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嚴重打擊，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從政治、經濟、環境多維度來看，中國再一次來到歷史的關鍵時期，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

12月5日，筆者參與了“2020鳳凰網財經峰會”。該會議是由鳳凰網、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主辦，人民日報出版社協辦，鳳凰網財經、中華網財經承辦。

這一年來，舊物速死，新物速生。國家、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都在用全新的視角審視自己和世界。因此，筆者梳理了眾多重要嘉賓在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

國務院參事、中國銀保監會原副主席王兆星認為，“十四五”時期，要緊緊圍繞增強我國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下工夫、謀改革、擴開放、促創新，只有提升金融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夠增強我國金融的抗周期、抗風險的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軍事、科技、產業、產品的競爭，同時也更是資本、貨幣、金融的競爭，是金融核心競爭力的競爭。

在金融領域，貨幣政策非常關鍵。

中國銀保監會副部長級干部、中國銀保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認為，宏觀經濟最重要的調控手段是貨幣政策，而貨幣政策的調整變化最后都會作用到貨幣供應的增量變化上。

綜觀近20年來中國貨幣政策操作，其基礎貨幣的投放與控制，從大的方面來看，一是受外匯儲備的增減變化影響很大；二是2013年之后新出臺的一些政策性操作工具，如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逆回購等。一般情況下，當外匯儲備處于不斷的增加狀態，就以收購外匯形成外匯占款來投放基礎貨幣；當外匯儲備處于減少的情況下，就以其他政策工具投放基礎貨幣，并對沖因外匯儲備減少而收回的貨幣。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發以來，由于全球各國貨幣政策集體調整所帶來的貨幣環境的變化，人民幣由貶值壓力轉變為升值壓力，外資從流出轉變為流入，必然會對中國的貨幣管理形成多方面潛在的影響。這使基礎貨幣的投放渠道、貨幣特征等也會隨著發生變化，并對宏觀經濟調控、資本市場、企業經營管理等都會帶來深刻的影響。而這種變化、影響，一般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短期內外界甚至很難把握和理解。

金融的責任和擔當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主要分享了關于金融在疫情期間的責任和擔當。他在演講中提到，今世界的金融體系和1929年的金融體系有著巨大的不同，1929年的時候，全球盡管已經有了中央銀行體系，但是實行的是金本位制，中央銀行沒有靈活操作貨幣發行的權限，因為黃金的儲備直接決定貨幣發行量的，所以金本位制制約了在特殊危機情況下采取靈活的貨幣政策擴張的可能性。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G20體制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在G20體制下，金融穩定理事會對G20政策的協調和在全球的推廣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重大的建議和引導作用，因為最終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建議要經過G20領導人的批準，所以金融穩定理事會在這種特殊危機的情況下，對完善國際金融體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新經濟、數字經濟的發展，在這種特殊危機的情況下得到了突出的運用，而且危機也使數字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上升的空間，包括數字貨幣、數字稅收等新的政策議題也提到了日程上來了，所以數字經濟確實在這種情況下發揮了重要作用。

金融根植于產業，服務于社會。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生產制造中心，工業門類齊全，尤其是以電子消費產品為代表的生活類消費品的生產制造，更具有產業鏈、供應鏈的明顯優勢。由于我國疫情控制的好，中國國內供應鏈先于其他國家得以恢復，轉移到國外的一部分生產回歸國內，這也拉動了中國的出口。

未來，隨著“十四五”時期的到來，金融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我們改革的步伐也是越來越堅定，我們將逐步構建起金融大國、金融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