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國家治理》周刊 作者： 人民論壇理論研究中心

執筆：趙博藝

核心提示： 在自由貿易區領域，中國從旁觀到參與，從跟隨到引領，需要以四大在建自貿試驗區為試點，圍繞面向世界、服務全國的戰略要求，不斷追求機制、體制、法治上的創新和突破，并通過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逐步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唯此才能真正構建起國際合作發展的新平臺，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

經濟全球化過程已經表明，自貿區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從全球范圍來看，已有119個國家建立了超過2300個自貿區，出口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創造1億個直接和間接就業崗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擁有13億多人口、超過30萬億元的國內消費市場、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8000美元的人均GDP，受益于自身得天獨厚的要素稟賦，在經濟全球化進步發展進程中，中國期望通過構建新的全球價值鏈和龐大的內需市場，吸收國外高端生產要素，如技術、人力資本要素來推動中國經濟升級。作為使命擔當者，中國的自貿區建設將為自身乃至世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目前在建的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雖然起步于對自貿區內的貨物關稅免于實施慣常海關監管，但作為涉及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塊試驗田，自貿區“不要政策，要改革”的本質是對改革釋放制度紅利的呼喚。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上指出，“改革和開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改革必然要求開放，開放也必然要求改革”。當前，中國自貿區建設無疑站在了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為了更加準確、深刻地把握這一全新的試驗區，我們通過時間節點、空間布局、頂層設計三個視角，對中國自貿區建設進行了透析。

自貿區誕生的時間節點

“機者如神，難遇易失。”新世紀的頭20年是我們發展必須緊緊抓住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時間跨度正好起于世紀之初的“入世”，到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這是中國從融入世界經貿體系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發展時期，也是改革開放逐步深化的轉型發展期。為此，我們必須走好這一關鍵的歷史階段，抓住關鍵的歷史節點。

積極應對國際形勢   

當前，全球性多邊貿易協定逐步邊緣化，區域性和雙邊貿易協定大有取代之勢，國際經貿投資規則進入了重塑期。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力圖通過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和PSA（多邊服務業協議）形成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同時，伴隨多哈回合談判陷入持續僵局，世界貿易組織構建的多邊貿易體系和國際經濟秩序遭受極大挑戰。此外，中國還遭受了由西方所主導的TPP、TTIP和BIT（雙邊投資協定）新貿易談判規的排擠挑戰。其中，TPP更是成為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嚴峻的國際形勢不僅阻礙了中國國際貿易的順利開展，而且對中國未來的經貿發展空間造成了擠壓。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對復雜國際形勢的策略不僅影響重大，而且具有風向標的示范作用。今年2月，TPP12個成員國簽署協定，標志著一個全新的自由貿易同盟正在形成。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不能積極參與其中，有可能被新的國際貿易體系排斥；如果被動接受新規則，競爭優勢可能弱化。如何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秩序中，實現自身貿易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新發展，以及為新規則、新秩序的制定與構建開辟新路徑，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加快推進開放進程

新時期，中國發展的每一步無不伴隨著改革與開放的二重奏。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并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中國經濟特區就此誕生。1984年5月，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經濟特區和前沿開放城市共同構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早期格局。此后，城市新區建設成為了開放發展的主要推手。1992年10月上海浦東新區成立、2005年10月天津濱海新區成立、2010年6月重慶兩江新區成立、2011年6月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成立、2012年8月甘肅蘭州新區成立、2012年9月廣東廣州南沙新區成立、2014年1月陜西西咸新區及貴州貴安新區成立、2014年6月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及大連金普新區成立、2014年10月四川天府新區成立……城市新區建設樹立了改革開放的新典范，并將開發開放推向更高層次。

黨的十八大后，自貿區建設的大門順利開啟。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設立，2014年11月自貿區面積擴展，12月廣東、天津、福建3個自貿區獲批設立。中國通過自貿區建設努力探索以更高層次的開放來帶動“轉方式、調結構”中矛盾問題的解決。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14個，涉及22個國家或地區，涵蓋我國對外貿易額的38%。在此種背景下，自貿區建設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劉昕評價的那樣，“自貿區試驗意義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輪以開放促改革時建立的深圳經濟特區”。

積極應對國際形勢   

當前，全球性多邊貿易協定逐步邊緣化，區域性和雙邊貿易協定大有取代之勢，國際經貿投資規則進入了重塑期。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力圖通過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和PSA（多邊服務業協議）形成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同時，伴隨多哈回合談判陷入持續僵局，世界貿易組織構建的多邊貿易體系和國際經濟秩序遭受極大挑戰。此外，中國還遭受了由西方所主導的TPP、TTIP和BIT（雙邊投資協定）新貿易談判規的排擠挑戰。其中，TPP更是成為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嚴峻的國際形勢不僅阻礙了中國國際貿易的順利開展，而且對中國未來的經貿發展空間造成了擠壓。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對復雜國際形勢的策略不僅影響重大，而且具有風向標的示范作用。今年2月，TPP12個成員國簽署協定，標志著一個全新的自由貿易同盟正在形成。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不能積極參與其中，有可能被新的國際貿易體系排斥；如果被動接受新規則，競爭優勢可能弱化。如何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秩序中，實現自身貿易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新發展，以及為新規則、新秩序的制定與構建開辟新路徑，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加快推進開放進程

新時期，中國發展的每一步無不伴隨著改革與開放的二重奏。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并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中國經濟特區就此誕生。1984年5月，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經濟特區和前沿開放城市共同構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早期格局。此后，城市新區建設成為了開放發展的主要推手。1992年10月上海浦東新區成立、2005年10月天津濱海新區成立、2010年6月重慶兩江新區成立、2011年6月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成立、2012年8月甘肅蘭州新區成立、2012年9月廣東廣州南沙新區成立、2014年1月陜西西咸新區及貴州貴安新區成立、2014年6月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及大連金普新區成立、2014年10月四川天府新區成立……城市新區建設樹立了改革開放的新典范，并將開發開放推向更高層次。

黨的十八大后，自貿區建設的大門順利開啟。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設立，2014年11月自貿區面積擴展，12月廣東、天津、福建3個自貿區獲批設立。中國通過自貿區建設努力探索以更高層次的開放來帶動“轉方式、調結構”中矛盾問題的解決。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14個，涉及22個國家或地區，涵蓋我國對外貿易額的38%。在此種背景下，自貿區建設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劉昕評價的那樣，“自貿區試驗意義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輪以開放促改革時建立的深圳經濟特區”。

自貿區相關的頂層設計

目前，中國的四個自貿區都是帶有“試驗區”后綴的自由貿易區。換言之，上海、廣東、天津和福建四大自貿區建設是新常態下帶有試點性質的改革開放先行地，是新形勢下中央對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安排。

周全考慮安全問題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而言，立足在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發展潮流之中，每一次重大的改革與開放策略，都需要進行周全的安全考慮。“冷戰”結束之后，伴隨中國融入世界腳步的加快，“入世”的第二年我們便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探索超越單方面安全范疇，以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之后，中國依托國際貿易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而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發展的壓力也日漸顯現。盡管中國經濟抵御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來自國內外的潛在風險和增長壓力，迫使我們推進全面深化的改革和全面高水平的開放。為此，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提出了涵蓋“11個安全”領域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從而為新形勢下探索開放發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方面的理論指導。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后銳意推進改革走向全面、深化，并以“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統領編織確保國家安全的全方位、立體化的保障網。作為堅強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努力化解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潛在風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同時特別強調，“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推動各方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經貿往來是國家以及地區間最普遍、最主要的聯系，經濟安全也因此成為國家間的重大關切。在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建設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底線思維、注重防風險，做好風險評估，努力排除風險因素，加強先行先試、科學求證，加快建立健全綜合監管體系，提高監管能力，筑牢安全網”。“打造命運共同體”既是安全理念，更是發展理念。這一理念在自貿區的開放發展中，通過底線思維展現出開放姿態和安全保障兩方面的高水準。例如，上海自貿區實施的“一線逐步徹底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區內貨物自由流動”監管服務新模式，就充分體現了自由與安全相融合的開放發展理念。

啟動新的發展引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一直是驅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兩個輪子”。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逐步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格局。如今，四大自貿試驗區紛紛落地，盡管建設發展時間不長，改革創新仍在探索起步階段，但已取得了可喜的發展成績，逐漸成長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極。

自貿區的建設探索始終要面對思維定勢和既得利益的阻礙。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句話既適用于內，也適用于外。轉型中的中國在改革與創新過程中，我們需要打破定勢，以先進的理念為指導，探索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經濟發展平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指出，“TPP是排他性的，中國卻是開放性的。從世界歷史的發展看，開放性的會強過封閉性的、排他性的”。

自貿區建設“連點成線”將開啟加速發展新階段。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對區域發展的三大戰略而言，自貿區無疑將成為推進戰略落實的重要抓手。正如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與貿易系副主任、自貿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所說，“自貿區絕不僅是中國已有保稅區的簡單升級版，而是一個對國內外充分開放競爭下的特殊綜合經濟體”。

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與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在自貿區建設進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現。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認為，“改革是自貿區的靈魂，是最重要的功能和使命”。自貿區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成為亮點。負面清單式的開放方式，是一種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嘗試。國務院于2015年4月20日發布中國四大自貿區負面清單，分為15個門類、50個條目、122項特別管理措施，四大自貿區將分工協作，統一適用。至此，中國成為世界上第77個實施負面清單管理的國家。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沙海林指出，“政府職能轉變是自貿區建設的核心任務，在實際操作中要注重市場主體的感受度和滿意度，以此衡量各項改革的實際成效”。如今，眾多前來自貿區“掘金”的企業掛在口邊的不再是“政策紅利”，而是“制度紅利”。

歷史的進步通常是遞進的滾動式發展，自貿區誕生于國家發展積累與戰略規劃剛好契合的歷史節點。中國的自貿區既肩擔民族復興大業，又受約束于特殊的內外形勢，只有把握好歷史節點，充分利用前期的積累，以戰略的眼光做好規劃，才能推進跨越式發展。正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2014年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加強頂層設計、謀劃大棋局，既要謀子更要謀勢，逐步構筑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使我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更加緊密、往來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強調，“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平臺，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善于通過自由貿易區建設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維護和拓展我國發展利益”。在自由貿易區領域，中國從旁觀到參與，從跟隨到引領，需要以四大在建自貿試驗區為試點，圍繞面向世界、服務全國的戰略要求，不斷追求機制、體制、法治上的創新和突破，并通過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逐步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唯此才能真正構建起國際合作發展的新平臺，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

（執筆：趙博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