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斌，中投公司副總經理

來源：北大國發院智庫（ID：NSD_ThinkTank）

當代政治經濟形勢與大國興衰

政治是經濟的延伸，經濟是政治的舞臺，對世界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理解，也離不開對世界政治動向的觀察與把握。前不久剛剛塵埃落定的美國大選，昭示出美國社會的某些變化。從2016大選選民最關注話題排序來看，經濟、恐襲、外交、健康、槍支、移民、社保、教育等成為最引人注目的熱點，最高法院法官人選、少數族裔權益、貿易政策、墮胎，以及同性戀人群權益等話題則緊隨其后。可以說，對目前的美國而言，經濟問題首當其沖，美國社會有著回歸現實的趨勢。

現代政治面臨著諸多困境。以美國為例，存在著既有體制與“憤怒政治”的矛盾，清教徒觀念與私德問題的對立，意識形態與實事求是的沖突，更不必說東西兩岸與中西部的分化，城市與鄉村、白人與少數族裔等問題。如果從內政與外交的角度理解川普新政，那么就不得不涉及中美關系的解讀。中美關系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它牽涉著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關系是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尤其需要合作與對話，形成良性競爭。

放眼全球，我們應當對“全球化”給予某種反思。在歐洲，英國的脫歐事件引發了全球化的反思，“憤怒政治”席卷全球；在法國與德國，接連發生自殺式襲擊事件，使得歐盟日漸陷入泥潭。文明的沖突與和解一直是21世紀以來的重要問題。2001年，美國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11事件；而在公元8世紀的西班牙，特雷多城卻建造了基督教和清真寺合一的教堂，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曾共居此城，和平相處。或許正如房龍所認為的那樣，人類只有依靠寬容和解，才能走出困境。

在上述地緣政治的背景之下，世界經濟也面臨著重重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各國復蘇乏力，發達國家結構性改革嚴重滯緩。韓國與日本也在未競的現代化進程中步履艱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IMF兩位經濟學家研究了1960-2007近50年的歷史中17個OECD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期間這些國家共發生大大小小80次經濟金融危機。

統計表明，危機后復蘇速度最快的總是金融體系以資本市場主導的四個國家，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而復蘇最慢的無一例外都是銀行主導的四個國家，即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時。源于華爾街的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受到了最直接的沖擊，但危機后美國經濟在發達經濟體中復蘇速度最快，歷史又重復了一次。這充分說明一國金融體系中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和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對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經濟的彈性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大國的崛起和衰落。

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開放

歷史常常展現出它驚人相似的一面：今天的北京，與20年前的首爾、30年前的東京、50年前的洛杉磯、80年前的倫敦，都遭遇著同樣的霧霾侵襲。不僅是環境問題，今天中國的很多問題，無論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發達國家都曾經歷過相類似的階段。但對當下的中國經濟問題而言，高質量的經濟發展仍然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它能夠牽引一國各種社會文明的整體進步，我們應加快經濟轉型和增長，推動中國社會盡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著增速放緩和杠桿高企的嚴峻挑戰。由于社會形態與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中國社會需求側升級已經來臨。同時，中國勞動生產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條是依靠研發、自我升級，這需要加快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體制機制建設；另外一條則是海外并購，投資于先進發達市場的技術、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實行“拿來主義” 。

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方面，2015年，中國資本市場發生異常波動，對金融市場的安全穩定和金融風險的管控提出了新的嚴峻挑戰。與此同時，供給側改革又對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支持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通過簡單刺激需求來推動經濟發展，而是更多通過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經濟高質量的增長，資本市場可以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強大的支持，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都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加快完成。中國經濟金融長期存在的五大風險，其背后都是中國金融結構的失衡與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導致的。化解中國經濟金融風險，短期可以進行適當的調控和疏導，中長期只能依靠改革金融體系，調整金融結構，疏堵結合，以疏為本。

中國資本市場未來的遠景，將是加快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繼續發展壯大交易所市場，促進上市公司做大做強，為投資者提供良好回報，逐步形成交易所市場適度、有序的競爭局面。以較低準入條件和更便捷核準為特色，提供轉板機制，逐步增加活躍度和流動性，解決大量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緩解IPO壓力。

除此之外，還需要推進發行體制市場化改革。在這一問題上，美國可以作為參照。在美國的發行體制中，在確保財務披露信息的真實性等方面，美國證監會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責任落在中介(尤其是承銷商如高盛等)機構身上；同時，投資者(其主要為機構投資者)發揮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我國目前體制中，監管機構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責任權重遠大于其他相關主體。因此，發行體制改革應當遵循循序漸進、堅定不移、實事求是的原則，將市場化改革作為未來的出路，有力推動中國經濟“后三十年”的繁榮。

海外投資與跨境并購

近年來，中國海外投資呈現激增態勢。其原因不外乎兩點。第一，分散投資與供給側改革；第二，一帶一路的經濟學原理及外延。但要想把事情做好，無論是投資于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與13億消費者的中國市場相結合。海外并購和拿來主義是目前加快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路徑。在行業方面，近兩年海外并購重點行業從資源能源類偏移至高科技業、制造業、消費業等泛行業。我國海外并購熱點領域的轉移，折射了中國經濟由出口導向向內需為主方向的重大轉型。

對中國企業跨境海外并購而言，其成功與否往往取決于以下幾個要素：

首先要戰略清晰，明確投資目標，即投資于先進的技術、產品、服務、商業模式；

其次，要推動投資標的與中國產業和市場的對接，利用好中國資本市場平臺，定價談判可依托中國消費者市場的巨大潛力；同時挽救很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和產業，實現共贏；

第三，還需要具備有較高執行能力的專業團隊，聚焦消費升級、制造業升級乃至新興產業發掘，努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不乏成功的代表，本間高爾夫(HONMA)的海外并購就是其中一例。本間高爾夫(HONMA)源自于日本，創立于1959年，是市場上歷史最悠久、全球頂級的高爾夫專業品牌之一，與眾多國際大牌齊名——世界上最昂貴的高爾夫球桿就出自于本間。然而，上世紀90年代，受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波及，本間高爾夫陷入破產重整。三家中資PE于2010年入股本間。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企業嘗試對本間進行跨境并購的項目，在并購過程中，本間的制造端仍然留在日本，但完成了與中國市場的對接，重建了營銷系統。這一策略實現了中日企業的雙贏效果：2016年9月22日，本間高爾夫(06858)在香港上市，中方投資獲得超過10倍的回報。同時，日本這個瀕臨破產的產業也得以挽救。

總之，投資于國際市場，要了解世界趨勢，增強與世界的溝通，推動改革開放，加速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海外并購的戰略應由國家隊與產業界、民間PE、證券公司、上市公司、地方產業基金和科技園區等共同組成“航母戰斗群”，各司其職，發揮比較優勢，協同作戰，“出海打漁”。“走出去”的目的是為了“請回來”，海外并購的核心是與中國13億消費者市場的對接和落地，全過程還應包含這些產業或企業與A股市場或香港市場的對接，這個過程也將有助于中國資本市場上市公司質量的提升和打造國際化的投行“航母”。

回看中國，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曾說：“我們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達到人均800美元……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要發展30年到50年，我們就可以趕上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說，中華民族對人類做出了貢獻。”中國人民勤勞致富和不懼競爭的精神是中國經濟增長生生不息的動力。通過加快改革步伐，推動資本市場建設，有效推進海外并購，中國一定能夠加快經濟轉型和崛起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