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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的限制措施暫時阻止了抗議運動的高漲，但是新的風暴即將來臨。由于社會經濟指標空前惡化，抗議活動將愈演愈烈，首當其沖是新興國家。2020 年，科法斯的全球社會和政治風險指數達到創紀錄的 51%，新興國家更高達 55%。

社會運動將影響國家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對外貿易。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尤其對國家的出口有著顯著且長久的負面影響。科法斯估計，在社會運動的一年間，平均出口將低于潛力值 4.2 個百分點。

社會運動的形式、烈度和持續性，對未來幾年的國際貿易具有決定性意義。

科法斯經濟學家 Samuel Adjutor 和 Ruben Nizard 評論道：“疫情暫時阻止了新興國家社會運動的高漲。但是，這次疫情危機對社會經濟的毀滅性影響，已經使社會和政治風險上升到歷史最高水平。重重壓力下，新一輪的社會運動即將到來，對相關國家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同樣拖累經濟活動的，還有政局不穩帶來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的信心下降，供給側的工業活動和服務下滑，以及需求側的消費萎縮。外貿特別是出口恐將成為犧牲品。

我們估計，在社會運動之后的三年里，出口仍低于潛力值多達 9%。如果運動提出社會經濟方面的訴求（在疫情之后很可能如此），那么出口可能降低20%之多。”

一場新的社會運動浪潮即將來臨...

社會運動大多發生于新興市場國家，從 2017 年到 2019 年，社會運動持續增加。從過往的傳染病和大流行病來看，社會動蕩普遍發生在衛生危機的一年后。危機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性影響，導致了社會不滿情緒的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之大前所未有，未來社會運動的烈度可想而知。根據科法斯的測算，全球的社會和政治風險已經達到空前程度。2020 年，全球指數達到創紀錄的 51%，新興市場國家指數達到 55%。

確切來說，要求變革的社會壓力從未如此之大。2020 年，全球的社會壓力指數從 46% 上升到 54%，達到歷史新高，而新興市場國家更是從 54% 上升到 61%。上升的原因是大多數國家的社會經濟指標空前惡化。受疫情影響，民眾的生活水平下降，人均 GDP 下滑，購買力惡化，失業和通脹飆升，收入及財富不均現象日益增加。在一些國家，面對政府對疫情危機的管理，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而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做法，又使人備感不公，這些都使得情況更加復雜。

2020 年，88% 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社會壓力相關風險都在上升。在比較大的亞洲新興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泰國或菲律賓，以及一些北非國家，如阿爾及利亞或突尼斯，這種情況明顯增加。

...可能影響國際貿易

回顧過往的大流行病可知，大規模社會運動對經濟活動有持續的負面影響。

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之后的至少一年半時間里，GDP 增長仍然比運動前低一個百分點。在新興市場國家，GDP 甚至低兩個百分點。

這些影響體現在供給側是工業活動和服務下滑，體現在需求側則是消費萎縮。家庭和企業信心下降，不確定性增加。此外，政局不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受影響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易成本，也減少了建立新的貿易關系或維持現有關系的動力。貿易流動放緩甚至收縮：工業活動的下降擾亂出口，消費下降則抑制進口。社會運動的一年內，出口將比估計的潛力值低 4.2%。運動之后的三年間，缺口仍然巨大，出口將比潛力值低 6.3% 至 8.9%。對進口的影響相對輕微，因此進口可以很快復蘇。

運動的持續性、烈度和訴求，決定了對貿易的影響。

運動對出口和進口的影響差別很大。有幾個因素可以放大或限制貿易的受影響程度，包括：產業分工、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與貿易伙伴的距離、以及雙邊貿易往來中的首選運輸方式。這些因素會對第三國產生連鎖的負面影響-無論他們是否與受影響國家有貿易往來。社會運動如何發展，決定了貿易受沖擊的程度和持續性。

毫無疑問，社會運動的持續時間和頻率具有決定意義。如果運動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則對進出口的影響微乎其微。如果并非如此，那么政治的不穩定將加劇信心的喪失，增加不確定性，從而提高貿易成本，進一步限制出口能力。在此情況下，當第一次運動過去三年后，平均而言，出口仍然會比潛力值低約 14%。動員規模也是沖擊貿易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后，訴求的類型對沖擊的程度和持續性起著關鍵作用。

純粹政治訴求的運動對進出口的影響比較短暫，程度較輕。 

如果抗議活動提出社會經濟方面的訴求（在疫情之后很可能如此），那么影響將更加持久，也更嚴重。在此情況下，當沖擊過去三年后，出口仍比潛力值低 20.7%，進口低 5.6%。此外，新興國家的經濟政策幾乎沒有回旋余地，無法遏制社會動蕩的影響，這可能使他們的貿易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