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張小平

　　6月15日，央行宣布從6月20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次上調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高達21.5%，創歷史新高。縱觀我國貨幣政策歷史，這是今年以來第六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更是從2010年以來第十二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

　　反觀國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央行，如美國、加拿大、瑞士、新西蘭、澳大利亞等，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準備金率，零準備金率正成為一種趨勢。以美國為例，按美聯儲規定的2011年存款類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標準，對交易賬戶分為三個等級，1070萬美元以下部分（包括1070萬美元）的準備金率為0，1070萬美元至5880萬美元部分（包括5880萬美元）的準備金率為3%，5880萬美元以上部分的準備金率為10%；對非個人定期存款，準備金率為0；對歐洲美元借款，準備金率為0。以上數據顯示，國外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遠遠低于中國，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很少使用存款準備金率這一貨幣政策工具。還是以美國為例，美聯儲只是按固定的規則對適用每一準備金率的金額范圍進行一定的調整，而不是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以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為例，對交易類賬戶，850萬美元以下部分準備金率為0，850萬美元至4580萬美元部分準備金率為3%，4580萬美元以上部分準備金率為10%。對比2007年和2011年，存款準備金率并沒有發生變化。

　　在國外逐漸趨于弱化的存款準備金制度為何在我國卻使用得如此頻繁，帶著這一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超愚等專家學者。

　　我國具備存款準備金制度發揮作用的前提

　　鄭超愚接受采訪時指出，存款準備金制度發揮作用的前提是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能有效地調節基礎貨幣投放，“在國外，由于金融創新很活躍，僅僅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基礎貨幣投放”，而在我國金融創新不發達的現階段，卻能很好地控制基礎貨幣投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顧海兵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同樣的原因。他對本報記者說，國外企業主要通過證券市場進行直接融資，銀行貸款這種間接融資方式所占比重較小。當社會融資總量中很大部分不是通過存款類金融機構實現時，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就只能局限于存款類金融機構所發放的貸款，范圍大大縮小因而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在我國現階段，間接融資所占比重較大，因此，通過存款準備金率來控制銀行貨幣投放，能有效地控制信貸規模。若以全年實際新增信貸規模8萬億元進行簡單估算，2010年我國間接融資比重為70%左右，而美國長期以來的間接融資比重只在10%~20%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