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

　　“一帶一路”是一個長期性的大戰略，其根本意義在于支持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加快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形成新的長期增長的動力。作者先后梳理了“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中國大規模對外投資的益處，如何穩妥地推進海外投資，海外投資中政府、國企、民企如何參與其中。

　　文/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APEC會議期間，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再次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與相關各國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繁榮發展的“命運共同體”，已成為我國主動應對全球形勢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重大戰略決策。此前，“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于2013年底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此背景下，中國近期發起設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與互聯互通有關的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表示，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亦即未來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增長近三倍，這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將開啟全新格局。

　　中國推動大規模資本對外輸出，有何益處？在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的過程中，政府、國企與民營企業應當各自承擔怎樣的角色？中國進行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存在怎樣的風險？中國未來應當如何穩妥推進對外投資？為了探討以上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一帶一路”戰略背景

　　《21世紀》：中國將建設“一帶一路”上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并發起設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有著怎樣的國內國際背景？

　　黃益平：最簡單的背景就是中國從一個小國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國經濟。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對世界市場沒有顯著的影響。但現在不一樣了，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購買力平價估計的我國的經濟規模甚至已經超過了美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我們通常說的“中國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同時，就像大象再也無法藏身大樹之后，大國經濟很難再如過去那樣“韜光養晦”。比如過去三十幾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起碼也是部分地得益于美國倡導的經濟全球化，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也都積極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但時過境遷，雖然美國口頭上還是表示樂見中國經濟崛起、愿意進一步推進美中經濟合作，但是競爭甚至圍堵的聲音在增加。作為一個大國經濟，中國需要走出去，這不僅僅是因為全球危機以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提出了改革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其實也是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外部條件。“一帶一路”戰略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和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21世紀》：有觀點認為，“一帶一路”戰略下推進對外投資有利于支持當前疲軟的中國經濟維持增長動力，您如何看待？

　　黃益平：“一帶一路”是一個長期性的大戰略，雖然相應的在國內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或者投資品的輸出必定會有益于經濟增長，但過度解讀它對挽救當前疲軟的宏觀經濟局面的作用反而可能影響“一帶一路”戰略的最終成功。“一帶一路”戰略的根本意義在于通過絲綢之路和海上絲路的建設支持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加快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形成新的長期增長的動力。這就意味著相關的投資必需大膽規劃、謹慎推進，基礎設施項目是否能夠在短期內帶動經濟活動的繁榮，直接關系到這些投資能否得到回報，從而影響到“一帶一路”成功與否的概率。而基礎設施建設能否推動經濟增長特別是促進地區經濟融合，不僅是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需要政府間的合作，但更需要政府間的長期合作。如果過度關注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支持，很可能導致盲目、倉促上馬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大大降低投資的效率以及長遠的效果。布局全球投資的收益

　　《21世紀》：習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表示，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未來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增長近三倍。中國推動大規模資本對外輸出，有何益處？

　　黃益平：未來10年對外直接投資1.25萬億美元，也就是每年平均1250億美元，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大，其實并非特別驚人。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2004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幾乎為零，今年全年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按照這個趨勢來看，未來10年平均每年投資1250億美元，這個估計相當保守。另外，2004年的時候我國的外匯儲備為6100億美元，現在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過去10年間外匯儲備增加了三萬多億美元。假定未來金融改革包括匯率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央行將大大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外匯儲備的積累就會大大放慢，這樣資本流出就會更多地以民間投資的形式。當然現在經常項目順差已經大大縮小，資本流出的總規模可能會隨之有所收縮。由企業替代央行進行對外投資，原則上看應該是一個進步，因為企業知道需要什么、能做什么，當然前提是企業面對硬的預算約束。如果是像過去一樣由國有企業大把地往外撒錢，投資效率能否改善則不好說。

　　《21世紀》：中國推動對外資本輸出，能否有效化解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對化解國內巨額外匯儲備有什么作用？是否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黃益平：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行為，我們最好就從企業獲得最佳投資回報的動機來理解，不要過多地考慮其它方面的目的。比如，對外直接投資確實有可能幫助化解一部分國內的過剩產能，但究竟能發揮多少作用則不好說，過剩產能產品的輸出是有運輸半徑的，很多建材恐怕還是在當地生產效率更高。同樣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當然對人民幣國際化會有幫助，但這個不是一個直線關系，日本有很多企業在世界各地，日元國際化的程度也不見得就有多高。還是那句話，是什么事情就當什么事情做，人為地賦予它太多的功能反而更可能把事情搞砸。如何穩妥推進海外投資

　　《21世紀》：中國未來應當如何穩妥推進對外投資？如果對外投資增長過快，在海外選擇投資項目方面是否會欠缺成熟考慮？

　　黃益平：推動國際經濟策略應該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比如美國執行馬歇爾計劃，不但已經通過二戰確立了世界領袖的地位，而且其軍事力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區。在經濟方面，美國在二十世紀初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更重要的是在二戰結束之后已經成為科學技術的絕對領導者。這些都保證了戰后美國國際經濟戰略的成功。與當時的美國相比，我國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經濟方面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企業在技術、管理等方面還比較落后，其軍事力量還缺乏全球性的威懾力，政治上也沒有可靠的同盟者。換句話說，一個國家能不能成為一個全球或者地區的領袖，需要經濟、政治與軍事實力的支持。因此，我們現在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提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張并將其付諸實施，是一個值得贊賞的舉動。但在推進的過程中需要步步為營，小心從事。最有效的做法應該是選擇一兩個項目，積極推進。如果做得好并且產生了積極的效應，進一步推進就會比較容易。如果頭幾個項目做砸了，后面的道路就會更加艱難。

　　《21世紀》：在對外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的過程中，政府應當如何發揮作用？國企、民企如何參與其中？

　　黃益平：如果將東亞經濟成功的經歷與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做一個比較，我們發現東亞各國的政府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也可能會反映到未來亞投行及絲路基金甚至醞釀中的海上絲路銀行的運作之中，明顯區別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基礎設施領域更是如此，政府需要在新的國際組織的幫助下積極地規劃并融資。即便如此，政府也不應該替代企業與市場的作用，比如基礎設施項目規劃完成以后，施工完全可以交給企業包括民營企業來做。（完）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