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跨國公司通過政府和行業協會的幫助、利用東道國的資源、塑造公司形象和在東道國新建企業，成功地化解了政治風險。中國跨國企業應充分借鑒日本跨國企業防范海外投資政治風險方面的經驗，有所作為。

　　一、日本跨國公司防控政治風險的經驗

　　日本是一個國土狹小、資源稀缺、人口規模較大的國家，為了滿足國內的經濟發展，早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就確定了通過發展海外經濟振興國家的戰略，促進日本企業開始大規模地投資海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速度較慢，投資地域傾向地理相近的東南亞國家，投資產業是以資源開發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為中心。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的飛速發展，1970年代日本的海外投資開始急劇擴大，投資領域也由資源開發擴大到制造業、金融和商業等方面。1980年代日本的海外投資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平均每年增加100億美元，到1989年達到657億美元，并成為世界投資大國。盡管1990年代初日本發生泡沫經濟，跨國投資經歷了短暫的下降，但是自1996年以來，繼續保持其亞洲第一大、世界第四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地位。在20世紀70、80年代，日本企業也在海外投資中遇到政治風險，不過日本企業采取多種策略逐漸消除了東道國的警惕和抵制，最終在全球對外投資中取得了很高的份額，獲得了穩定的資源供應和國際市場。日本企業在防范政治風險方面主要有如下成功的經驗：

　　首先，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充分利用了政府和行業協會的作用。由于日本的各種資源都很缺乏，在1950年代的海外投資初期，日本的海外投資目的地主要是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了實現長期占有豐富資源的目的，日本政府向東道國提供各種形式的貸款，以此來換取東道國向日本企業開放自然資源。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劉國棟、祝世齊的研究表明，日本進行海外資源并購多依靠三菱商社、伊藤忠商社、丸紅商社、三井物產商社等商業色彩濃厚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組織。這些商社以資本借貸的融資形式與資源國簽訂長期供應協定，確保資源供應的穩定性和價格方面的優先權。參股但不參與資源國的資源開發和生產，在享受資源增長紅利的同時，避免陷入當地就業和土地糾紛，盡量回避勞資雙方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治影響。

　　冷戰結束后，日本針對國際關系新變化以及資源主產區的不同特征，采取了靈活多變的投資模式。日本政府將資源投資納入外交領域，形成了政府“資源外交”開道、綜合商社主辦、資源企業接管型投資模式。比如，為了取得俄羅斯的資源開發權，日本將其納入日俄關系體系，利用俄羅斯急于東向打開亞太出海口的政治愿望，通過首腦互訪，主打“領土牌”、“技術牌”和“亞太跳板牌”，要挾、合作、牽制并用，不僅取得了薩哈林油氣資源“買斷權”，而且拿下了關乎遠東出海油氣管道的東西伯利亞油氣試探、開采權。取得資源權益后，日本政府直屬的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礦物資源機構”先行投資，展開礦區調研、試勘探等，一旦確認儲量和產出量后，再轉交給民間資源產業，按市場方式集中開采。在民間企業進入開采階段前，政府主導的政策金融機構率先啟動前期融資，主導民間金融機構結成“貸款銀團”實施融資，分散民間企業投資和融資風險。在實踐中，針對不同資源產區的內外形勢，日本政府和企業會及時調整投資方式，有效地化解了政治風險。

　　日本企業還建立了龐大的行業協會，協調本行業的海外投資，使之能夠積極、有序地融入海外市場。日本投資振興機構在海外設立了77個辦事處，擁有龐大的市場調研隊伍和卓越的戰略研究機構，為日本企業在海外開展業務提供詳細周到的信息和咨詢服務，效果顯著。比如，多年來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公司在澳大利亞投資礦產領域，先聯合收購某一企業，再按照各自的出資比例悄悄分配。日本企業投資海外資源時往往只占東道國企業5%～10%的股份，并不以控股為目的。但是能夠了解到企業的內部信息，從而可以有效地影響資源或產品的價格。此外，日本企業也不直接參與生產經營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在就業、工資、法律、環境等方面的各種潛在沖突。正是由于日本著眼于長期戰略，不追求短期的利益，最終取得了非常豐厚的回報?！度毡窘洕侣劇穲蟮?，根據對三菱、三井、住友、伊藤忠、丸紅、雙日、豐田通商等7家大型綜合商社的調查統計，2010財年，7大商社海外子公司紅利收益占整體紅利(1.018萬億日元)的絕大部分，規模迅速擴大至5年前的2倍，10年前的3倍。2011財年海外投資紅利收益超1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紅利收益主要來自海外油氣田、礦山的資源開發權益，電力基礎設施項目收益。

　　其次，日本企業充分利用東道國的各種資源，開拓發展空間。1970年之前，日本產品出口主要面向東南亞、拉丁美洲等比日本技術落后、勞動力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行業主要是汽車組裝和纖維、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后，日本企業海外投資從經濟落后地區轉向發達地區，開始在美國、歐洲建立電器、機械等生產工廠。另外，在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建立工廠，其產品反向出口歐美國家或日本國內市場。20世紀70年代，日本彩電企業利用其勞動力價格低的優勢，生產出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通過全球營銷網絡大量銷往世界各地，產品品牌的知名度迅速得到提升。然后在歐洲、美國等地區迅速建立起一批世界規模的彩電生產基地，輕易地就占據了東道國的市場，而沒有受到任何的阻礙。

　　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海外投資以資源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投資的區域主要是歐美國家，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發達國家的市場、先進技術、減少貿易摩擦，服務業、汽車業、高新技術等行業在這些國家投資較多。而在亞洲國家則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制造業投資的比例相對較大。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急劇擴張。在歐美國家加大技術型投資，在亞洲的韓國、臺灣、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區加大資本型投資，在勞動力豐富的中國和東盟加大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表現在制造業、資源開發、商業服務業各占1/3，發展傾向是制造業上升，資源開發下降，商業服務業持平。商業服務業主要面向發達國家，但是投向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在增加。制造業面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比重也有增加的趨勢。經歷了90年代的長期停滯后，日本企業自進入21世紀以來對外投資的平均規模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或選擇一些資金回收快、投資風險小的領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放在北美、歐洲和亞洲三大地區，而這一布局也與世界投資和世界貿易的三大地區格局完全相同，投資領域也繼續以服務高科技、電子類產品為主，兼顧資源型投資利用。通過選擇合適的區域和產業進行投資，日本企業獲得充足的發展空間，并極大地減少了政治風險的發生。

　　第三，日本公司充分利用智庫和新聞媒介來塑造公司形象。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日本企業在資源領域和制造業行業，取得了巨額的利潤，在國際上聲望日益擴大，給其他國家的企業帶來了強大的競爭壓力。引起了其他國家政府、企業和民眾的警惕和反擊，最典型的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為此，日本公司實施了多種策略，來減少或緩和國際社會對其的抵制。很多企業在東道國設立了辦事處，專門處理公共事務，不斷改善自己的形象。比如，尼康、索尼、松下和東芝等眾多知名企業在華盛頓、倫敦、巴黎等地區建立辦事處，其主要任務就是與當地的政府有關機構、智庫、各類媒體、有影響力的各界人士進行多方溝通，傳遞日本企業的價值觀和投資意圖等信息，影響東道國對日本企業投資的政策。日本企業及其行業協會從1980年代起就設立了多種基金，提供充足的經費支持與東道國的相關協會、研究機構、媒體舉辦有關日本投資的各種論壇、學術活動、研究項目等等，宣揚日本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有益的各種觀點。而且，在當地投資的日本公司經常聘用當地人員擔任高層管理職務，大量使用當地的原材料，雇傭當地的勞動力。截至2005年，日本海外當地法人企業雇用總人數為413.9萬人，其中，制造業企業雇用340.4萬人，非制造業雇用73.4萬人，分別增加9.3%和12.6%。從各地區當地法人企業的雇用情況看，在亞洲企業的雇用人數最多，為277萬人，占雇用總人數的66.9%。其中，在華企業為119萬人，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企業為119萬人，在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的企業為23萬人。在北美企業為65萬人，占15.7%；在歐洲企業為44萬人，占10.6%。1996年3月末到2005年3月末，在亞洲企業雇用人數增加116.4%，大大高于在北美企業增加的16.1%和在歐洲企業增加的51.7%。同期，在亞洲企業占雇用總人數的比重由54.9%提高到66.9%，而在北美企業則由24.0%下降到15.7%，在歐洲企業也由12.4%下降到10.6%。

　　此外，為了消除“新殖民主義”的論調，日本企業也積極參與投資地區的公共事業建設。在美國各地，從小聯盟棒球隊到兒童癌癥研究中心，日本公司向各類地方機構提供了多種類型的捐助。在非洲和東南亞，日本企業大力資助當地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的建設。以此來培養當地的支持力量和樹立企業的良好形象，從而達到影響當地的投資政策和拓寬其經濟利益渠道的目的。

　　第四，日本企業海外發展初期偏重合資和新建企業。由于海外并購企業方式比新建方式在經營管理能力上要求高很多，作為后發展型的日本跨國公司，在海外發展初期不得不采取以新建企業為主的進入方式。對發達國家投資多采用獨資形式，對發展中國家多采用合資經營形式以避免與東道國的摩擦和降低投資風險。1970年底對日本60家跨國公司的562家海外企業的調查表明，獨資僅占6%，合資則占94%。而據聯合國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1951年以前美國180家跨國公司海外企業中的獨資比例為58.4%(un-ctc，1978)。1980年代以后，隨著發達國家投資方式的發展和發展中國家對外政策的拓寬，日本企業對發達國家投資多采用股票交易方式，市場進入以購并為主。而對發展中國家則采用多樣化方式，獨資、合資、合作、非股權的技術轉讓、委托加工等多種形式并存，以新建和購并相結合的方式進入市場。美國著名專業調查公司湯姆森金融公司發布的報告顯示，2006年日本企業海外并購額達到438.79億美元，為上一年的2.5倍，創下歷史最高紀錄。日本企業對外投資以對自然資源開發獲取、生產紡織品、零部件等標準化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直接投資為中心。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因而其規模也遠比歐美國家小得多，轉讓技術也多為適用技術，符合當地的生產要素結構與水平。這種投資方式沒有與東道國的企業發生嚴重的利益沖突，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勞動就業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此外，日本企業也利用合作進行競爭。比如富士通公司在歐洲與西門子和stc(當時英國最大的電腦制造商)結成聯盟，在美國與阿姆達結成聯盟獲取了進入西方市場的通道。三菱與托恩(英國)、特利福肯(德國)和湯姆遜(法國)組建合資企業，使它迅速而成倍地增加了實力，在與飛利浦公司爭奪歐洲VCR業務領導地位的競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2012年2月，三菱商社從國際金融公社(IFC)購買了智利Quellaveco銅礦18.1%的權益，投資額估計達到600億美元～700億美元，與擁有剩余81.9%權益的英國能源巨頭英美資源集團(Anglo American plc)共同開發該銅礦。日本企業往往不投資于敏感的或著名的企業，甚至投資于其競爭對手，目的在于間接地給其他企業施加壓力，壓低價格。比如，日本投資澳大利亞的羅布河鐵礦、巴西的mbr鐵礦，然后支持其擴產，增加市場產品的供應量，有效防止了賣方的壟斷。由于日本企業的海外收購往往十分低調、手段比較隱蔽，很少引起東道國政府的關注，從而避免了以安全為由的各種審查。

　　二、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目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仍然處于發展初期，各類投資主體對國外投資環境缺乏必要的認識，尤其是對政治風險的認識不夠深刻，缺乏防范意識，各方應該為海外投資提供必要的政治風險控制策略。

　　1.塑造良好的國家、企業和產品形象

　　由于歷史的原因，某些國家對中國的任何行為都持懷疑、甚至敵對態度，比如在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反華排華現象。西方國家出于遏制中國的需要，長期丑化、扭曲中國的形象，也使某些國家對中國的行為半信半疑。為此，中國政府應與各國增強雙方政治互信，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比如，2003年中國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組織，并提出了“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這不僅為中國跨國企業提供了在東盟投資的信心和政治風險安全保障，同時也為東盟發展經濟、引進先進技術、充分提高就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帶來了好處。通過每年參加東盟首腦會議、在中國南寧定期舉行“中國-東盟博覽會”等活動，促進政府部門、商會、學術機構和企業之間建立聯系，使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企業界加強相互了解與合作。中國在2006年9月舉辦了中非合作國家會議，定期與非洲國家進行協商，對其提供各類援助。中國還與拉丁美洲、歐洲、俄羅斯、日本、韓國等國舉行多種形式的合作，不斷改善中國的形象。

　　中國跨國投資企業應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東道國的基礎建設、環境保護、民眾的福利保障多做貢獻，廣泛融入到當地民眾的生活當中，與東道國政府和民眾加強交流，說明中國投資的意圖，消除其對中國和投資者的不滿情緒。目前，中國企業開始大量雇傭當地的勞動力，給東道國政府和企業提供多種形式的人才培訓，并在適當的情況下轉讓部分技術，及時提高當地就業人員的福利水平，從而實現提高當地員工的對企業的歸屬感，減少不必要的摩擦的發生。比如，一些中國企業和華人華僑關注當地的社會公益事業，為各種疾病患者、孤寡老人和殘疾人捐款捐物，修路、建醫院、建學校等，在當地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為中國企業的長期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提高了良好的發展空間。中石油東南亞管道公司共聘用緬籍員工2505人，占到項目參建人員總量的50%以上；2011年10月向緬甸捐贈130多萬美元，用于在中緬油氣管道沿線的4個省邦建設8所學校；12月捐助600萬美元，為緬甸援建19家衛生所和1家醫院。2011年11月中國華為技術(柬埔寨)公司在金邊向柬內政部捐贈價值55萬美元的電信設備及物資，用于改善柬內政部辦公條件和支持柬洪災重建。

　　中國跨國企業在非洲主要投資于自然資源領域，一般都會在當地建設一些基礎設施或者提供醫療服務等項目，并且中國對非洲的援建是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充分尊重了當地政府和民眾的意愿，為東道國增加了就業機會，改善了民眾的生活條件，有力地促進了東道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中石油在蘇丹當地援助建設醫院、學校等基礎建設累積達2000萬美元。中國華為技術(肯尼亞)有限公司2011年8月向肯尼亞紅十字會提供10萬美元賑災捐款，2012年3月又捐助價值約5萬美元的生活物資和藥品，幫助上千名剛果(布)爆炸事故難民恢復正常生活。2012年3月中興通訊烏干達有限公司向烏干達基魯胡拉區的學校贈送了文具和手機。

　　2.實現投資的分散化和本地化

　　由于一些國家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擔心，經常以各種理由限制或破壞中國的海外經營。因此，中國跨國公司應該與東道國及其企業、民眾加強利益聯系，使投資分散化和融資多元化、本地化，盡量與東道國的發展目標保持一致，最大程度上減少差異。

　　在海外投資方式上，中國企業不應該再高調四處大額收購，也不再以獲得控股權為首要目標，更應主動地回避東道國的知名企業、敏感時期和敏感地區，聯合其他國家的企業組成新的國際公司，不斷建立更多的伙伴關系和戰略聯盟，避免直接收購海外資產，以新的跨國公司去收購東道國企業。也可以選擇與其他國家的企業或東道國企業合作經營的形式，將東道國自身企業的利益與中國跨國投資企業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能夠降低被征用或國有化的風險。當東道國政府、企業和民眾分享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的投資所帶來的成果時，才能為中國企業的長期發展提供公平的投資環境。目前，與東道國企業合作經營己經成為中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之一。例如，中國石化公司除了與中國石油在厄瓜多爾合資經營安第斯石油公司以外，還在2006年8月與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共同出資8億美元組建聯合公司，中國石化和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各自擁有該公司50%的股份。海爾集團于1996年在雅加達建立了合資企業海爾——莎保羅(印度尼西亞)有限公司，通過與東道國企業合資辦廠的形式，海爾電器產品已經成功占領馬來西亞17%的家用電器市場。中國銅礦企業海外資源開發以1998年贊比亞謙比西銅礦開采項目為起點，在隨后的8年時間里先后在伊朗、越南、智利、老撾、印尼等國家開展了銅礦資源的合作項目。合作方式主要有收購現成礦山企業或股權(如收購伊朗頂峰礦業股權、謙比西銅礦開采項目的開發)、風險分擔合作(如云南銅業與東南亞國家政府簽訂的普查和勘探協議)、長期供貨合同，如成立中國云銅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與南美、印度尼西亞等國的銅礦供應商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原料供貨關系。實踐表明，在跨國投資中，降低政治風險的一個最為有效的法律措施就是與東道國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分擔風險，以融資多元化的形式，將跨國投資企業自身承擔的部分風險轉移給東道國政府或當地企業。

　　同時，中國跨國企業的經營應分散化?？鐕髽I在境外投資時應根據企業自身的規模、產品、技術水平等因素來選擇投資區域、投資行業、乃至產業鏈的布局等等，有利于降低政治風險。比如，中國石油跨國企業在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分布上，在很多產油國都有分公司，而且投資的領域也不盡相同，在中亞國家、中東、非洲國家投資油田，同時也與周邊國家合作建設石油、天然氣管道，在東南亞國家則建設煉油廠、銷售網絡等中下游企業，將不同的海外子公司之間進行協作生產的，即采用生產布局分散化的方法。這樣的生產方式，即使處于某一環節的跨國企業子公司遇到東道國發生政治性事件，但是仍然無法得到全部工序。企業可以在其他東道國重新投資，可以將損失降到最低。

　　此外，中國應該利用充分的外匯儲備與資源大國加強政治和經濟合作，中方給其提供巨額貸款發展經濟，對方給中國提供長期、穩定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供應，從而取得國際資源領域里的話語權。

　　3.完善海外投資信息服務體系

　　行業協會作為民間機構或半官方機構在國際投資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經成為WTO框架下影響政府投資政策和解決國際投資糾紛的主要力量。行業協會可以通過運用WTO機制參與國際投資活動，利用WTO規則和爭端解決機制維護企業利益。此外，行業協會能夠規范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依據政府的有關法令、政策，建立良性的對外協調機制和內部懲罰機制，解決行業內企業之間的利益矛盾，建立起平等的競爭環境，避免一些政治性事件的發生。因此，應在中國企業聚集區域內派駐代表機構，提供行業管理和服務。目前，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已有50多家，在協調境外中資企業利益、加強與當地政府和工商界交流、推動與當地共同發展等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政府應加強與這些商會的聯系，有的可以向其派駐人員，有的可以授權其代理政府管理和服務。應通過各種法律法規，規定企業對外投資活動的法律空間以及政府機構、社會團體等在支持企業對外投資方面的活動空間。制定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法，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以及海外經濟合作事務提供法律服務。在技術層面上制定對外投資保險法，對企業海外投資的保險服務提供法律保障。同時，制定對外投資促進法，規范對外投資促進機構的職能和任務，規范信息與技術援助活動的內容與形式。大力發展中介服務體系，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法律事務服務、投資咨詢服務、會計事務服務、審計事務服務、資源勘探服務與環境保護評估等。

　　來源：《亞太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