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投資的特征與風險（下）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速度明顯加快。聯合國貿發會議的2011-2013年世界投資前景報告認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已經成為重要的投資者，而且今后其地位將變得越來越重要。2010年，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額高達3880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份額從2007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29%。

　　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更為迅猛。200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25億美元，從2000年到2011年，中國的對外投資年均增長48%，尤其在增長最快的2003-2010年間，年均增長速度為57%。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已經達到671億美元。相對于當年全球1.7萬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額而言，這一數字看似不大，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五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對外直接投資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如此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的階段實現的。1993年，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超過500億美元，當時，其人均GDP為2.6萬美元。1990年，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額第一次超過500億美元，當時，其人均GDP為2.5萬美元，當其2006年第二次超過500億美元時，其人均GDP為3.4萬美元。中國在2008年對外直接投資額超過500億美元，其人均GDP僅為3400美元。

　　中國為什么會有如此大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中國為什么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的時候就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

　　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主要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大體可分為水平投資和垂直投資。水平投資的主要動機是規避出口的高成本，并用較高的生產效率或某種壟斷利益獲得更高的利潤，比如日本的汽車企業選擇到美國國內生產汽車。垂直投資的動機是未來利用各國的資源稟賦差異和要素價格差異，將同一產品的不同生產階段按其要素使用狀況分散到相應的國家，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得更大的利潤，比如很多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選擇在中國投資，將組裝裝配環節放在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中國。

　　傳統的水平投資和垂直投資都不能較好的概況中國當前對外投資的特征。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國外資源能源、市場服務和先進制造業三個領域，這既不是為了規避出口成本上升的水平投資，也不是為了分散生產的垂直投資。中國的對外投資也不像日本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產業轉移模式，即將其過去具有比較優勢，而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行業陸續轉移到國外。中國不是將過去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國外，而是直接投資到自己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這一對外投資模式可稱為“價值鏈擴張型”。

　　中國主要是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通過參與加工制造業，逐漸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和國際分工體系的。在國際貿易格局由傳統的產業間貿易、產品間貿易逐漸轉變為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的背景下，中國的企業先是參與制造業中的低附加值環節，即組裝和裝配，從而得到了廣闊的發展機會。由于中國企業的學習能力較強，創新水平不斷提高，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是從“微笑曲線”最為低端的組裝裝配環節逐漸向附加值更高的兩端擴展的，向上游的擴展是為了穩定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取得核心技術，向下游的擴展是為了建立銷售、配送網絡，建立自己的品牌。這一擴展過程在過去主要發生在國內，即逐漸實現更多進口部件的國內替代生產，在整個國際生產鏈條中變被動為主導。進入21世紀，尤其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企業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進一步鞏固其在全球生產鏈中的優勢地位。

　　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著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兩種選擇。企業選擇何種投資模式，受到本國企業經營優勢、東道國制度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資產專用性程度較高且與國內經濟聯系較為緊密的產業，或是制度質量相對較低的國家，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往往選擇綠地投資；而在投資規模較大的能源和資源類產業，或在制度質量較高的國家，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更多的選擇跨國并購。中國政府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合作開辦海外工業園區，就是為了便利中國企業通過綠地投資到海外建廠，比如在埃及、中亞國家等建立的工業園區。一些中國企業，如海爾，也較早的開始了在海外的綠地投資。海爾1999年就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建立了生產基地，2001年又在巴基斯坦建立了第二個海外工業園區。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中國的對外投資大幅度增長，尤其是在能源和資源領域。在這一領域的中國對外投資，受到東道國有關政策的制約，主要以跨國并購為主，如寶鋼2007年和巴西合資興建寶鋼-維多利亞鋼鐵公司，中石油在印度尼西亞、蘇丹、哈薩克斯坦、委內瑞拉等國收購油田或合資經營。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一些制造業企業利用機會，加快了海外并購的步伐。如吉利通過與福特汽車公司簽署跨國并購協議，獲得了其旗下豪華車品牌沃爾沃。除了實體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之外，近年來，中國的金融機構也開始嘗試“走出去”。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一些中國金融機構趁機完成了全球布局的關鍵步驟。金融機構的對外投資，也較多的采用了并購的形式。

　　中國企業在能源和資源領域的對外投資，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中國能源資源的海外投資始于20世紀90年代，但在21世紀之后才引起國際上的注意。尤其是2005年之后，中國能源資源類海外投資增長速度較快，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比如，中海油2005年曾計劃斥資185億美元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2009年中鋁曾計劃以195億美元入股力拓公司，但都未能如愿。目前，中國能源資源的海外投資已經遍及西亞北非、南美、東南亞和中亞。海外石油投資每年可獲取2000萬噸的權益油產量。石油海外投資在北非以蘇丹為中心，并向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擴展；在中東以伊朗、也門為主，同時開始增加對科威特、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的投資；在中亞以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為主，也涉及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和阿塞拜疆；在拉丁美洲則集中在委內瑞拉、秘魯、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中國鋼鐵海外鐵礦石權益資源約為8000萬噸，約占鐵礦石總進口量的20%左右。中國的能源資源海外投資不僅關注獲得海外權益儲量，也積極的向上下游配套產業發展，比如石油投資逐漸涵蓋了勘探開發、管道運輸、煉油化工和油品銷售等各個環節。但在中國的能源資源海外投資中，由于以國有企業為主，因此遇到了較大的阻力。各國對涉及能源行業的并購審批都非常嚴格，中國企業的能源資源海外投資更是經常被染上政治化的色彩，被國際媒體大肆渲染。能源資源類海外投資遇到的政治風險也明顯高于其他領域。中國能源資源類企業本身也存在著國際化程度較低、國際化人才匱乏、部分企業社會責任感缺失等問題。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遍及全球，但對非洲的投資尤為受到國際關注。其實，在中國對外投資的地區分布中，非洲所占的比例僅為4.1%，遠遠低于亞洲（71.9%）、拉丁美洲（13.8%）和歐洲（5%）。但由于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增長速度較快，而且發生在歐美國家對非洲的援助和投資增長停滯的時期，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西方國家基于自己的歷史傳統，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資是“新殖民主義”。非洲對中國的投資亦存在喜憂參半的復雜心理。從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布局來看，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巨大的經濟增長前景，不僅是能源資源的供給地，而且是潛在的市場，加強和非洲國家的合作，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非常重要。但是，當前中國對非洲的投資仍然缺乏規劃：一是援助和對外投資之間沒有相互配套；二是在基礎設施、農業等有助于改善非洲國計民生的投資領域重視不夠；三是部分中小企業在非洲的經營無序、混亂，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無庸諱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才剛剛起步，盡管已經有很多成功的經驗，但也有很多沉痛的教訓。以資源企業為例，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是2008年中鋁聯合美國鋁業以140.5億美元收購力拓12%的股份，事后美國鋁業退出，將其所購股份轉讓給中美，被稱為“黎明前的突襲”。但五礦收購加拿大諾蘭達公司，卻在進入最終階段、獲得了獨家談判權之后功敗垂成。以制造業企業為例，聯想并購IBM個人電腦事業部，盡管爭議較大，但總的來看是較為成功的，聯想不僅從財務上扭轉了IBM個人電腦事業部的虧損局面，而且獲得了Thinkpad這一品牌，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子品牌（Ideal系列）。但是，TCL收購法國湯姆遜彩電業務，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成為TCL發展歷史上的“滑鐵盧”。由于連年虧損，TCL最終不得不徹底結束其在歐洲的業務。格力電器在巴西投資設廠、上汽收購雙龍汽車，也均未達到預期的目的，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偨Y這些成功和失敗的案例，有助于中國企業在今后的海外投資中更加清醒和謹慎，成長得更為穩健。

　　中國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主要涉及到外匯管理體制、行政審批體制、融資體制和政策支持體系。

　　1. 外匯管理體制。在1978年前，中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改革開放之后，開始逐漸啟動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主要關心的是如何更好的吸引外資，因此在外匯管理方面也體現出“寬進嚴出”的特征。1996年12月，中國宣布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賬戶可兌換。1997-1998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強化了資本管制，尤其是對資本流出的管制。直到經濟形勢好轉，企業對外投資的意愿增強，中國才逐漸又放松并完善了外匯管理體制。尤其是2005年實行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照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顯著增強，外匯市場加快發展。對外匯資金實行流入流出均衡管理的原則和制度逐步確立，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穩步推進，貿易投資外匯管理不斷便利化。2009年之后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鼓勵企業在貿易和投資中采用人民幣進行結算。

　　關于對外投資的外匯管理，主管部門主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資金來源審查。在20世紀90年代，對企業境外投資資金來源的審查較為嚴格，主要鼓勵有創匯能力的境內投資者，且規定其當年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總額不超過其前三年創匯總額平均數的1%，才能直接辦理核批手續。到21世紀之后，對資金來源的審查逐步放松，在2009年外匯管理局出臺的《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中，只是說明“境內機構可以使用自有外匯資金、符合規定的國內外匯貸款、人民幣購匯或實物、無形資產及經外匯局核準的其他外匯資金來源等進行境外投資。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所得利潤也可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直接投資”。對資金來源審核權限也逐漸放寬。目前，1000萬美元以下的投資項目可由外匯管理局各地分局審批，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則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2）利潤匯回保證金與利潤繳存制度。2002年之前，為了確保境外投資企業將利潤匯回，曾要求境外投資企業按匯出外匯金額的5%繳存保證金。這一制度在2002年被廢止。2007年之前，還實行過創匯留成制度，即境內投資者從境外投資企業分得的利潤或者其他外匯收益，自該境外投資企業設立之日起5年之內全額留成，5年之后20%上繳國家，80%留給境內投資者。這一制度在2007年被廢止。（3）境外非直接投資。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逐步開放了即期外匯投資、遠期外匯投資、證券投資，但對衍生品投資仍然實行較為嚴格的監管。2007年中國一度鼓勵國內資本流出，開放了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對境外證券的投資，即QDII。但QDII的發展始終較為緩慢。（4）前期報告和年檢制度。商務部和外匯管理局2005年聯合發文，邀請企業在確定境外并購意向之后，需向商務部及地方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地方省級外匯管理部門報告。2002年起還實行了由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一起對有境外投資活動的境內投資者進行年檢的制度，年檢之后對有關企業進行評級。評級較高的可享受有感的優惠政策。評級較差的在一年之內不能從事新的境外投資活動。

　　2.行政管理體制。境外投資項目還需要得到有關主管部門的審批。企業進行境外投資，需經商務部及省級商務部門審批。境外投資的經濟技術可行性由企業自行負責，商務部在特定情況，如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損害我與有關國家（地區）關系、可能違反我國對外締結的國際條約或設計我國禁止出口的技術和貨物時，會不予核準企業境外投資行為。涉及資源開發類和大額用匯項目需經發展改革部門審批。發改委還在2006年發布了《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涉及境外國有資產產權管理的投資項目需經財政部門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審批。金融機構對外投資需經保監會、銀監會和證監會審批。

　　3.融資體制。對于國家鼓勵的境外投資，可以使用自有資金，也可以采取貸款等融資方式。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其中就指出，要創新融資方式，允許商業銀行對境內外企業發放并購貸款。2009年國家外匯管理局規定，符合條件的境內企業可對其境外機構進行放款。2012年，外管局進一步放松了對境外放款的審批。

　　4.政策支持體系。“走出去”戰略出臺以來，中國對企業境外投資，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多層次的政策支持。“走出去”戰略萌芽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2000年3月在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為國家戰略正式提出。各部委按照“走出去”戰略的指導思想，出臺了多個方面的政策支持。

　　政府推出了四項涉及促進境外投資的專項資金扶持。一是針對中小企業的“市場開拓專項資金”；二是可用于支持企業境外投資中的法律、技術、商務咨詢費，可行性項目研究報告編制費、翻譯費和資料費等的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三是針對資源類境外投資的礦產資源風險勘查專項資金；四是針對紡織業出臺的“走出去”專項資金。

　　除了財政安排的各項資金支持之外，國家開發銀行自1998年以來，與其他國內外機構合資設立了三只產業投資基金，即中瑞合作基金、中國-東盟中小企業投資基金和中國比利時直接股權投資基金。2006年中方論壇北京峰會之后，國家開發銀行還成立了中非發展基金，首期10億美元，逐步達到50億美元。國家發改委、中國進出口銀行頒布了對國家鼓勵的境外投資重點項目給予支持的通知，每年安排“境外投資專項貸款”，享受出口信貸優惠政策。

　　盡管在過去20多年，尤其是最近5年來，中國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有了較大的改革，逐漸放權、減少管制、縮減審批期限等，但在某些方面，對外投資管理體制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陷，制約了中國對外投資的進一步發展。

　　首先，行政審批體制過于復雜，缺乏效率和透明度。根據2006年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金融投資公司、外國投資咨詢服務機構（FIAS）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聯合發布的《中國對外投資公司調查報告》，被調查企業認為對獲得外匯的限制、行政程序數量、辦理程序所需的時間、有限的資金來源和合規成本是阻礙對外投資的主要原因。企業對外投資，至少要經過三個部門的審批，如果是國有企業、保險公司，需要審批的部門更多。除商務部明確提出3-40日的審批期限之外，其他部門均未明確審批的期限。審批的標準也不明確、不透明，很多法規中都出現了相當模糊的“其他不予審批的情況”。對未能通過審批的原因和結果都不予公開，使得很多企業無法了解具體的政策要求。

　　其次，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成為制約很多企業對外投資的瓶頸。盡管外匯管理體制日益完善，但如何通過市場化途徑獲得對外投資所需的資金，仍然是困擾企業的難題。大部分企業在對外投資中只能主要依賴自有資金。在對外投資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資金雄厚的央企反而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地方企業、民營企業最需要資金支持，卻告貸無門。

　　第三，對外投資的服務功能不完善?，F有的體系難以滿足企業對外投資過程中需要的大量服務需求。盡管商務部成立了駐各地的經濟商務室，但這些機構仍然主要承擔行政職能，服務功能不強，無法滿足企業多樣化、專業化的需求。

　　最后，國際協調不暢，無法有效維護企業在外的利益。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往往在國外政府審批環節遇到阻力，在經營環節還需要應對來自當地社區、民眾和公司經營層面的各種問題。中國初步建立了應對貿易爭端的解決機制，但應對對外投資爭端的機制卻付之闕如。

　　中國對外投資的國際環境與國際合作

　　由于中國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各國部分地出于對中國對外投資的疑慮，紛紛調整了有關的政策，加緊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和監管。這在當前給中國的對外投資帶來了一定的困擾。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是國外政府和公眾認為中國對外投資增長速度過快，而且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動機、經營理念存在著誤解，二是由于中國企業缺乏“走出去”的經驗，不善于和國外的政府、媒體和公眾打交道，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

　　首先，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影響最大的是各國的安全審查政策?？吹街袊髽I大規模地增加對外投資，包括美國、澳大利亞，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強化了其對外國投資的安全審查政策。

　　在正常情況下，外國在美國的投資僅僅需要常規的審批，不會引起安全審查。如果引起了有關利益集團的關注，可能就會激活美國的安全審查政策。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EIUS）將對收購方和被收購方的資產、融資和收購方式、是否涉及敏感技術、對美國國家安全及其他美國公司利益的影響等內容進行審查。一旦進入安全審查程序，往往意味著已經出現了政治上的反應，相關的利益集團會提出激烈的反對意見，甚至國會、媒體、公眾都會介入相關的爭論。這時，本屬商業行為的中國對外投資很容易被政治化，且遭到否決。事實上，美國的安全審查對中國在美國的投資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幾乎導致中國國有企業所有在美國的大規模投資均以失敗告終。從中海油并購優尼科，到海爾并購Maytag，從西北有色并購Firstgold，到最近沸沸揚揚的華為案，概莫能外。

　　澳大利亞對外國投資者的態度相對開放，但最近也收緊了對礦業投資的準入。自從2008年中鋁聯合美國鋁業收購力拓9%的股份之后，澳大利亞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并頒布了“六條原則”，規定投資者的運營不得有政府背景、不可妨礙競爭對手或導致壟斷、不能影響到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等。同時，澳大利亞希望外資占股比例下降，外資對澳大利亞主要礦業公司的投資比例應低于15%，對新的礦業投資項目也不能超過50%。

　　在發展中國國家中，巴西對外國投資土地的限制也耐人尋味。外資在巴西購買的土地達到450萬公頃，其中以葡萄牙、日本、意大利、黎巴嫩、西班牙和德國為主。近年來，中國剛剛開始到當地考察并計劃購買土地，巴西立刻收緊了投資土地的規定。2010年，巴西規定外國人、外資企業及外國人控股的巴西企業，不得購買或租賃250-5000公頃以上的土地，隨后又規定，不得購買或并購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巴西企業。

　　其次，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感受到企業社會責任的壓力。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最早是西方跨國公司為因對東道國的工會罷工而提出的概念。目前，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限制多為一些不帶有強制約束的指南，如聯合國倡導的“三重底線”，即企業的經營應有利于經濟、生態、社會三個方面的發展。國際標準組織在2010年推出了ISO26000，強調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但這只是一個指南，不是一種認證標準。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最大的當屬OECD提出的《跨國公司指南》。該文件自1976年推出之后，歷經數次修改，對信息披露、人權、勞工標準、環境保護、反賄賂和敲詐等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盡管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影響越來越大。中國企業在外國投資的時候，由于對當地的經營環境了解不夠，往往會遇到很多與社會責任有關的困擾。比如首鋼秘魯公司，幾乎從建廠一開始就遇到罷工問題，而且還在收購價格偏低、投資承諾不兌現等方面受到指責、調查或罰款。

　　第三，國有化也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不得不關注的風險。從目前情況來看，國有化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針對西方跨國公司采取的措施，中國受到國有化困擾的風險相對較小。20世紀50-70年代國有化的浪潮已經過去，中國在國有化最為經常的拉丁美洲投資相對較少，而且在投資時往往選擇外交關系較好的國家。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貿易保護和投資保護政策有所升溫，不排除未來會有更多的國有化措施。中國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遇到的外部環境不斷惡化，和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關系可能出現變化，中國對外投資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加之局部地區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安全隱患，個別國家的政治風險較高，都會對中國的對外投資帶來潛在的威脅。

　　第四，“競爭中性”原則對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可能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競爭中性”原則較早是由澳大利亞提出來的，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高調提出“競爭中性”原則，2012年再次重申，所有的G20國家都必須確認這一原則。之后OCED啟動了對“競爭中性”原則的研究，并準備相關的指南。盡管這一原則仍然在討論之中，但未來很可能會在更廣的范圍內推廣，“競爭中性”原則可能直接針對國有企業，并涵蓋國際貿易與投資領域，對全球投資規則產生較大的影響。

　　此外，關于主權財富基金的監管，在未來也會變得越來越嚴格。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中國的對外投資將會不斷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遇到各種新的阻力。這就要求中國加強和國際的合作，加強對企業海外利益的保護，同時，由于在全球生產網絡的時代，國際投資協議面臨較大的改革壓力，新的規則正在醞釀之中，中國必須抓住這一有利的時機，積極參與全球投資規則的制定，以便更好的保護中國對外投資的長遠利益。

　　直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關于國際投資的協定尚屬不多，且主要集中與投資保護。從20世紀80年代之后，“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被列入WTO的烏拉圭回合談判議題，并最終簽署了《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TRIMs）。同時，涉及知識產權、服務業的國際投資也有了相應的協議，即《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TRIPs）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進入21世紀之后，圍繞國際投資的談判更加深入：首先，關于投資的保護不僅包括對有形資產的保護，而且越來越多的涉及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其次，新的國際投資協定強調投資自由化原則，要求保障一國投資者在另一國自由投資的權利，而且逐漸涉及對服務業的投資；再次，新的國際投資協議對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進行了較大的改進，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更加多元化，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各國商會和企業家聯合會都可以為國際投資爭端調解提供便利。所涉及的投資爭端范圍也日益擴展到與健康、安全、環境、勞工權利等有關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統一的國際投資體系尚未建成?，F有的投資協議并非一成不變的國際標準，而是正在磨合、談判中的新規則。未來一段時期，既是全球投資體系面臨重大改革的時期，又是中國對外投資高速增長的時期，還是中國綜合實力不斷壯大，對外開放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時期。中國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全球投資協議談判中發揮更為積極主動的作用，提高議題設計和參與談判的能力，在有關的談判中，不僅要更加注意保護中國對外投資的當前利益，而且要統籌兼顧，放眼未來，制定有利于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具有動態優勢的投資規則，保障中國發展的長遠利益。

　　轉自何帆研究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