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兆東（中國建設銀行高級經濟師）

2016年是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成為五種入籃貨幣之一的人民幣SDR元年，這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發展的重要一步。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在探索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逐漸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向，構建穩定安全的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成為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共識。人民幣可借助數字貨幣發展新機遇，在國際貨幣體系超主權貨幣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不過對新生事物，我們必須厘清其概念，挖掘其本質，才能看清其內涵和生命力，也才能判斷其是否代表未來，以及其未來發展的真正趨勢。

貨幣是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世界貨幣職能的一般等價物，是一種所有者與市場關于交換權的契約，根本上是所有者相互之間的約定。貨幣的契約本質決定貨幣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一般等價物、貴金屬貨幣、紙幣、電子貨幣、數字貨幣等等。盡管數字貨幣的表現形式是數字，但其本質首先應是貨幣，因此，數字貨幣也必須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世界貨幣等核心職能。

進一步講，可以把數字貨幣看作實物貨幣的數字化，或貨幣的電子化，如數字貨幣中的密碼貨幣和可兌換的虛擬貨幣等都被稱為數字貨幣。目前全世界稱謂數字貨幣的，可謂五花八門，但龍蛇混雜，有些根本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數字貨幣。一般而言數字貨幣無外乎兩種形式，一種是使用密碼算法發行、結算清算的數字貨幣，另一種是依托實物主權貨幣的電子化兌換和使用的數字化貨幣。因此，數字貨幣不完全等同于虛擬貨幣，虛擬貨幣也并非都是數字貨幣。

值得注意的是，時下真正的數字貨幣多是實物貨幣的電子化或數字化，尚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央央行直接發行數字貨幣。而互聯網上流行的所謂數字貨幣，如比特幣，萊特幣等，并沒有與基準貨幣掛鉤，也非主權國家發行，從本質上看這類虛擬貨幣更應定義為數字（投資）產品，而不是真正的數字貨幣。

其實，人們對數字貨幣的認識是伴隨互聯網科技的發展而發展的， 目前許多國家都在進行官方或者民間的數字貨幣研究和操作嘗試，也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2015年，數字貨幣在歐洲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交易量超過10億歐元?？偭侩m不大但發展迅猛。2016年初英國央行通報正在研究是否由央行來發行數字貨幣，英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甚至稱：改用數字貨幣將是“偉大的技術大躍進”；值得關注的是挪威DNB銀行取消了現金柜臺服務，該銀行呼吁,政府應該徹底停止使用紙幣。

實際上，相比于紙幣，數字貨幣優勢明顯,除了節省發行、流通成本，還能提高交易或投資的效率，提升經濟交易活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由央行發行數字貨幣還可保證金融政策的連貫性和貨幣政策的完整性,對貨幣交易安全也有保障。

2016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召開了“數字貨幣的新發展”研討會。會議指出，在信息科技的不斷發展之下，數字貨幣給現行貨幣政策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數字貨幣將帶來一系列的正面作用，能幫助解決目前貨幣政策中存有的不足。而“數字加密”技術持續發展，其方便快捷、高安全性以及資料公開透明等優點，也會使數字貨幣越來越貼近人們的生活。

總之，數字化時代已經到來，而數字貨幣將伴隨數字化時代的金融改革的發展而發展。可以預見，未來5到10年，會有主權貨幣國家發行數字貨幣，數字貨幣也將成為國際貨幣和超主權貨幣，在世界流通。

理論上講，貨幣需是建立在主權國家信用擔?；A上，離開了主權國家的信用擔保，貨幣是無法確立的。但貨幣的表現形式一直在努力進步，比如，很多主權國家希望進行貨幣的統一，如歐盟創立歐元，就是一個很好的區域超主權貨幣的例子。自面世以來，十幾年間歐元在歐洲經濟中的作用也較明顯，但其結果如何仍不確定，因為歐元之所以能夠維持是建立在長期的政治協商基礎上的。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向歐洲蔓延，歐元弱化表象已開始顯示出來。而美元作為國際頂級貨幣，是通過一系列條約與美國向全球提供市場開放的貨幣使用方式來實現的，但理論上存在特里芬難題，于是周期性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和金融帶來困擾。

因此，通過主權國家的數字貨幣創新，以若干主導貨幣國家的數字貨幣為錨，可創造性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的穩定。這是站立在以國際頂級貨幣和國際主導貨幣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上，尋求超主權貨幣的創新之路。

2009年人民幣開啟國際化元年，到了2015年獲準加入SDR貨幣籃子，中國的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的人民幣。而人民幣數字化和數字人民幣的研究，也已經起步，早在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就成立了專門的數字貨幣研究團隊。作為上一代的貨幣，紙幣技術含量低，從安全、成本等角度看，被新技術、新產品取代是大勢所趨。雖然主要為替代降低成本，但先進數字貨幣作為法定貨幣必須由央行來發行，且發行、流通和交易都應當遵循與傳統貨幣一體化的思路，實施同樣原則的管理。這樣可提升央行對貨幣供給和貨幣流通的控制力，也可提升經濟交易活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減少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

人民幣加入SDR后，可通過籃子貨幣主導超主權籃子的改革，如探索IMF嘗試基于數字貨幣規則的創新，即eSDR。以發行數字人民幣對接eSDR國際貨幣計價和儲備貨幣使用，可更好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未來，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體系的建立還將有助于中國在國際數字貨幣和國際超主權貨幣體系建設中的標準制定和參與推動，更有利于中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的支付體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為世界的數字人民幣發展奠定基礎。

2016年4月份開始，中國央行同時發布以美元和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數據。以往只報告美元計價，會造成單邊報告走勢風險，此次二者兼顧，形成兩維參照，對人民幣外儲的客觀性有利。同時，以SDR作為記賬單位，未來也可能發行以SDR計價的人民幣債券，這會帶來人民幣國際化新的推動領域，對于創新人民幣數字貨幣掛鉤超主權貨幣籃子，推動數字化超主權貨幣等等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操作價值。

隨著數字貨幣的發展，原有的貨幣供應量統計、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等是否能適用數字貨幣是一個重要課題。為此，筆者建議，當前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的數字人民幣，需重點建設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建議做好數字貨幣理論研究和制度創新。傳統銀行體系下的貨幣制度如何與數字貨幣制度銜接和過渡？貨幣銀行學的數字貨幣基礎理論需要創新。原有貨幣銀行的發行和回籠是基于“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機構”的二元體系來完成的，按照傳統理論會產生信用擴張性的“貨幣乘數效應”，但是數字貨幣的新發行模式會給貨幣乘數機制帶來較大變化。如果數字貨幣運行仍然基于該二元體系，則數字貨幣運送和保管將發生根本性變化，運送方式變成了電子傳送，保存方式從央行的發行庫和銀行機構的業務庫變成儲存數字貨幣的云計算空間。雖然數字貨幣發行和回籠的安全程度、效率會極大提高，但各方面指導實踐的理論卻需要基于數字貨幣理論和制度的更新和發展。

二是建議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和數字貨幣經營機構開展基于區塊鏈（Block chain）技術運用加強監管。區塊鏈是通過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集體維護一個可靠數據庫的技術方案，可實現交易的結算和清算的同步進行。但在價值交換過程中如何保證安全性、便利性等還存在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且數字貨幣替代紙幣的流通和發行，還需要對技術的安全性、真實性、儲存性等方面實施監管。

三是建議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技術開發分層分級。數字貨幣的賬戶可分為基于賬戶和不基于賬戶兩種，兩種賬戶都可分層交易，分級可查詢。鑒于區塊鏈技術是一項可選的技術，其特點是分布式簿記、不基于賬戶，而且無法篡改，如果數字貨幣重點強調保護企業或個人隱私，可選用占用資源較少的區塊鏈技術和儲存解壓縮技術，以應對海量交易和查詢規模。

四是建議中央銀行在數字貨幣發行和回籠設計時，應充分考慮做好國際標準設計和接口準備。如設計上兼顧推動SDR（特別提款權）基于分布式規則的數字化接口等，最好能兼容其他主權數字貨幣的互換功能等。（完）

文章來源：《清華金融評論》2016年5月刊（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