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雜志第九期刊登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署名長篇文章《金融危機中關于救助問題的爭論》文章，周小川在談到銀行業獲得高額壟斷利潤問題時，指出中國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當然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也是客觀存在的，其背后有一些原因，但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此外，周小川介紹說人民銀行每年按照經濟增長對貨幣供應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預先設計的、相對穩定的速度投放基礎貨幣，最終做到了基本上沒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現大幅度的通貨膨脹。

　　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參與救助

　　政府應及時參與 但也需防止道德風險

　　周小川指出，救助問題已經成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周小川詳細分析了美國、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政府救助金融機構的情況，他指出美國英國都是傾向于國家出手救助，歐洲由于沒有統一財政機制，歐洲央行救助也缺乏法理依據。

　　談到中國的情況，周小川說，中國是傾向于救助的，過去一些出問題的金融機構大多數都得到了救助，甚至包括像蟻力神這樣的非法集資也給了補償。他表示，和西方成熟市場相比，中國的問題金融機構在數量上和處理上是有區別的。他解釋說，之所以出現區別是由于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金融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行業，意味著金融業出現了問題就必須救，否則意味著集體的失靈甚至死亡。第二，中國是轉軌經濟，公有制成分占比較大，金融機構承擔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體制性的任務，因為金融機構有問題很難說清楚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如果不救也是不負責任的，所以傾向于要救。第三，中國改革過程中特別強調社會穩定，如果出了問題不救，容易影響社會穩定。

　　周小川表示，總體而言過去中國基于一些特殊情況比較傾向于救助，救的也比較多。從發展的角度看，也要結合金融業改革發展的狀況做進一步考慮，權衡點也應該逐步有所變化。

　　周小川指出，應對系統性危機，政府還是應該及時參與救助，但同時也需要防止道德風險。這需要在兩者之間進行必要的取舍、協調，取得平衡，盡可能減少道德風險。新版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便是這種努力，其核心思想是要求金融機構進一步增加應對風險的資本，提高資本質量，增強抗風險能力。同時在全球范圍內確定系統性金融機構提出額外的資本要求，以及相應更嚴格的外部監管，以防止這些機構出現問題。

　　但是有觀點認為，對于系統更重要性金融機構過高的資本和監管要求，在增強抗風險能力的同時，會降低他們為經濟增長提供信貸和金融服務的能力，從而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周小川認為，在危機過程中，在經濟復蘇還非常脆弱的時候，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加強資本和監管要求是一把雙刃劍，需要作出合適的政策取舍。

　　在談到私人部門參與和救助部分時，周小川用了相當長的篇幅分析了希臘私人債權人計劃(PSI)，他指出雖然是通過私人部門發揮救助作用，但是最終可能還需要政府介入，需要動用公共資金，區別只不過后者在形式上更間接一些，公共部門介入不那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