偉民指出,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現在我們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個時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決定。楊偉民認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系,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干預、直接配置。
此外,還要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從所有制改革到產權制度,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
楊偉民解釋,減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減稅減費就是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降低并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制性住房公積金等。取消各類建設性的政府收費基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財政資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等。
同時,改革還要注意從調動普通勞動力的積極性到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從國有企業改革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從漸次開放到全面開放。不僅要擴大產業、領域、區域上的開放,更要在思想觀念、結構布局、體制機制上來擴大開放。
楊偉民提完善產權制度八項改革:不要過于糾纏所有制
2018年09月16日 09:44 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2018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于9月16日-17日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為題發表了演講。
楊偉民表示,就改革開放而言,所謂“新時代”就是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快的時代,是改革開放全面深化的時代,是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的時代,是改革開放啃硬骨頭、涉險灘的時代。
在他看來,中國改革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協同的推進了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我們知道,產出的多少是由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組合決定的,兩者組合優,要素生產率就高;勞動與資本的不同組合,其實最深層的就是產權制度”。
楊偉民強調,同樣是公有制,但可以建立不同的產權制度,形成不同的產權激勵。“開始我們是以按勞分配為改革的起點,按勞分配也是一種激勵機制。但是這是在蛋糕既定條件下誰分多少的問題,產權激勵則不同,產權明確了,生產者就會想方設法優化要素組合,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把蛋糕做大”。楊偉明形容,按勞分配是分糧,是一種事后的激勵。而產權制度是分地,是一種事前的激勵。“產權激勵是最大的激勵,是比按勞分配更有效的激勵”。
針對產權制度改革與所有制改革的爭論,楊偉民分析稱,產權制度改革不完全等同于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是變動所有權,產權制度改革可以不動所有制。“如果我們過于糾纏于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那么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無法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放在產權制度的視野里邊,則可以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條件下,大踏步地推進國有企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帶來新的改革紅利和發展的紅利”。
在楊偉民看來,所謂完善產權制度就是要完善所有權以及所有權派生的承包權、使用權、經營權、租賃權、收益權等各種產權。
楊偉民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務:
一是完善科技創新的產權制度,允許科研人員擁有其應該擁有的科研成果的產權。“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員的大腦和資本共同創造的,科研人員在科技創新中是基于支配地位的生產要素。資本實際上是依附于科研人員的。這項改革推開了,創新才能成為推動發展的主導力量”。
二是完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包括實行承包地的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完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產權制度,賦予農村經濟組織在符合規劃的基礎上完全的使用權,可以自主地決定土地的用途。完善農村宅基地的產權制度,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但使用權屬于農民個人,房屋的所有權屬于農民個人。
三是完善自然資源的產權制度,明確全民所有自然資源的產權人,這項改革已經做到了,劃分區分全民所有自然所有者的權利和國家作為自然資源管理者的權力,中央事權的監管職責,賦予修復生態的科研人和法人對修復土地的長期適用權,充分享有生態產品的溢價。
四是完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國資委要向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充分授權,兩類公司要向其出資的企業充分授權,使國有企業真正擁有完全的經營權。
五是完善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制度,國有企業的財產權不可侵犯,民營企業的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廢除對民營企業歧視性的法律、政策和監管。所謂要素市場化改革就是要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他提出,改革的主要任務有八項:
一是深化市場準入改革,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
二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除極少數超大城市、中心城區以外,其它城市的戶籍都應該放開。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步實現戶籍、居住證、身份證的三證合一。
三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繼續推進利率和匯率等資金下的市場化改革,使資金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領域。
四是深化財政體制改革,降低宏觀稅負,建立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減少專項轉移制度,廢止各級財政資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
五是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出資比重,減少政府主導的各類產業基金,政府投資集中于公共服務和公益性的基礎設施建設。
六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科研人員可以自主決定科研成果轉化的這樣一種體制。
七是深化價格改革,加快放開土地、資金、房地產、電力、石油、天然氣等的價格。
八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給國企、民企、外企實行同等程度的監管。
中國財富網訊(王子約)9月16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2018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期間接受中國財富網專訪時表示,明年的經濟總體會延續2018年的情況,因為內外環境需要一定時間來磨合。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接受中國財富網專訪
他表示,當前激發企業的活力是關鍵,對于不同性質的企業,要針對其特點來進行政策設置改革,比如民企關心的是歧視、人力成本高、賦稅成本高等問題,國企和外企關心的問題也不一樣。因此如何激發這三大主體的積極性,是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
對于中國的金融和財政政策,楊偉民對中國財富網表示,無論是金融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的制定部門,都要在新時期深刻反思和復盤,從自身角度出發,重新梳理更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落實細節。
在回答金融和財政政策如何更好的惠及實體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時,楊偉民表示,金融政策來看,首先要從觀念上公平看待不同性質的企業,尤其要減少對中小企業的歧視。對于賦稅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穩定宏觀稅負,但目前看起來并沒有落實好。下一步,如何落實增加居民和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收入很關鍵。他同時提到,過去設立的一些基金,要考慮廢除,但這一前提是簡政減權。“政府層級太多,五級政府,層層遞減,很難落實到位。”楊偉民說。
楊偉民提到,生態文明是未來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習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因此,我們要思考生態和經濟到底是什么關系,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路徑是什么。他認為,這過程中可以實行生態的價值量化。例如,通過中央財政把錢補給西藏、青海的辦法,購買西藏、青海的生態產品,這不是補償,因為這些地方在生產生態產品,當優質的空氣和水都變成稀缺的東西,你就要利用錢來交換。
在當天的演講中,楊偉民還提到備受關注的產權制度問題。他認為,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應協同推進對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至關重要。
此外,下一步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應當包括科技創新產權、農村土地產權、自然資源產權、國有企業產權、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等。市場化改革的重點則包括深化市場準入改革、戶籍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價格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