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銀行業真正發展的時間并不太長，與歐美銀行業實行混業經營，經營收入中非息收入占比較高不同，中國銀行業是實行分業經營，一直以來非息收入在總業務收入中的占比相對低很多，社會各界也由此認為中國銀行業的業務結構不完善，為經營收入中非利息收入占比偏低有些擔心，甚至認為這是中國銀行業競爭力不足的依據。對于正在實施業務轉型的中國銀行業而言，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確實是各家銀行經營結構改革的首要任務，同時更是提高市場競爭力所必須的措施。從國內銀行業最近幾年的業務拓展情況看，各銀行針對金融創新、增強業務收入能力、拓寬業務結構的改革一直在有序進行中，這從最近幾年各銀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不斷提高的數據中可見一斑。那么歐美銀行業的發展歷程，對金融改革和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又有什么啟示，本文將試予探討。

（一）美國銀行業收入結構演變

銀行業的營業收入可概括地分為凈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更多地與投資銀行、私人銀行、保險等非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相關。因此，傳統商業銀行大多以利息收入為主，綜合性銀行則是在凈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方面并舉。美國聯邦存款公司的數據表明：自20世紀大蕭條以來，美國銀行業收入結構經歷了非利息收入占比先降后升的變化過程。1934—1954年，美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從近40%降至18%，降幅約一半。在此后的30年里，美國銀行業收入結構基本保持穩定，沒有明顯變化；但從19世紀80年代起，非息收入占比從20%開始上升，到20世紀初達到40%。其中，花旗、JP摩根、富國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在本輪危機發生前，更是達到驚人的60%。

美國的銀行業實行混業經營，其證券投資規模的大小與非息收入的增減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根據統計數據：最近30年以來，美國銀行業投資證券的規模持續增長，2010年證券投資的市值高達2.3萬億美元，較1984年增長6.2倍，約占銀行業總資產的20%。美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占比的上升對其業績產生了積極影響，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均穩步提升，分別從80年代的平均0.65%和10.7%上升至2006年的平均1.23%和13.09%，提升幅度分別高達89%和22%。

（二）美國銀行業的收入結構分析

通過對美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占比、凈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及稅前利潤等財務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看出：1.美國銀行業盡管已實現綜合化經營，但凈利息收入依然是美國銀行業主要的收入來源。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呈上升勢，在2008—2010年金融危機爆發期間，這一比例為37.91%，處于三個時期的最高水平，但業務結構中凈利息收入的占比仍超過60%，說明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并沒有實質性改變，中間業務收入的作用屬于被極度夸大；2.非利息收入比凈利息收入更穩定的說法不成立。三個歷史時期非利息收入的離散系數分別為1.55、0.69和0.11，均大于同期凈利息收入的離散系數1.31、0.52和0.10，表明非利息收入的波動性比凈利息收入的波動性高出很多。

（三）美國銀行業收入結構變化的監管制度

美國銀行業走過了從混業經營到分業經營，然后再重新回到混業經營的歷程。美國政府為了避免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悲劇的重演，在1933年出臺了實施分業經營指導意見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銀行業由混業經營走向分業經營，迫使銀行機構退出投資銀行業務。到上世紀80年代，日益加劇的金融脫媒和全球化競爭迫使美國銀行業通過金融創新，即借助創辦金融控股公司來規避分業經營的限制。為此，美國又在1999年推出《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金融控股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經營多種金融業務，由此正式終結了金融機構分業經營的歷史。

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開展業務，其主要職能是向美聯儲申領執照、對集團公司及子公司實施行政管理。對應金融控股公司這種傘狀結構，美聯儲被賦予傘型監管者職能，成為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者，并與財政部一起認定哪些業務屬于允許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的金融業務。金融控股公司的銀行類分支機構和非銀行分支機構仍分別保持原有的分業監管模式。為了彌補美國監管體制在本輪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缺陷，美國政府在2010年出臺了《多德一弗蘭克法案》，美國銀行業監管體制的變革，直接導致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波動。從數據看，實施混業經營時期，非利息收入的占比高于分業經營時期。

（一）德國銀行業收入結構演變

從1983年到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前，德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一直呈現震蕩上行的趨勢，先是從1983的占比20%攀升至2000年的50%，之后出現較大波動。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期間，德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重新降回11%，創下30年來的新低。

德國銀行業由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合作銀行等機構組成，大型商業銀行在綜合化經營方面發展迅速，中小銀行綜合經營程度相對較低，但整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仍保持較快的增速。在1983—2006年間，德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從58.11億歐元飚升至335.90億歐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7.9%；同期凈利息收入從256.62億歐元上升至816.77億歐元，年復合增長率為5.1%。可見，其非利息收入的增速明顯快于凈利息收入的增速。

德國是推行銀行全能制經營模式的國家，但銀行主導型的融資模式對整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相對不利，通過相關數據分析的結果：1.德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明顯低于美國銀行業，表明其綜合化經營的體制對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結構影響有限。數據顯示，1980—2009年，德國銀行業的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為22.38%，而同期美國銀行業這一數據為34.56%。按常理，實行銀行全能制經營模式的國家，其銀行業應該擁有更高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才對，但實際上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對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業務影響更大，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是1999年才開始實行銀行綜合化經營，但美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卻明顯高于德國。2.德國銀行業的凈利息收入穩定性要明顯高于非利息收入的穩定性，1980—2009年間，德國銀行業凈利息收入的離散系數為0.40，非利息收入的離散系數為0.57，前者明顯低于后者，表明依賴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的非利息收入，在風險控制上比傳統的凈利息收入業務更為困難一些。

（二）德國銀行業收入結構制度分析

現代銀行業的混業經營模式最早就是起源于19世紀末的德國、荷蘭和盧森堡等國家，尤其德國是混業經營的典型代表。德國銀行業實施混業經營中呈現的特征：1.德國的全能制銀行（與之并存的還有專業銀行）沒有業務范圍限制，可以全面經營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等金融業務；2.德國沒有獨立的投資銀行，證券市場相對落后；3.銀行與工商企業關系密切，對企業具有壓倒性影響力。二戰后，在美、英、法占領的西德地區，原本混業經營的德國銀行被迫實施美國式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德國才重新走回混業經營的道路。兩德統一后，東德的銀行業也被新德國政府改組為全能制銀行。在2002年之前，德國的金融監管是實行混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分別由聯邦銀行監管局、有價證券交易監管局和保險監管局對其商業銀行業務、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進行監管；2002年后，這三大監管機構合并為聯邦金融監管局，然后對金融機構實行統一監管。德國銀行業除受政府監管外，每年還要接受社會審計機構的審計，其審計報告要作為聯邦金融監管局的重要監管依據。本輪金融危機中，德國銀行業運行穩健，充分表明德國銀行業監管的有效性。長期堅定實施混業經營的運營模式為德國銀行業發展非利息收入業務提供了好的發展條件。在金融全球化時代，德國大型全能制銀行通過全球化配置資產，克服了德國自身金融市場相對不發達的缺陷，使其在非利息收入占比方面遙遙領先于英、美的大型銀行。但德國國內規模較小的專業銀行，因無法實現國際化經營，難以增加非利息收入，所以德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雖然保持了較快增長，但德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總規模仍無法與美國銀行業相比。

（一）中國銀行業最近幾年發展概括

目前，16家上市銀行的存貸款總額占整個行業的比重約70%，所以上市銀行的總體上基本可以代表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情況。根據統計數據，自2004年以來，中國上市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續上升，2015年創下25.99%的歷史新高，非利息收入從2004年的341.39億元上升至2015年的9470.22億元，增幅是27.74倍，凈利息收入則從4498.34億元上升至26964.83億元，增幅是5.99倍，表明上市銀行非利息收入的增速明顯快于凈利息收入的增速，但銀行業80%的收入來源仍是凈利息收入。由于中國上市銀行非利息收入及凈利息收入數據的時間序列較短，這幾年正處于明顯上升的趨勢狀態下，所以不適合進行穩定性分析。持續高速增長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業這十幾年來發展的常態，我們以最近四年的情況為例，看中國銀行業主要指標的增減變化情況：

總體上總資產規模大幅增長，凈利潤快速上升，但利息收入一直是中國銀行業利潤的主要來源。2015年四大行非利息收入的平均占比為25.19%，這與國際大型銀行普遍40%的非息收入占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從非利息收入結構看，傳統的結算與清算手續費、代理業務手續費、銀行卡手續費依然是主要的非利息收入來源，新興業務如顧問和咨詢費、理財產品業務收入目前對非利息收入的貢獻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從國內四大行的情況來看，綜合經營尚處于初級階段，對各行非利息收入的貢獻有限。

（二）中國銀行業收入結構總體分析

2015年度，國內銀行業在非利息收入占比排行榜中排名靠前的是民生銀行、平安銀行、招商銀行和中國銀行均超30%，按年報數據統計前四名排名，民生銀行的非息收入占比為38.96%，平安銀行占比為31.26%，招商銀行占比為30.92%，中國銀行占比為30.71%，分別比上年度占比上升6.97%,3.53%,2.75%和1.08%。如果縱向對比非息收入占比提升的增速，民生銀行提升最明顯,四大國有銀行里中國銀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最高，非息收入穩定性最高。扣除近兩年部分股份制銀行投資收益的平均30%以上年增幅，以及中國銀行受進出口減緩等因素影響，結算與清算、外匯買賣、咨詢顧問等手續費收入同比減少，積極支持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主動減免客戶服務收費因素，2013年前中國銀行在上市銀行中長期處于最高的位置。

中國銀行的非息收入占比能長期穩定位居國內銀行業的前列，主要是：1.中行是國內銀行中綜合化經營程度最高的銀行，盡管中國銀行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經營模式，但中國銀行集團旗下的子公司包括中銀基金、中銀國際證券、中銀香港、中銀集團人壽、中銀航空租賃、中銀保險、中銀消費金融等子公司，使其業務涵蓋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等主要金融業務，其較高程度的綜合化經營模式使其自身在非利息收入業務方面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尤其是2010年其非利息收入首次超過資產規模遠大于自己的工商銀行，直接原因就是其投資收益為工商銀行的4倍。2.中國銀行是國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銀行，中國銀行在外匯結算等國際業務和海外機構布局方面具有強大的競爭力，這使其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在業內處于領先地位。所以，中行利用自身的國際化優勢，同時依托海外市場設立了多元化的綜合經營平臺，開展了包括投行業務、保險業務、資產管理、租賃業務等各項綜合金融服務，其結果就是其非息收入的水平穩定性明顯高于其他商業銀行。

民生銀行在代理業務、托管及受托業務、投資業務、子公司租賃以及傳統銀行卡服務方面多點快速發展，各項目2015年分別比上年增長64.74%、32.42%、145.48%、119.52%及24.72%，總體遠遠高于其它商業銀行。特別在資產托管業務方面，民生銀行抓住當前大投行、大資管、大財富的發展機遇，以“托管+” 服務平臺為依托，在保持證券投資基金、基金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托管、保險資金托管、銀行理財托管等傳統托管業務快速增長的同時，積極探索和推進產品及服務模式創新，率先推出網絡交易平臺資金托管系統，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并在資產證券化領域取得領先優勢，實現托管業務穩健有序發展。截至2015年末，托管資產規模余額46690億元，實現托管業務收入33.21億元，被《金融理財》雜志評為“2015年度金牌創新力托管銀行”，創新能力獲得行業認可。民生銀行也是唯一一家以非息收入占比38.96%最接近歐美銀行平均40%非息收入的國內商業銀行。

非利息收入的結構，除了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外，還有投資收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匯兌收益等，各家銀行有各自大優勢，這是衡量銀行業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

歐美銀行業實行混業經營，這在提高非息收入占比上擁有先天優勢，因此，盡管目前中國銀行業在收入結構上確實不如歐美銀行，但中國銀行業并沒有因此而止步不前，相反在業務多元化及收入來源渠道的拓展上、奮起直追，并且收效也逐年改觀，這是讓我們感到欣喜的局面。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決定非息收入占比的主要有以下3個因素：1.監管因素和經營模式是關鍵因素。 美國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1980年代以后放松利率管制及允許銀行跨洲經營的規定，以及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都成為銀行非利息收入業務發展的重要轉折點。2.市場因素。 在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的市場環境下，美國商業銀行不再以依靠存貸利差作為唯一的經營模式，而是通過大力拓展中間業務來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而發達的資本市場也為美國銀行業推行貸款證券化、貸款分銷業務創造了推動條件。3.信息科技因素。 隨著信息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增強了美國銀行業對風險的管理能力和金融產品的創新能力，發達的網絡技術降低了美國銀行業的運營成本，拓寬且增強了綜合金融服務能力，增加了商業銀行獲取中間業務收入的手段。

通過美國銀行業最近幾十年以來業務結構轉型的效果看，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啟示如下：發展非利息收入業務是應對金融市場環境變化的重要舉措，在利率市場化及金融脫媒過程中，商業銀行必須通過提升非利息業務收入來降低利差收窄、利息收入增長放緩甚至減少的沖擊。收入結構調整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過程，而不是一蹴而就能迅速完成的蛻變，銀行的收入結構是由業務結構決定的，業務結構又取決于其所處的經濟發展情況、金融市場環境以及監管政策等很多因素。

商業銀行要適應外部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主動調整業務結構，進而優化收入結構。增加綜合經營的業務營收能力是中國銀行業共同的結構優化發展方向，由此改變以往過多依靠存貸款利差為主的單一經營模式。加大綜合金融服務能力、擴大非利息收入占比，實現收入結構多元化是所有銀行的發展方向。從發達國家銀行業的非息收入占比的變化歷程看，經營模式是關鍵推動因素，如美國銀行業的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在上世紀30年代前后的大幅下降，及90年代重新實行混業經營后的迅速提升，以及德國的德意志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從分業經營前的20%迅速提升至混業經營后的超過70%。提升非息收入的占比，需要在證券投資及相關收益上下功夫。

德意志銀行1984年的非利息收入占比為25%，收入結構還幾乎全部是傭金和管理費收入，而到了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6年，德意志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經躍升至75%，這其中通過直接投資帶來的收益占40%，而其資產構成中，交易類資產和借入證券占比也高達55%，貸款余額占比僅為15%，而2002年德意志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中直接來自投資收益的比重僅為20%。所以投資收益的高低對非息收入的影響極大，所以銀行業可以通過投資規模擴張實現非利息收入增長。國外銀行業非息收入的發展變化過程，對中國銀行業發展中間業務給予了很明確的啟示：中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業務的發展空間巨大，但需要對監管體制、利率政策及金融市場等方面進行積極改革。

目前中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約為20%左右，雖然與2004年相比提高了近2倍，但與美國、德國銀行業相比差距仍非常明顯。但這也預示著中國銀行業提升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潛力巨大。從富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的歷史經驗看，要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及非息收入的總規模，只靠傳統的手續費和傭金顯然不夠，需要在產品和服務方面進行創新才行，但這需要綜合化經營的體制和成熟發達的金融市場環境來做支持。當然由于中美、中德銀行業的經營機制不同，如果一味的要求中國銀行業將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至國際大型銀行的水平并不現實。

另外，按照傳統觀點認為銀行業中間業務得到有效發展后，就可以降低銀行的經營風險也不現實的。不管是美國還是德國，其銀行業的非息收入離散數據都證明非利息收入的穩定性遠不如凈利息收入，也就是說增加非利息收入占比可以提升銀行的業績，但并不能降低銀行的經營風險，其原因是非利息收入受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非常大，而凈利息收入主要是受實體經濟變化的左右，金融市場的波動會遠大于實體經濟的波動性，所以非息收入對銀行的意義是拓寬營收渠道、改善銀行業績，而不是借此降低銀行業的經營風險。非息收入提升的同時，還面臨復雜的市場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和操作風險等，所以這對銀行的綜合經營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發展中間業務的同時，必須對提升風險管理及風險控制能力，以便實現非利息收入的穩健增長，這對中國銀行業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