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鋒為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宸為中國銀河證券宏觀研究員

4月9日，《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全文簡稱《意見》）正式公布，明確了要素市場制度建設的方向和重點改革任務，是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綱領性文件。要素，即長期增長理論中的生產要素，包括文件所涉及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要素等?！兑庖姟分羞M一步強調數據要素，可以看作是對技術要素范疇的進一步擴展。在當前特殊背景下，《意見》的發布是中央著眼于激發長期經濟增長潛力，樹立國內外正面經濟發展預期，對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深化及時做出的重要部署。

　　當前，世界形勢變化深刻而復雜，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風險上升，內部改革發展也進入攻堅階段，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停滯風險更加劇了一系列矛盾的復雜變化。內外形勢的新發展、新變化要求我們探尋國家發展在新時代的正確路徑。

一、推動要素配置改革是實現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始終是推動中國發展騰飛的兩個關鍵支柱和偉大推動力。四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展奇跡：人均收入大幅提高，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常住城市人口約達60%；國家整體經濟實力不斷提高，從一個人口眾多、人均收入很低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過去十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總量的貢獻達世界第一位。這些成就無不有賴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對世界經濟體系的不斷開放與融入。唯有切實提升中國經濟體系的市場化、法治制化水平，才能進一步吸引全球市場參與者進入中國市場，令中國經濟中的各類產業和服務進一步以全球為腹地得以發展壯大。

　　我們需要通過提升要素資源的使用效率培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所需的創新動力。中國經濟近十年間正在經歷持續減速換擋，制造業大規模擴張階段行將結束，支撐產業發展的要素條件深刻變化，企業成本壓力大又兼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突出，資源環境對產業發展約束持續強化。大量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仍因為得到大量政府補貼以及金融資源支撐而存續，扭曲了市場的真實供需與價格。事實上，近年來造成中國實體經濟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中國資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對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緩慢。因此，中國迫切需要結合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態勢，培育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新動力，從主要依靠生產能力的規模擴張轉向更多依靠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推進產業向中高端水平邁進。

　　市場化的要素資源配置體系是中國實現新時代經濟社會繁榮最根本的微觀基石。只有形成真正市場化的要素價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價格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惡化。當前，有必要堅持所有制中立與競爭中性原則，促使國有企業管理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進一步實現平等對待所有經濟成分，使各類產權更加明晰并得到法制體系的妥善保護，真正實現中國經濟實現從雙軌制向市場化軌道的轉型。

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水平的意義與挑戰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年提出的索洛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長和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來解釋。中國經濟過去四十余年的發展可以說是在要素投入的增長和要素使用效率兩個主要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相比較而言，重投入輕效率的發展特征較為明顯，比如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到城市，變成產業工人，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釋放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同時，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如以土地、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抵押品，擴大了社會信用，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另外一種寶貴的要素資本投入。

　　從國際經驗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水平的維持并不容易。美國在1870—1970年近百年的工業化階段，保持了年均2.1%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但在進入后工業和信息時代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出現了明顯下降。中國在建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工業化進程中，全要素生產率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長速度。從全要素生產率的絕對水平來看，中國目前全要素生產率大概是美國的43%。換言之，同樣的要素投入，在中國所能產生的產品或者服務的數量是美國的43%左右，說明還有很大的改進提升空間。對比其他一些主要工業化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在工業化進程的尾聲各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基本達到美國的70%、80%甚至90%。這也意味著，我們在2035年如果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也應該達到或者接近類似的水平。美國過去二十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水平平均低于1%，大約在0.7%或者0.8%。因此，從現在開始，只有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能夠達到年均2.5%-3%的水平，才能實現到2035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達到美國約65%的高度，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至今的世界經濟史上，尚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的尾聲，其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水平保持在2%以上。我國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后，該增速水平也從過往四十余年的4%左右降到2%左右水平。因此，如何維持一定增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成為我們下一階段改革發展的艱巨任務。當前中國迫切需要精準深化制約土地、人口與勞動力流動、資本、技術等要素高效配置的體制機制；推進更高水平城市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激發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維持一定水平的全要素生產率以推動中國在未來15年間，保持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突圍中等收入國家發展停滯陷阱，才能有機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三、通過深化改革激發全要素生產率的有效提升

　　索洛全要素生產函數是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理論模型，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例如假定有一個競爭性的市場，要素均自由流動且通過市場交易配置；市場決定價格，要素具有有效的價值表達；生產和供給自動創造消費和需求，不存在長期的生產過剩等。這些假設條件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特征描述，而也正是我國當前制度供給中缺乏或者不完善的基礎條件。作為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轉軌的經濟體，中國的許多體制機制還在改革進程之中，尚難以滿足索洛模型的要求。簡單套用西方國家的經濟歷史經驗來估計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路徑和空間容易產生較大的偏差。

　　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已經從過去通過要素投入拉動的快速增長，向高質量、包容性的均衡性高質量發展轉型。國際觀察比較發現，在工業化末期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水平呈下降趨勢。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未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前，如何在中國維系全要素生產率一定速度的增長？對此，我們首先應該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個客觀的認知，即中國的工業化或者說是現代化進程真的進入尾聲了嗎？以下幾個基本事實表明：一是雖然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超過1萬美元，但與主要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美國已超過7萬美元）；二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雖然已經取得較大成績，已經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門類，超過220種工業品產量位居全球首位，但產業鏈優勢主要集中體現在中下游制造領域，而在美國及西方主要工業國占據優勢的高端產業環節，中國還有很大發展提升空間；三是中國的城鎮化率目前只有60%左右，對比西方主要工業國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四是一系列體制機制仍然處于亟待從“雙軌”二元體制向市場化一元體制并軌的進程中，制度供給改革所能釋放的潛力十分巨大。因此，我們認為，未來一個歷史時期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能夠維持中高速增長的動力源泉是強化要素配置體制機制的市場化改革。

　　以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為例，其重視規模擴張而輕視發展質量效益和體制建設的特點十分凸出。一方面，金融機構數量越來越多、資產規模也越來越龐大，四大國有控股銀行幾乎年年躋身全球商業銀行規模榜首，股市和債市市值也位列全球第二；另一方面，市場機制還難言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利率、信貸資金分配、匯率調控、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以及大型金融機構管理（控股、資產、人事等）等方面政府都還發揮著相對大的配置影響力。截至2015年，中國的金融抑制的程度在有數據的130個經濟體中排在第14位。換言之，金融抑制在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四十余年之后仍然是一個需要得到持續關注的問題。

　　在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現實條件下進行市場化改革，為民營經濟發展破題，同時還要補貼經營效率相對較低的國有企業，政府實施了“不對稱市場化”，即產品市場逐漸全部放開，而要素市場受體制機制制約，仍大量采用行政或政策性配置，市場化進程遲緩。通過人為地壓低要素價格并引導資金配置，變相補貼國有企業或“特殊”部門，而金融抑制就是要素市場扭曲的一個具體體現。實際上，抑制性金融政策對經濟增長同時存在兩個效應，一是幫助快速實現從儲蓄到投資的轉換、支持金融穩定，從而助力經濟增長（斯蒂格利茨效應）；二是降低金融效率、遏制金融發展，從而遏制經濟增長（麥金農效應）。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顯示，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金融抑制主要呈現斯蒂格利茨效應，而在發展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后，麥金農效應開始逐漸顯現。

　　隨著近年來中國的資本投入或者說金融效率不斷下降（體現為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不斷上升），使得中國這個全球唯一沒有發生過重大金融危機的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得不將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反映了當前中國金融體系資源配置效率下降而系統性風險隱患不斷累積的新特點。金融抑制政策的風險-效率補償機制（以粗放型風險發展換取效率的模式）逐步失靈，說明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中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一萬美元表明已經達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因此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是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的“發展停滯陷阱”。其背后是利益藩籬固化、改革發展停滯等深層次原因導致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內外風險累積。為了跨越這一陷阱，中國需要培育、發展或改造一批在高成本基礎上有競爭力的產業支持新的經濟增長，替代對經濟增長貢獻效率明顯下降的、在低成本基礎上建立的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傳統產業。過去成功地支持了資本要素驅動型粗放經濟增長的金融體系，今天就迫切地需要體制機制的轉型，實現資本要素的市場化高效配置。

四、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是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的核心

　　過去四十余年的改革發展經驗表明，土地、人力資源、資本、技術等要素的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是實現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的核心。本次《意見》從上述不同要素角度，均強調了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的凸出地位。價格作為“看不見的手”始終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市場通過價格平衡供給和需求來配置資源。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對要素利用效率更高的主體往往會對要素支付更高的價格，比那些生產效率低的主體更容易獲取必要的生產要素，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就是盡可能理順一系列相關的體制機制供給，發揮市場價格的調節功能，通過制度革新減少權力尋租和套利空間，真正實現價格雙軌制向市場化定價機制的并軌。因此我們看到《意見》對于諸如城鄉基準地價與市場價格的差距、對于不同所有制企業勞動者報酬的差距，市場化利率和存貸款利率的差距、以及技術創新資本化價格形成機制的凸出強調，背后都體現了中央決心以市場化調節機制激發全要素生產率以維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政策邏輯。

　　這里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產權改革與堅持所有制競爭中性原則的重要性。生產要素資源定價雙軌制問題表面上看是因為國企與民企、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體量、信用風險上的差異，而背后實際上是二元產權結構內生的必然結果。因此，要解決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的問題，必須全面推進國企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否則，雙軌制導致的資源錯配和價格扭曲，將使得國企要素成本不斷下降；而民企要素成本持續上升。進而導致國企超過最優規模，邊際效益遞減；民企則因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而難以維持持續經營與擴大再生產，生存能力每況愈下，體量持續小于最優規模。這將進一步加劇國企與民企、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規模與信用風險差距，進一步穩固要素資源配置的雙軌制定價模式。以2018年為例，這種要素價格雙軌制的外部性在經濟下行壓力與金融嚴監管、去杠桿的政策環境下變得尤為凸出，造成了實體經濟的顯著困難。

　　總體而言，近年來我們看到的中國潛在經濟增長水平與實際經濟增速的不斷放緩，背后根本性因素是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在《意見》所涉及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與數據要素等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的“雙軌制”既存體制機制都對相關要素的高效配置形成了制約，從而阻礙了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釋放。因此，近年來我們不斷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寄希望于通過改革，進一步推動“雙軌制”二元結構向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制度體系實現轉型并軌，唯有如此才能在復雜局面下激發中國經濟長期發展中高速增長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