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邵宇

來源：首席經濟學家論壇(ID:ccefccef)

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議日前在上海閉幕，這是再度推進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良好機遇窗口。經過多年成長，中國演變為全球制造業大國，但老一代貿易協定帶給中國的紅利已基本釋放完畢：一方面國內經濟愈來愈容易受海外供需的沖擊；另一方面，WTO（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的多邊貿易協定對中國的紅利已經逐步消散。我們認為，未來國際貿易的競爭將沿著價值鏈進行，而合作則主要以區域和雙邊形式展開。對應地，中國面臨的是內部產業升級的壓力與外部自貿合作圈地的復雜博弈。

2001年加入WTO后，中國通過加強全國動員的總成本領先戰略，成為主要的受益方，不僅一度是全球貿易失衡中最主要的順差方，也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資產。如前所述，美國和中國G2的失衡標志著“全球化3.0”的外部失衡循環難以調和。危機之后，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雖然有所緩解，但全球失衡情況整體改善不明顯，失衡矛盾的核心從中美分散到了更多的消費國與生產國、資源國。

全球貿易格局失衡

在危機前2000至2007年經常帳戶率提升的盈余方，在危機后2007至2013年經常帳戶率都有回落。對于赤字方也是類似：這是基于危機后以鄰為壑貿易保護政策下的系統自我調整，也受到實際匯率變動的影響。對于主要發達經濟體，其貿易趨勢都發生了一些特殊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其制造業回流的政策導向與頁巖氣革命帶來的能源獨立使得其需求“內卷化”，這是全球貿易恢復乏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私人部門去杠桿化比較充分，美國經濟已經進入確定性比較高的恢復通道，但對其他經濟體的拉動卻已遠不如前。而日本在安倍經濟學的影響下，進入了以抬升通脹，刺激消費為特點的貨幣大擴張中。

比較有意思的是歐元區的分化，其邊緣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一直在治標，卻難以治本。為了維持歐元區的穩定，主要的邊緣國家進入了痛苦的財政整固進程，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外部逆差縮小：這使得歐元區從過去德國苦力支撐下的逆差經濟體，逐漸成為典型的順差經濟體。隨著各主要經濟體的主動和被動調整，國際收支失衡的情況在危機之后確實有一定改善，但“全球化3.0”中的“生產─消費”和“儲蓄─危機”循環并沒有被打破。

價值鏈向高端遷移

但僅從傳統的國際收支差額指標，去認識全球化背景下的貿易失衡是不夠的。隨著“全球化3.0”時代的三元分工深化，全球分工也從最終產品轉向以生產鏈為基礎的要素分工，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的爭奪焦點發生變化，政策關注更多地從傳統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從自由貿易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從最終產品轉向價值鏈條，從獲取資源轉向要素整合。未來基于國際分工價值鏈重構的貿易協定重構過程中，中國作為主要的制造與加工型生產國，處于相對不利的位置。

全球價值鏈是將商品與貿易聯系起來的全球視為單一經濟體，研究各國增加值通過國際貿易實現的一套統計體系與研究方法。如何擺脫生產國受上下游兩端擠壓的宿命，沿著價值鏈從低端向高端遷移，是未來中國國內產業升級與對外貿易競爭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按增加值衡量的話，根據2009年數據，中國并非出口第一大國，而落后于美國位于第二位，但中國卻是通過出口實現海外增加值最多的經濟體，這顯示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中典型的中游位置。

整體來看，中國的對外部門，特別是制造業部門已與全球產業鏈深度融合，但貿易順差主要是由低附加值行業創造的。2011年中國每1000美元出口中實現國內增加值618美元，按貿易種類劃分的話，一般貿易出口創造的增加值為776美元，明顯高于加工貿易的384美元。按行業劃分，中游行業的出口增加值率低于上游的資源行業和下游的服務行業，而以這些中游行業為代表的中國制造和加工貿易，卻是中國加入WTO以來最主要的順差制造者。

警惕產能過剩陷阱

增加值能更準確地衡量一個國家在各產業中的競爭地位，高附加值往往意味著更強的壟斷優勢或更高的要素價格。一般來說，服務業與上游原材料產業大都是附加值率比較高的部門。但如果中國僅把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重心放在有勞動力優勢的中游制造部門，很容易導致產能過剩和其他高附加值產業發展滯后的比較優勢陷阱中。

我們認為，中國在未來與全球經濟融合程度進一步提升的過程中，能否有效提高貿易增加值，在全球價值鏈重要環節取得優勢，維持甚至提升自身競爭優勢，主要依賴于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中國制造企業的專業化程度和技術水平提高，這使得其規模效應和附加值率提升；其次是中國服務業的開放及其專業化水平與生產率的提升；再次是中國順應甚至引領全球貿易投資協定的方向，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為我所用。

（邵宇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