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10月31日，經濟學家周其仁，在“2014華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論壇”上的演講：

　　據我所知，管理學家通常看不上經濟學家，但反過來也一樣。經濟學家看管理學的東西覺得簡單，管理學家卻說：“經濟學那么復雜有什么用?”對此，經濟學家的回答是：根據消費行為的研究，人們在收入低的時候消費有用的東西，但收入越高消費的東西越沒用。我開始以為經濟學就夠沒用的了，剛才聽黃衛偉教授講演，才發現還有更沒用的，那就是哲學、悖論。“理發師只給不給自己理發的人理發”，這些，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樣?收入越高，對于沒用的東西可能關注就多一點。

　　今天彭劍鋒老師讓我講講宏觀經濟形勢，這個東西就沒什么用。形勢再差，有很好的企業;形勢再好，也有很差的企業。企業搞得好不好，跟宏觀經濟形勢沒有那么直接的關系，或者說，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對于多數企業來說都沒有直接的關系。當然，金融的、全球的企業例外。但彭老師說講一講，我就講一講。

　　其實，這個形勢現在沒有什么太多好講的，就是一個問題：下行。

　　今天我過來一看，這么一大屋子人，說明現在這個形勢好像還不壞。經濟下行，當然是有很多數據的，現在有些地區、行業、企業，真的是相當的困難，那就是剛剛楊杜老師講到的死法的問題。但是，對于整個國家經濟來看，真正難受的，還不是經濟速度在往下走。最近的數據大家都看了，PPI、CPI還在往下走。真正令中國經濟難受的，是我們“從高位運行到下行”，而不是日本那種下行。日本是“增長2%變成增長1%”的下行，所以雖然難受，但沒有我們這么難受。中國的GDP季度數折成年率，在2007年曾超過14%，而現在就只有7%，今年很大可能是7.5%以下。從14%到7%，下降了一半啊。這個還是個平均值，那么分攤到有的行業、有的地區、有的企業，那真是嘩啦嘩啦的了。

　　那么，怎么理解這個“高位下行”呢?我一直認為，“高位下行”比“低位下行”難對付，因為有巨大的慣性。曾經有一些省份GDP增長14%、15%，甚至有些GDP增長20%多，持續了很多年卻一下變成7%，這是很難受的。經濟有很多慣性，我們也有很多的期望和預期，有不少人，不少公司、企業領導人、地方領導人，都希望這個經濟再回到14%去，這種失調速度是很難受的。

　　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來理解這個“高位下行”。

　　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對付它，那樣就會更難受。“高位”是怎么來的?這樣一個大國，經濟增長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戰后沒有看到這樣的數。這是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呢?當然首先是這一點，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中國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開放前，有了勞動積極性，卻沒有充分發揮。但是，為什么過去沒有這么好的經濟成長的成績呢?這種“高位增長”有一個很大的坑，這是一個巨大的、全球化的勢能的釋放。所以，這不完全是由于中國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國人的努力”放在“全球舞臺”上的評價所帶來的。我們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不做這種評價。關門、封閉、冷戰，關門、底子薄，就導致了長期貧困。我們現在才理解，開放對于中國多么的重要。一個農民就是收入低，一個工人的收入也低，實際上就是成本低。關起門來卻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關門就只是中國公司自己之間的競爭。而開放后，就成了全球評價，中國人、中國產品、中國工人、中國的工程師、中國的管理者、中國的企業，都在全球舞臺上評價，這一評價釋放了一個巨大的勢能。

　　這是為什么呢?冷戰以后，這個世界上有另外一個海平面。戰后以工業化最發達的7個國家為代表，他們都不關門，互相投資、互相貿易。所以，在中國加入全球化之前，國際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國際投資主要也是發達國家之間的投資，他們打成一片。緊接著，戰后的技術革命、和平環境，讓這些國家升到一個很高的水平。而我們關起門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個都沒錯，錯的是搞階級斗爭。人家沒有搞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參照系就變了。

　　什么叫工人、藍領?他們一年收入應該是多少?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我們的工人，多少年來都一個月50塊人民幣。雖然全世界的工人、藍領在名義上都是相同的，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一開門我們才發現，同樣是藍領工人，同樣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這么高。我們看過很多發達國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發達國家，就是念完書以后到公司上班、買房買車，他們生產一個產品就是這個價格，這個價格里就含著工人收入，含著資本的回報。這完全是兩個海平面，冷戰造成的這兩個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國的參數來看，他們人均收入是我們的100倍。1980年我們說要在2000年翻兩翻，達到人均800美元，沒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兩翻就800美元。在我們人均200美元的時候，美國是多少呢?美國是人均13500美元，這樣算雖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別忘了還有收入分配。我們是窮國，要搞知識積累，所以我們落到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口袋里的錢，要比美國收入分配落到個人口袋里的錢要少很多。我們要擠出錢來、勒緊褲腰帶搞國家積累、搞兩彈一星。所以，在個人收入方面，不要說農民對于農民，就是制造業工人對于工人，也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修建廣州白天鵝賓館，是由于改革開放引外資進來，不能請對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標準的hotel。賓館里所有的硬件，甚至連水龍頭都是進口的，廚師也是從香港請的。一個香港廚師來工作，工資相當于100多位中國員工薪水的總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資也得付，人家不來，我們就只能繼續窮下去。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秩序。

　　鄧小平的開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兩個海平面之間打了一個通道。當海平面不一樣中間不通，勢能就不能釋放出來，而一打通通道，實現對流，資本技術嘩嘩地就到中國來了。為什么資本會進來呢?這是邊際生產率的變化。同樣的資本，跟美國年薪幾萬美元的工人結合，或是到中國來，回報哪一個高?這就是外資逐漸地進入中國的一個基本經濟道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環境要改善，觀念要改變，法律要修正，“批資本主義”要去掉。當時，我們這個地方只想來一點外資，跟我們勞動力結合;來一點技術，改變我們的落后，讓中國發展快一點。誰也沒有想到，中國會有這么大的產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國這么一個出口額99億美元的出口大國，出口產品主要以資源性產品為主，包括大慶油田開發的石油，當時石油在國內沒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個大龍蝦出口，中國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匯來買設備。這個是當年中國跟國際的來往方式。

　　外資、技術、商業模式、想法等一進來，再跟中國的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一結合，是會有這么多的東西的。上海洋山港現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訪問過，那個老總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學習的時候，簡直就是吳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國外這么發達的港機，他跟我講，他當時就在想什么時候中國的上海港也能有一臺;現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兩百臺排成一條線，單位速度第一，總量世界第一，超過新加坡港。那用來運什么東西呢?“Made in China”。為什么中國會變成了世界的工廠?剛才報幕說我是人大教授，我不是人大教授，我是人大學生，北大教授。我在下鄉的時候考的大學，年齡大，我想北大不會要我，人大有要年齡大學生的傳統，所以我就報了人大。可能是心里有個結，所以，從海外學習回來的時候，北大招教授，我想，當年沒有當成學生，當老師也不錯。我在人大上學的時候，天天聽的就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這就是中國國情。把農業變成制造業，變成多少億產業工人，這個是開放的結果。

　　一開放，有現成的市場;一開放，有大量的資本進來;一開放，我們可以學到過去難以學到的東西，這是“高位增長”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其標志事件是：1999年，中國簽WTO，5年預備期，2002年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隨后，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就在這個檔口爆發。我們從多少年來的可憐流量的貿易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生產國家。在危機沖擊之前，我們貿易順差相當于GDP11.7%，達到了最高。而創造外向主導模式的，當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時候順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長”是有一個由來的，是有中國人努力的原因，但這個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評價、高海平面評價”上，才帶來了高位增長。同樣一個東西，美國工人做，是個什么價?這個其實我們自己算過，20年、30年我們的增長速度很高，但沒有把父輩的積累算進去，其實我們前一輩窮了很多年。50塊、60塊拿了很多年，我們都沒有算過。把這些一起算上，其實沒有那個奇跡。

　　三種力量，促使中國經濟“高位下行”

　　冷戰、封閉讓改革開放發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開放，而一開放就把戰后形成的這個全球化的勢能釋放出來，這就是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那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賴全球市場。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響嗎?我們好多的時候進出口相當于GDP66%、67%，而大國沒有這個數。這樣，美國經濟一旦出事，我們怎能不受影響?2006、2007年，出口影響20%、30%，到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一來，下跌20%，里外里50個百分點，這個是當年為什么4萬億放到經濟里面去，卻沒有見效。因為美國進口一萎縮，我們的出口就萎縮，沿海、農民工、GDP、財政、穩定，全部都會有問題。再拖一拖，4萬億加上9萬億的信貸，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們經濟畢竟主要是靠對外的，而國際經濟就根本沒有好轉。雖然，美國政府的救市讓美國沒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種大危機，因此我們就以為還“有戲”，但其實是歐債出了問題。出什么問題?政府出了問題。這個(歐債)對于全球信心打擊非常大。市場出問題政府救，那政府出問題了誰救呢?只能熬，但這一熬就沒有頭了。所以，歐債危機對于全球的投資經濟發展的信心沖擊，比美國金融危機還大。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國家，全球化能夠得到好處，但全球化受挫的時候，也會首當其沖。這是把經濟拉下來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大量行政手段進入經濟體。由于經濟連年的高速增長，我們就得調控。上一屆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調控：房價、地價等。為什么呢?這有個宏觀環境。美元進來了、順差進來了、外國投資進來了。美元在中國不能花，花人民幣要跟誰兌換?當然是跟商業銀行換。商業銀行都是變成了美元在手，這怎么在中國做生意?這就要在外匯市場，把美元投換成人民幣。這個過程中，我們這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就產生了一個政策目標——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人民幣在中國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稅，買電，都是用人民幣，做出來的產品出口，要美元起價，人民幣對于美元升一分錢，出口企業成本壓力就是上來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達沃斯論壇聊過一次。他說對于他的企業已經有很大的收入來自于國際市場，人民幣兌美元是不得了的。由于華為的設備在全球的生產基地還是中國，成本是人民幣做的，產品是美元計價。人民幣對美元一升，那么，中國政府、央行就要維持人民幣對于美元匯率的問題。維持這種穩定就有代價，什么代價?進來1美元，你說我匯率穩定，7塊對不對?那7塊人民幣就出去，你要變成6塊出去就是升了。可是進來不是一塊美元，一天進來好幾十個億美元，每天這樣進。所以，我們大量的基礎貨幣，跟商業銀行去換匯，就變成了國家外匯儲備。國家外匯儲備一條線地往上升，看起來很好。朱镕基到北京的時候，中國外匯儲備只有180億美元，來了以后搞了匯率并軌一年增加320億美元，這就是500億，后來很快就是5000億、1萬億、2萬億、3萬億、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個機制是什么機制?主要都賣給央行。央行拿什么買?拿基礎貨幣買。這樣，基礎貨幣就進入了市場，中國就進入不差錢的時代。貨幣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問題的。貨幣供應超過了商品、資本、服務的增長，物價就是漲。這個熱那個熱，這個漲那個漲，這樣就要調控。不調控。好多中國人就過不去，因為他們工資沒有漲，消費沒有增長怎么受的了。而調控，在我們這個轉型的體制，說是以法律和經濟手段為主，實際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這個東西，中國是個政府非常強勢的經濟體。你說好就是好，你說問題它就是問題。一調控，行政部門一起上，一個部委發文件不管用，五個部委聯合發。增長太快出問題，就要勒制，要控制房價、控制地價等。我們這個行政控制就是要進入經濟體，但這個東西是有很強的滯后性的。為什么呢?因為為了宏觀穩定要加強調控，到了下面的部門、處，這些都是有權力的，就需要各種審批，不要小看審批這個事情，這是會上癮的。

　　這是我們國家“高速增長”當中的一個代價：大量行政手段進入經濟體。高速增長沒關系，可一下行就發現：到處裝著剎車、吸鐵石，到處都在消磨企業家精神。由于過去窮，不辦企業不可以;而現在都生活過得去，辦企業太麻煩，企業家的斗志就下來了，企業家精神就被衰減了。這是把經濟拉下來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中國是“債權經濟”，而非“股權經濟”。像中國這種經濟，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們還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為主，而銀行就是一個債權。這個“債權為主”的經濟，就是上去、下來都會放大。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債務是一個杠桿。經濟熱的時候，大家都是對未來看好的，借貸需求非常的旺，因為物價都是在漲，物價減掉以后，真實利率是負的，誰借錢誰合算。借了錢買房，房價漲的都會超過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這個道理。借錢買資產，資產漲得快，是很合算的。這個杠桿作用在好的時候會放大，而壞的時候，物價指數一下來，名義利率哪怕不變，真實利率就迅速轉正。這是現在很多企業和地方困難的根本原因。股權為主的經濟體，沒有這個問題。股權這個東西，放進去不能退，好就是分紅，不好就是一起賠，這是“股權為主”經濟的特征。但我們是債權為主，好的時候會比好還要好，而差的時候呢?最近很多的行業財務成本上升，所謂財務成本大部分就是還債。很多人為什么跳樓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借了這么多的錢。他們忘記了好的時候借錢是很劃算的，但市場一翻臉就發現借了很多的錢。因為曾經利率是負的，而現在利率轉正了，很多的行業、企業都被頂的很難受。

　　我所講的就是，以上這三個力量把中國經濟拉下來了。

　　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塊石頭”

　　而中國經濟一被拉下來，三大塊石頭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我在2012年11月所講的判斷：水落石出。

　　第一塊是，成本。成本就是企業的開支，問題是什么時候開支?鋼鐵企業庫存什么時候買的?都是大家都是看好的時候買的。即使鋼價、礦石價還在漲，但漲也是有人買。等到鋼鐵價一下去，過去買的庫存就能頂死企業。如果是借錢買的，那就死的更快，因為要還息。企業雇的人是什么時候雇的?大家搶人的時候雇的，價錢肯定好，價格不好，人就不會來。當你賣的產品下去了，你能馬上削減工資嗎?這是很難的。因此，成本是第一塊石頭。

　　債務，是第二塊石頭。由于債權合約都是在好的時候簽的，隨著真實利率的轉正，債務就成了第二塊石頭。

　　第三塊，過剩產能。好的時候，市場這么好，就會出現搶貨，你也上，我也上，國家也上，國務院開會都講7大新興戰略行業。中國是一個大國，有個傳導機制，怎么可以這樣來定事情?聰明的農民，現在縣長讓他種什么他是不種的。可是，我們在大項目里面還是一說上一起上，好產業都會被做成了不好的。其實，是市場和政府兩個力量一起推動了過剩產能，等到市場“一拉臉”，外需沒有了定單，可錢已經變成社會的了，這時你是撤還是不撤?你是停還是不停?有的行業還有連續性，不能隨便說“沒訂單就關門”，所以還要接著做，這是很難受的。

　　以上這三塊石頭，就把國民經濟頂住了。

　　變被動為主動：消化資本、重組債務、消化過剩產能

　　那么，這個時候，宏觀經濟要怎么應對?

　　首先，就是要知道“高位下行”是由不得你的。雖然有一些因素是我們可以通過“審批制度改革”來控制，這種變量是在中國內部。然而，外需不在我們的手里，是由不得我們的。“歐債危機”這個沖擊力什么時候好轉，現在還不知道，美國則是剛剛有一點起色，后來又不行了。還有一個消息就是，美國在困難的時期，其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制造業逐漸在發展起來。這是由于，中國的相對成本變化讓很多美國公司回到本土去了，這就是新的全球格局。

　　我們需要改革，但改革沒有那么快。國務院已是很著急，開始放松審批。但到企業一問，這對他們有影響嗎?回答是沒有影響。國務院已經宣布去掉了幾千項，但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還剩多少項。企業要跟“還剩的”去打交道，經常是把含金量小的放放。總的來說，改革不是那么快的。

　　如今的這個既得利益，中央做了決定，國務院也推行，然而這樣的大國要實現“政策落地”，還要有個過程。至于“真實利率”，這一把刀是很厲害的，這個需要經濟學大量研究。

　　至于通縮，通常市場一翻臉就由“通脹”變成了“通縮”。90年代我們遇到過一次，通貨膨脹達到24%，朱镕基大刀闊斧殺通貨膨脹，在1997年突然開始出現通縮。這是什么道理?就是我們這個基本的金融結構里有一個麻煩：過度的依賴銀行債務。我們說要發展股權、發展資本市場，目標提出來了卻沒有落下來。現在，直接融資占整個社會總融資的比例沒有比20年前增加多少。那這個經濟結構遇到波動，就會有派生的情況出現。所以，難受是肯定的。

　　有幾種措施，可以把我們國家從這種情況下拉出來：第一，消化資本;第二，重組債務;第三，消化我們的過剩產能。

　　現在，很多人的經濟預期都很有意思，一看情況不好，覺得什么都不行了，這種預期就會互相傳染，悲觀情緒就占主導地位。所以，現在很多的企業很茫然，實際上是看錯了時機，在不好的時候，反而是投資的時候。對此，要冷靜地分析。

　　對外升級：新興市場大有可為

　　全球化地考慮，發達國家的市場一時半會兒不會回到2007年以前去了，這個判斷大概不會錯。

　　但是，在危機之后，全球的總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興市場的份額大幅度地提高。最發達七個國家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7個最厲害的新興市場國家放一起，總量哪一個大?當然是后一個大。然而，我們的“外向經濟”到目前為止，很大程度還是習慣于最發達的那個市場，因為其購買力現成、出價高、基礎設施完備、金融服務良好、物流非常順暢。我們接單子生產，于是我們就成了世界的工廠。但很多新興市場特點不是這樣的，比如有購買力但市場不成熟，要買貨但基礎設施不夠、電量不夠、港口不夠、鐵道不夠等。所以，中國現在提海上、陸上兩個絲綢之路，APEC會議宣布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個就是重大的戰略。

　　新興市場這個板塊還是中空的，我們實際上鋪了多少貨在新興市場?幾年前我去印度看，很熱但沒幾家用空調的，這兩年才好一點。面對印度這個空調的新興市場，中國這樣物美價廉的空調市場，卻沒有在印度打進去多少。而俄羅斯的市場都是歐洲貨，日本韓國貨都少，就更不要說中國了。資源廣大的新興市場，畢業生包括我們北大的畢業生都看不上，一講就是美國、巴黎之類的地方。剛剛有一張圖我看了很感動，華為打世界怎么打?阿富汗怎么去的?那是要死人的，炸彈是會掉下來的。我們在這些市場上去耕耘、開拓的真正的商人還是很少。大學生總說沒有就業，今年700萬畢業生的簽約率看了讓人焦慮。我們為什么不走出去呢?我總說，下一個時代，是要小語種人才的時代。小語種的需求會極速升級，因為新興市場有很大的空間，比如，印度尼西亞有1億人，這是很大的市場，可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都看不上。

　　因此，外需不是沒有市場，國際上還是有很大的市場的。我們回想一下，1980年歐洲資本市場是怎么進中國的?中國當時什么也沒有，歐洲為什么借錢給我們?要知道這并不是自由外匯，不是“中國借這個錢想買什么就買什么的”，而是全部用來買德國設備，這就是為什么今天工業設備都是德國設備的原因。今天我們的4萬億外匯儲備，為什么就不能倒過來做呢?為什么不能做外方信貸?沒有電為什么不能去建電站?沒有鐵路為什么不能修鐵路?為什么不借錢給別的國家，倒過來做BOT?當年我們的鐵路、高速公路，外資為什么跑到大陸來修?就是為了20年的收費權，20年后再送給中國政府。我們現在要重新復習“80年代初外國資本進中國”那些經驗，并將它倒過來用，來開拓國際市場，等待歐美市場進一步復蘇。總之，我的看法就是外需還是大有可為的。

　　對內升級：改變觀念，在冬天投資

　　對內呢?我們說的過剩，是大路貨過剩，與進口貨同樣的東西，我們應該改進品質，這還有很大的市場。大家看看現在進口的情況：阿里巴巴網站上，很多東西都是進口的。為什么進口的東西多了?因為收入提高了以后，人們對于產品品質要求也高了。國慶節期間，我有一個朋友到德國去，回來帶了一個雙立人牌的指甲刀，那個指甲刀讓我感嘆：剪完以后怎么這么舒服?仔細看一下，它有兩個弧度。這就是發達國家的產品品質。而我們的產業想要達到一個這樣的品質，還早著呢。中國的制造，尤其是精密制造，這個市場的發展空間非常大。我們為什么要買進口貨?那些東西中國人都是可以造的，只是品質要差一點。就目前來看中國的好企業，比如華為，按它手機業務的發展趨勢，過幾年，發達國家就麻煩了。

　　當然，現在可以改善的東西：一個是對外升級，一個是對內升級。對于國內市場，我們的空間布局還早著呢。今天，還是65%的總人口是農村戶籍人口，其中17%已經到了城市常年居住。這樣的空間布局里面，就有大量的投資機會，發展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等。我們現在要學會的是“跑馬征地”，也就是政府主導的這個“跑馬征地”，真正地讓這些骨頭掛上肉，變成現在的城市生活，有無數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當前困難是困難、轉型是轉型，但根據過去的經驗，越冷的時候，越是要調整預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說不好的時候，把未來謀劃清楚;就是，要在很多人說不行的時候，勇敢地決定投資;就是，要在很多人沒有醒過來的時候，在冬天投資。等人們都醒過來的時候，買啥啥貴，也就沒你什么事了。很多人上一個周期被咬了一口，被“三塊石頭”頂得難受，想要放棄。但若真的放棄，5年以后一定會后悔。因為這兩個海平面，從100倍縮減到現在，還是剩下10倍的。現在，很多人說“是人工把我們頂死了”，但發達國家怎么生產?蘋果的工人什么收入?雙立人是德國生產的產品，照樣活下來了。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要認清形勢。當然，這一點國家也在進行部署，深化改革。然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產業界、企業界、第一線怎么認清楚現在這個形勢，抓住這個戰機。

　　所有優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謀劃、布局、投資，然后準備下一步的。等到別人看見的時候，就是5年以后的成敗得失，5年以后的市場份額，5年以后的風光云影。

　　(周其仁，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