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國70年對外開放與外貿發展的連續性與階段性

人類社會的歷史總是在連續性與階段性的對立統一中發展前進的，新中國70年的對外開放與對外貿易的發展同樣遵循這一規律。建國70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導向不變，但是在不同的階段，由于內外條件差異，所采取的政策也有所不同。

早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意識到外部經濟聯系的重要性，并有意識地加以利用。

1931年，江西蘇區的蘇維埃政府宣布允許外資企業在遵守蘇維埃一切法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其他各種條例的前提下，另定租借條約，繼續生產。

抗戰時期，毛澤東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

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也規定：“歡迎海外人士及敵占區同胞向根據地投資，發展生產事業”。

在1945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出：在建立真正獨立的新中國之后，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和利用外國投資，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

總體上，新中國建立70年以來的對外政策總體上都是傾向于開放的，但是基于不同時期的內外形勢不同，采取的因應政策不斷變化，所以顯示出明顯的階段性。

根據新中國建立以來內外形勢及對外貿易的相關政策變化，大致可以把新中國對外開放劃分為20世紀50年代前中期的“積極一邊倒式”開放、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的“自力更生式”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逐步擴大不斷深入式”開放和2012年以來的“深刻變革和創新式”開放四個階段。各個階段外貿政策及發展特點各不相同，但堅持對外開放的精神是一致的，對于中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都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

二、“積極一邊倒式”開放下的外貿發展（1949-1958）

新中國成立前后，人民政府努力開展對外交往流和貿易往來，在建國第一年就同17個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同時也希望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地開展貿易關系。但是美國政府于1949年11月提議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對新中國進行貿易封鎖，1950年又直接介入朝鮮戰爭，這就勢必迫使新中國完全倒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采取“一邊倒型”的對外開放政策。

“一邊倒”的開放主要基調仍然是開放。

1950年初，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等進行了最高會談，希望訂一個“又好看又好吃”的協議。好看就是要做給全世界的人看；好吃就是要有內容、有味道，實實在在。

談判的結果當然是沒有充分達到目的，但是經過長達3個多月的、在國際外交史不常見的艱苦博弈之后，中國方面還是有所收獲，迫使蘇聯作出了兩個重大讓步：一是用新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替換了1945年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二是迫使蘇聯同意按中國的要求歸還中長鐵路和旅順港。

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還簽訂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關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補充協定》等協議。其中《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規定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蘇聯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用以償付為恢復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分十年付還貸款及利息。

從1950年至1955年，中國總共從蘇聯取得11筆貸款，總價值為12.74億新盧布，折合人民幣53.68億元。利用蘇聯的貸款，中國購買到大量經濟建設所急需的物資與設備，最后落實引進了150多項工業建設項目，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解放前中國工業殘缺不全的狀況，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到1954年，與蘇聯簽訂的援建項目共計達到156項，通稱“156項工程”。“156項工程”建設是新中國首次通過利用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開展的大規模的工業建設，構成了中國現代化大工業的骨干，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鋪墊了初步基礎。這樣的開放，雖然其作用是不完整的，但是比單純的“亞當斯密式”的對外貿易還是要好得多。

新中國成立后，也沒有忽視與西方國家的貿易。

瑞典、丹麥、瑞士、芬蘭于1950年即同中國政府建立了外交和貿易關系，芬蘭于1952年同中國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但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追隨美國實行“禁運”政策，同中國中斷了直接貿易關系。經過中國政府的努力，1957年5月，隨著英國宣布放寬對華貿易管制，參加“巴統”的大部分西方國家在一個月內陸續表態，放寬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在這種壓力下，美國政府不得不于1958年9月宣布在戰略物資的國際貨單方面再作一些放寬。

這一時期中國也大力開展與廣大亞非國家的經貿活動，如在1952年與斯里蘭卡開展大米換橡膠的貿易，1956年與巴基斯坦簽訂煤炭換棉花的貿易合同，1956年與印尼簽訂1200萬英鎊的易貨貿易協議，1957年還跟阿富汗簽訂了兩國間第一個貿易協定等等。1957年中國首次舉辦廣交會，與有意愿跟中國做生意的各個國家廣泛開展貿易洽談活動，也是努力打破對華貿易封鎖的重要舉措。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出口貿易增長速度明顯快于世界出口增長平均速度。1950-1956年間，我國出口貿易增長速度高出世界出口貿易增速約10個百分點。相應地，我國出口貿易在世界的地位也不斷提升，我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50年的0.91%上升到1956年的1.58%。

三、“獨立自主式”開放下的外貿發展（1958-1977）

隨著新中國政權的不斷鞏固及經濟的恢復發展，國內外形勢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封鎖逐漸放寬的同時，中蘇關系卻開始惡化，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經貿關系出現大面積下降。

1959年中蘇貿易總額約合20.97億美元，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47.9%(50年代有些年份占一半以上)；至1965年中蘇貿易總額只有4.07億美元，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9.6%；至1970年中蘇貿易總額進一步下降到0.47億美元，僅占中國進出口總額比重的1%。

這一時期，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開始從以前主要面向蘇東國家轉為面向西方國家，同時擴大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貿交往。早在50年代，中國就積極開展了與資本主義世界及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往來，并努力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積極尋求與西方國家的民間貿易和政府貿易。

1959年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聽取副總理李先念匯報財貿工作時，在肯定了“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原則的同時，指出“這句話的后面應加一句：‘但國外市場極為重要，不可輕視，不能放松’。”

1959底至1961年初，毛澤東在兩次會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指出：“我們兩國關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對我們兩國都有好處。”

1961年2月，他在會見時任法國參議員、民主社會抵抗聯盟主席密特朗時說：“中法雖然沒有外交關系，但是人民往來和貿易關系還是可以進行的。”

1963年12月9日，朱德在和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薛暮橋的談話中指出：“自力更生不是說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貿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次年1月他又在聽取匯報時指出：“從外國進口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不等于不是自力更生。例如同日本做生意，他們的東西我們用得上，我們的東西他們也用得上，這是雙方的需要。”

1962年9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國從日本進口了兩套維尼綸成套設備。

1963年又先后從日本、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意大利等國引進石油化工技術方面的14個成套設備項目。在前兩次引進取得成功以后，黨和毛澤東對于引進外資有了一些更加積極的提法和表現。

1963至1964年間，黨中央又先后批準了冶金、精密機械、電子工業等行業的100多個項目，向國外考察詢價和相機簽約。

1964年1月，毛澤東提出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開礦辦廠，向他們學習技術，也可以讓華僑投資建廠。

1964年1月，法國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中法建交公報》發表后，毛澤東又在會見法國議員和意大利客人時表示，希望擴大與兩國的經濟往來。

1965年4月13日，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央還同意了新技術進口小組關于引進新技術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該報告提出，1965年應當充分利用當前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適應國內經濟形勢和建設的需要，更積極地展開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新技術的工作。

到1966年以前，我國先后與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等國家的廠商簽訂石油、化工、冶金、礦山、塑料、汽車、液壓元件、電子、精密儀器等技術設備引進合同84項，總成交額為2.8億美元。其中成套設備合同56項，用匯2.6億美元，占全部引進的90%以上。引進的這些設備范圍廣泛，從生產資料設備到消費品生產設備均有，但最主要的還是重型工業項目和重大技術裝備，其中鋼鐵工業占31.7%，化學工業占28.1%。

到60年代中期，我國已經同12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并且同其中38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的貿易協定。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中美雙方簽訂《聯合公報》；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這以后出現了很多國家同中國建交的熱潮，外部封鎖被逐漸突破。至1973年底，我國已經與大部分發達國家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對外關系的重大發展為中國開展對外經濟交流，引進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創造了有利條件。

利用這一時期外部政治環境的改善，中國趁勢擴大對外經濟關系。

1972年1月16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呈送《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向周恩來報送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套、化肥設備2套及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4億美元。1972年8月6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呈送《關于引進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1972年11月7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送的《關于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23套化工設備。

1973年1月2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國務院業務組研究的意見，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送《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后的對外引進項目進行總結和規劃，建議今后3-5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

這被通稱為“43方案”，是繼“156項”后的首次大規模引進計劃，是打破特殊時期閉關自守的重大突破。這次引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積累多年的“吃、穿、用”嚴重不足和工業化建設中能源、原材料供應嚴重短缺問題，即為緩解緊張的供求矛盾而進行引進。關于引進設備的資金，為擺脫外匯不足，報告提出擬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在設備交付后的8年中分期付清，按照年息6%計算，連本帶利合計金額52.22億美元。

經過討論和修改，3月22日，國務院原則上批準了這個報告。方案得到毛澤東主席的指導和同意。“43方案”帶動了中國外貿的發展。1973年對外貿易總額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是1970年的3.2倍。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引進，為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騰飛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四、逐步擴大不斷深入式開放下外貿發展（1978-2010）

這一時期中國對外開放及對外貿易發展的主要特征是逐步擴大開放，在開放及對外貿易的發展過程當中帶來國內相關機制體制變革及產業體系的全面成長。

1978年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決定把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中共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和研究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特點的基礎上，把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要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要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本領。

1982年12月對外開放政策被正式寫入我國憲法。

1978年2月16日，國家計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要點》中，提出了從1977年到2000年的23年設想，并制定了保證設想實現的包括“整頓”、“加強科研和引進新技術”、“改進經濟管理體制”、“學會組織和管理現代化生產”等在內的15個重大政策和措施。《匯報要點》還提出了“有計劃地組織干部到國外去考察”的任務。

1978年，我國以現匯方式引進了22個大型項目，合同金額為78億美元，簡稱“78計劃”。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將大連建成北方經濟特區的構想。

從1978年初起，陸續派出了分別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領的多個考察團，到歐洲、日本、港澳等地訪問。

回國后，1978年6月，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谷牧等人的匯報。谷牧匯報中國與國外先進水平有差距，應當利用當前國外資金過剩的有利時機，積極對外引進。對此，到會的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紛紛表態支持。華國鋒當即拍板，由谷牧組織出幾條引進措施，到國務院務虛會上討論。

在7月6日—9月9日的國務院務虛會上，60多位部委領導參加并做匯報，討論對外引進議程。鄧小平同志很重視引進外資，他與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談話時提出：同國外做生意搞大一點，搞它500億，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項目，從煤礦、有色、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明年就開工。

1978年10月，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湯姆斯·墨菲率團訪華，建議以“合資經營”的方式引進汽車項目。鄧小平隨后作出了“合資經營可以辦”的批示，由此打開了中國合資經營的大門。

197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以利用好這兩個地區毗鄰港澳臺的獨特區位優勢。

1980-1988年，我國共建立了五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國家給予特區特殊的財政、外匯、稅收、進出口管理政策，通過一系列優惠措施，吸引外商投資，以此帶動對外貿易發展，加強與國際市場的經濟關系。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中國沿海的大連、秦皇島等14個港口城市，并先后在其中的11個沿海開放城市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

1978年至1991年期間，我國逐步形成“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地區——內地”逐步推進的對外開放格局。到1993年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寬領域、多層次、有重點、點線面結合的全方面對外開放新格局。

經過長期艱苦的談判，2001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法律文件，我國正成為世貿組織新成員。此后，我國又成功應對了加入世貿的各種挑戰，抓住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加快轉移的歷史性機遇，使對外開放和對外貿易邁上了新的臺階。

這一時期外貿體制改革很多。

在外貿管理方面，將以往以計劃調節為主改變成以市場調節為主，取消了出口收匯、進出口用匯等多項外貿指令性計劃；在外貿經營上，打破了國營外貿企業壟斷經營的局面，逐步發展民營外貿企業和工貿公司，建立中外合資外貿企業，實行外貿主體多元化；在經營業務上，打破了企業單一經營傳統，逐步建立起以國際市場為導向，貿工農相結合，內外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新體制。

到90年代后期，我國外貿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基本形成了以市場為導向、與國際規則相適應的外貿體制框架。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為適應入世的新要求，我國外貿體制改革持續深入開展，建立了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進出口管理法律框架和制度。

2003年3月，國務院機構進行新一輪改革，將上述單位的外經貿管理職能進行整合，組建商務部，主要負責研究擬定規范市場和流通秩序的政策法規，管理對外貿易和組織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等。這一行政機構的改革，改變了以往內外貿分割管理的體制，有利于我國更好的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要求，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根據2004年7月實施的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我國取消了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實行對外貿易經營登記備案制。

1979年之前，中國的外貿政策基本上是屬于“進口替代”，改革開放后形勢及理念都發生了變化，采取了“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策略，而出口導向已占主流。從出口商品結構看，1978年以后初級產品、特別是農副產品出口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同期機械及運輸設備出口則快速增長。我國大體上通過“出口創匯-投資品進口-擴大投資-工業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擴大進出口”這一循環過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實現了外貿促進經濟增長及外貿與工業化相互支持、協同發展的良性格局。

這一時期的工作不諱言仍然存在較多失誤甚至失敗之處，但在整體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五、深刻變革和創新開放式的外貿發展（2011年以來）

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全球經貿格局發生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速放緩，世界發展日益不平衡，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同國家集團之間的斗爭日益尖銳。

從2008年到目前為止，世界經濟其實并沒有走出大危機的陰影，新一輪的大衰退隨時可能到來，國際上各方面的跡象已經不斷提示風險，全面的危機或許并不太遠。而且當前的這種危機形式，既非西方傳統經貿理論所能解釋的，也非其所能根本解決的。

在危機面前，中國反而逆勢而上，取得了高速的發展，但同時也引起了西方大國的警惕，美國由拉攏中國為主轉而以圍堵中國為主，力圖遏制中國發展。2011年11月，奧巴馬提出“轉向亞洲”戰略。2012年6月，美國防長帕內塔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相當于正式宣布要圍堵中國。

當前，西方從經濟到政治，從理論到實踐，都無法充分說明更無法指導中國的外貿政策發展道路與方向，跟隨式增長路線日益走不通，“韜光養晦”的外交理念不再適用，中國作為大象，無法再隱藏在樹木的后面，如果那樣做，就相當于“鴕鳥埋沙”，中國不得不進入深刻變革和創新的大國開放階段。

2010年以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中國采取了包括“亞太再平衡”“TPP”和“南海仲裁案”在內的一系列圍堵策略，中國則報之以“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等予以突破。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上臺后，中美博弈升級，中美貿易戰形勢驟然緊張。

美國對中國頻頻祭以“關稅戰”“技術戰”和“金融戰”等手段，中國則一一予以針鋒相對的回應，但是對于美國“逆全球化”的做法，中國則報之以更大的開放。2019年9月5日，人民日報鐘聲文章：《擴大開放，見中國胸懷》。2019年9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時再次強調，中國市場隨著發展會越來越大，將給德國和世界各國帶來更多新機遇。

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超2.4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300多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3%。德國、韓國、日本、荷蘭對華投資分別增長72.4%、69.7%、12.6%、14.3%，歐盟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18.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5%。數據顯示，中國的開放程度不斷深入，與世界的融合程度不斷加強。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文章感慨，美國政府“不斷地將世界其他地區推開，推向中國一邊”。

回顧新中國70年對外開放和外貿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每個階段中國都在追求開放，同時也堅持獨立自主，對外貿易一直在發展。

在第一個階段，中國亟需通過擴大對外貿易發展經濟，但是受限于內外條件，只能進行“一邊倒式”的發展。

到第二個階段，中國的經濟有所恢復。這時候中國面臨著成為他國經濟依附者的危險，可能會陷于“中心-外圍”的格局而難以自拔，因而采取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對外開放及外貿發展方式。

到上世紀70年代末國內外形勢出現了很大的改善之后，中國及時采取措施，把握住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良好機會，實現了“逐步擴大不斷深入式”的對外開放。

到2010年以來，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再次發生深刻的變化，跟隨式的發展已經難以持續，中國不得不進行深刻變革和創新式的對外開放。

總體上，建國70年中國的外貿發展，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緊密聯系，前三十年為后四十年奠定了基礎，后四十年拓展了前三十年的成就，但是內在的發展邏輯基本一致。雖然四個發展階段的政策有的變化，各有特色，也走過不少彎路，但追求開放的主旨不變。事后總結，成績也都是主要的。

在未來，中國仍將堅持對外開放的宗旨不變，與時俱進，繼往開來，在各方面取得越來越大的成績。

文章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