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季度，山東地區部分貿易商對國際糧商多船大豆違約事件引來業內側目。業內人士稱，這是自2004年芝加哥期貨市場“逼倉”中國以來國內大豆進口企業面臨的又一次大規模違約、“洗船”，也是又一次國際資本逼倉中國的典型。

　　這不禁發人深省：十年之前，大豆風波已敲響定價權缺失警鐘；而十年之后，國際資金“逼倉”再度拷問中國經濟安全，中國大豆進口商到底還要被動挨打多久？

　　風波重現 美國基金逼倉路徑還原

　　今年以來，受美國大豆庫存緊張等因素影響，芝加哥大豆價格大幅上漲，美國大豆到岸成本由每噸4100元上漲至4月底的超過4500元，南美大豆從每噸3800元上漲至4200元。但同期國內受下游飼料、養殖等行業不景氣所限，進口大豆港口分銷價持續走低，由年初的每噸4200元降至4月的3950元。

　　“一方面是上游原料美豆的持續上漲，另一方面是下游需求低迷，豆油、豆粕價格低位運行，大豆加工企業今年以來日子很難過。”曾在山東某油企擔任總監的郭先生表示。

　　2014年4月中旬，在國內大豆加工企業出現虧損的背景下，中國少部分大豆貿易融資企業因難以從銀行開出信用證，被迫對國際糧商違約。從規模來看，據實地調研過的市場人士表示，目前可以確定違約的基本是融資貿易豆，已有超過10船發生違約。

　　由于這些大豆還沒有點價，若不違約，按照4月底的CBOT大豆價格點價，每噸大豆大約虧損500元左右（進口大豆分銷價與到岸完稅價之差），每船大豆虧損3000萬元人民幣。

　　“如果違約，則只會損失訂立合同已支付的每船800萬至1500萬元的訂金，有些貿易商因為無法承受巨額進口虧損，最終只好選擇違約。這樣做可能會面臨大豆出口商的起訴并對以后進行國際大豆貿易造成阻礙。”郭先生說。

　　我國大豆融資進口企業之所以做出違約這種對商譽和國際市場均會產生極大負面影響的選擇，主要是由于面臨著買進即虧損的無奈現實。而這一現實形成的直接誘因又在于國際大豆的定價話語權集中在美國CBOT，在美國農業部數據配合下，給了國際基金拉抬CBOT大豆期貨價格對國內進口企業進行逼倉的機會。

　　本次美國基金逼倉的時點，最早要追溯至2013年第三、四季度。是時，中國大豆壓榨行業壓榨利潤由上半年的虧損嚴重轉向了利潤豐厚的狀態，同時，2012年的美國大豆欠產導致大豆2013/2014年度庫存使用比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且不能有效恢復。為了防止大豆供給不足，中國買家在豐厚利潤的吸引下加大了大豆的進口力度，進口數量高于去年同期且高于實際需求，同時也造成了美國庫存的急劇下降。

　　2014年3月31日，美國農業部季度庫存報告顯示，截至3月1日美國大豆庫存降至9.923億蒲式耳（約合2682萬噸），為2004年以來最低。但農業部報告沒有反映的是：與此同時，我國大豆港口庫存卻不斷增加，4月末我國大豆港口庫存增至約660萬噸，超出合理庫存20%以上。

　　“由于前期集體看空美盤，國內大豆進口企業有不少訂單沒有點價。”郭先生表示。

　　令未點價企業措手不及的是，隨著船期鄰近，在美國庫存降至歷史低位和南美大豆產量下降的炒作下，CBOT大豆期貨價格不斷上漲，CBOT大豆合約價格自去年8月的1212.8元/蒲式耳持續上漲至今年4月末的1530.8元/蒲式耳，漲幅逾26%。

　　“CBOT價格形成是以美國為中心，美國農業部數據單純著眼于美國國內庫存，我國國內大豆基本面變化情況在CBOT被‘選擇性’忽視。在美豆庫存降至歷史低位的表象助推下，知道中國進口大豆企業有大量未點價的國際資本，持多單大舉進入，抬高CBOT大豆期價，目的是逼中國油廠高位點價。”長江期貨分析師韋蕾分析稱。

　　韋蕾表示，價格上漲的背后推手是國際基金。從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公布的持倉數據看，2014年1月以來，CBOT大豆期貨凈多持倉持續攀升，凈多持倉從1月7日142263張增至2月25日211816張，創下階段新高，增幅高達49%。

　　在下游需求低迷的情況下，倘若高位點價，大豆加工企業將面臨壓榨巨虧。因此，大豆貿易和壓榨企業均希望能推遲船期或洗船——即通過與賣家貿易商協商將進口大豆轉賣。

　　“洗船并不是違約，它是買賣雙方協商一致的結果，也是中國大豆壓榨行業普遍存在的情況。2014年一季度許多企業都在盡可能地洗船，因為按照當前的價格，進口大豆虧損比較嚴重。”據國際糧商路易達孚公司相關人士介紹，由于國內需求不振，油粕價格低迷，今年中國進口商“洗船”的行為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中紡糧油負責人表示，中糧集團和益海嘉里等企業就將一些進口大豆轉賣到歐洲，洗船的費用大概十幾美元/噸，而今年1月開始壓榨虧損在四十美元/噸并不斷走高。但洗船需要對手方，美國等其他國家需求有限，美國能接受的洗船量大約只有100多萬噸。

　　而進行大豆貿易融資的企業，因為國內大豆壓榨行業在虧損狀態下普遍對大豆需求不佳，很難在國內找到買家，因此也就很難再像前幾年那樣快速回收資金流，所以在資金緊張和國內買家難尋的背景下也開始洗船。而少數抵抗風險能力較差的貿易商最后因銀行對“大豆貿易融資的企業”停開信用證，只好在洗船的基礎上進一步選擇了影響信譽的“違約”。

　　話語權旁落 國內企業境外暴露底牌

　　本次大豆洗船、違約事件的爆發，讓人們紛紛將思緒與2004年那一次大豆風波聯系起來。2004年大豆危機中，在國際資本運作下，CBOT大豆價格劇烈波動，先是暴漲超過96%，使大量中國企業在高位采購，隨后快速下跌約50%，使高位接貨的中國企業陷入巨額虧損，大量企業停產甚至倒閉。而四大跨國糧商ADM、Cargill、Bunge、路易達夫等則趁機進場收購或參股了我國70%以上的停工或倒閉企業，一舉完成了對中國內地市場的布局，2006年4月，外商獨資或參股企業大豆實際壓榨量占中國的60%左右。

　　與2004年不同的是，本次事件中違約規模遠低于十年前，更多企業和貿易商更傾向于與賣方協商推遲船期或洗船；二是違約主體不同，十年前是油廠，本次是融資貿易商；三是定價模式和逼倉節奏有所不同。當時國內大豆壓榨企業采用的都是“一口價”定價模式，即簽訂采購合約時便確定交易價格，這種模式下，大豆價格上漲后回落將導致高位接貨的企業陷入虧損境地。

　　而近年來，“一口價”定價模式逐步為美國糧商主導的“期貨價格+升貼水”的基差定價模式所取代，即進口商在簽訂大豆進口合同時，并不直接確定大豆價格，而是與出口貿易商確定將CBOT某月大豆合約作為標的合約，約定未來以該合約的期貨價格為合同基礎價格，然后加上一個升貼水價格，在裝運貨物前確定標的合約計價日期進行“點價”結算。

　　這種定價模式下，對進口方最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價先跌后漲，如果進口方在低位沒有點價或不反向進行期貨套保鎖定成本，最后會被迫在高位點價結算。因此，和十年前不同的是，在定價模式改變的背景下，國際基金逼倉模式也有所改變，此次美豆價格從先漲后跌改為先跌后漲。

　　“美國基金之所以敢再度上演逼倉，最大的底氣還是因為跨國糧商對中國買家情況的了如指掌，清楚地知道中國買家在近月合約上有大量未點價盤。”永安期貨副總經理石春生指出，國內大豆進口除個別大型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之外，大多數企業直接或間接通過國際糧商進口（2011年通過國際糧商的進口量占70%左右），在國內企業缺乏議價能力的情況下，造成了進口數量越多、進口依存度越高、國際大豆價格對國內大豆價格影響力越強的局面。而目前國內期貨公司尚未完全走出去，中國買家普遍通過國際糧商在CBOT進行點價，國際糧商可以輕易掌握中國買家的已點價頭寸和未點價頭寸情況，使海外資金有天然優勢進行逼倉。

　　同時，國際上ADM、Cargill、Bunge、路易達夫、丸紅等國際糧商壟斷了全球的大豆貿易，這些企業普遍具有強大的研究團隊和數據搜集整理能力，也有著完善數據整理體系和悠久的數據搜集整理歷史。

　　“南北美大豆的生長情況、單產、產量、出口、誰家進口、每家進口多少、各港口出口情況等，國際糧商對上述各方面信息的搜集可謂十分全面和詳細。中國買家和這些國際糧商，二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前者在后者面前更透明。”石春生說。

　　國內一些企業在進口大豆的同時沒有通過期貨市場保值避險，也是被逼倉出現損失進而違約的原因之一。這一方面有企業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于國內的大豆期貨市場因政策制約，近年來流動性嚴重不足，對國際市場定價影響力較弱，無法滿足企業進口大豆原料的直接避險需求。

　　我國大豆期貨市場發展已有20多年的歷史，其中以國產大豆為主要交易標的的黃大豆1號合約，近年來受臨儲政策、國內國際現貨市場割裂等因素影響，交易規模持續下降。據大商所數據顯示，該品種2013年期貨交易量單邊為1099.35萬手，僅為美國CBOT大豆交易量的24.53%，市場避險功能發揮受到較大制約，近期受直補政策影響才又漸趨活躍。而交易標的以進口大豆為主的黃大豆2號合約，則因受進口大豆在國內市場不能自由流通的制約，缺少市場發展的現貨基礎，2013年成交量單邊不足7236手。

　　“極低的流動性嚴重制約豆二合約的功能發揮。這一狀況的形成，關鍵在于轉基因政策限制了進口大豆在國內市場的流通，進而制約了該合約的正常交易和企業參與熱情。”業內人士分析認為。

　　期貨品種上市運行的條件之一是商品的自由流通。但在進口大豆品種上，按照國家轉基因管理政策，要求企業根據生產計劃申請進口大豆并定點加工，禁止港口大豆和運抵工廠的大豆擅自改變原定流向,這使進口大豆貿易只能在國際市場進行，國內市場流通受到制約，期貨市場也就缺少了發展的基礎和價格接軌對象，期貨市場定價和避險功能也就較難發揮。國內企業為了轉移國際貿易風險，不得不選擇境外期貨市場，這無疑又進一步增強了境外大豆期貨市場的定價地位。

　　多管齊下 為經濟安全設立避風港

　　從當前產業及國內外大豆期貨市場發展狀況看，多位接受采訪的行業內專家認為，衍生品市場是價格形成的高效平臺和避險工具，國際上大宗商品定價權的形成基本是依托衍生品市場形成的，因此，應進一步推動國內大豆衍生品市場發展完善，多管齊下為國內企業提供高效的避險工具、推動國內市場話語權的提升，解決進口大豆定價權完全依賴海外市場的局面，這是應對國際資金“逼倉”中國的有效途徑之一。

　　鑒于進口大豆占中國大豆消費84%份額、國內市場上能為大豆進口企業避險提供直接服務的是黃大豆2號合約，因此市場人士建議應從進一步發展進口大豆期貨市場入手發展完善國內大豆期貨市場。

　　首先，鑒于期貨市場的特殊性及監管的嚴格，建議在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框架下，使進口大豆在有效監管下能夠相對自由地流通，便于企業及時調整經營策略、調劑資源，使相關企業能夠靈活、自如地參與進口大豆期貨交易、交割，從而發展進口大豆期貨市場，使之更好地反映進口大豆的國內市場價格，增強國內市場價格話語權，并發揮應有的套期保值功能。

　　其次，促進黃大豆2號合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進程。目前國內期貨市場上銅、鋁和線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己獲準保稅交割試點，可以在此基礎上研究推動黃大豆2號合約保稅交割。這不僅有利于現貨企業降低交割成本，增加套保積極性，還可以加快品種的國際化進程，吸引更多產業客戶及國際投資者參與，提升進口大豆國內市場價格的權威性和影響力。考慮到黃大豆2號合約對應的基本為進口大豆，不涉及國內資源轉移等安全問題，也可在這一品種上試點期貨市場的直接對外開放，為中國期貨市場國際化探出一條新路。通過對外開放和市場的國際化，在市場成熟時推廣以豆二為基準的定價模式，進而增強國內大豆期貨市場在大豆國際市場定價話語權中的地位。

　　第三，進一步創新完善大豆衍生品市場體系，提高國內大豆期貨市場整體定價能力和影響力。對于以國產大豆為主要交易標的的黃大豆1號合約，在完善調控政策以直補代替對市場價格的控制、減少對市場正常運行干預的同時，推動大豆和大豆制品期權、商品指數的上市，通過完善大豆市場體系，增強市場吸引力，打實并發展我國大豆產業風險管理平臺。

　　此外，在發展國內大豆衍生品市場為增強國際市場定價話語權提供市場平臺的同時，也應推動國內期貨公司及早走出去、代理國內企業境外期貨交易，避免國內企業商業交易機密控制在國際機構手中；國內企業也應增強避險意識，用好期貨工具轉移風險。

　　在實體產業發展方面，也可進一步促進我國大豆產地標識體系建立，提升國產大豆在國際市場上樹立非轉基因品牌，形成非轉基因大豆的獨立價格，使國產大豆的品質優勢在價格上得到充分體現，提高國產大豆產業的國際議價能力。

　　據中國證券報記者了解，開展大豆期貨交易的大商所已在著手研究大豆品種體系和市場運行機制完善工作，并探尋市場國際化之路。近期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拓展期貨市場的要求，市場各方希望能多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借《意見》的貫徹落實進一步推動大豆期貨市場的穩步快速發展，保駕中國經濟，讓國內企業能及早遠離境外“逼倉”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