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宋華

文/ 本刊記者 陳美琪

近日，山東省投融資擔保集團以開拓者的姿態，率先推出“供應鏈票據+擔保”產融結合創新模式，為破解小微企業融資困局點亮了一盞明燈。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探索實踐，獲得了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票據交易所、山東省財政廳及中國人民銀行山東省分行等多方權威機構的悉心指導與支持。憑借前瞻性的戰略布局與扎實的技術攻堅，山東投融資擔保集團旗下“魯擔惠企通”平臺成功獲批接入上海票據交易所供應鏈票據平臺，一舉成為全國首家獲此直連資質的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標志著產融結合創新邁出關鍵一步。

針對該模式所蘊含的行業變革價值，《貿易金融》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吳玉章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宋華。宋華教授指出，“供票+擔保”模式的創新實踐猶如一記重錘，敲響了行業金融模式革新的戰鼓。其價值維度呈現出多維輻射態勢——在深化供應鏈金融發展方面，構建了產融協同新生態；在增強中小企業融資能力領域，打造了精準滴灌新機制；在推進普惠金融落地進程中，開創了普惠服務新范式。這一模式通過結構性重構金融要素配置，不僅突破了傳統金融服務的物理邊界，更以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方案，為破解中小企業融資結構性難題提供了市場化解決路徑。

從信用機制創新維度審視，該模式通過擔保機構的信用嫁接功能，實現了信用傳遞機制的系統性優化。針對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信用荒漠化困境，“供票+擔保”模式創新性地引入第三方信用增信工具，架設起供應鏈金融的信任橋梁。這種機制突破既破解了中小企業融資的準入堅冰，又通過信用分層設計實現了風險可控的資源優化配置，構建起市場化、可持續的融資解決方案。其精妙之處在于，通過擔保機構的信用背書與供應鏈票據的支付結算功能耦合，將中小企業的商業信用轉化為可流通、可融資的金融信用，有效破解了銀企信息不對稱的世紀難題。

在生態體系構建層面，該模式開創了金融與產業深度融合的嶄新范式。通過金融科技賦能、銀行資金供給、擔保機構風險緩釋、企業真實交易場景的四維聯動，構筑起多方協同的價值創造網絡。這種深度融合生動詮釋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唯有精準把握產業運行脈搏，提供場景化、定制化的金融解決方案，方能實現金融“活水”對實體經濟的精準滴灌。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該模式通過供應鏈金融與普惠金融的有機融合，既拓展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又依托集約化風控體系降低了融資成本，為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樹立了創新標桿。這種生態化、平臺化的服務模式，正在重塑金融服務的價值鏈條，推動金融服務從單一產品供給向產業生態共建躍遷。（以下“M”為貿易金融雜志，“S”為宋華）

重構傳統供應鏈金融“信用傳遞鏈條”

M：“供票+擔保”模式如何重構傳統供應鏈金融的“信用傳遞鏈條”？若將該模式作為教學案例，最核心的三大理論創新點是什么？與傳統“M+1+N”模式相比，其信用傳遞機制有何本質不同？

S:“供票+擔保”模式確實對傳統供應鏈金融信用傳遞進行了拓展和創新。傳統模式主要解決了核心企業或大型企業的信用傳遞問題，將信用傳遞給供應鏈上的其他參與者，從而緩解了鏈條上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但是，對于中小企業如何利用自身創造的信用進行有效傳遞和釋放，傳統模式并未提供滿意的解決方案。此外，即便中小企業開具了供票，由于信用問題，上游企業往往不予接受。

相比之下，“供票+擔保”模式在三個關鍵方面實現了創新：首先，它將供應鏈金融與普惠金融相結合，利用供應鏈金融的原理，將普惠金融深入到產業鏈中，促進了中小企業之間的信用傳遞和釋放；其次，它實現了科技、銀行、擔保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多方協同，將產業生態與金融生態緊密結合起來；最后，它使得供票能夠廣泛服務于不同類型的公司，推動了金融產品的普惠化。

M：該模式是否體現出《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中“支付主動權”的政策導向？對推進“脫核”目標實現有何戰略意義？對于國內普惠金融實踐有何參考價值？

S：該模式體現了《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中的精神，并且推動了中小企業支付方式的創新。《條例》主要是防止大型企業對中小企業的惡意拖欠和不當行為，但是如何激發中小企業的信用并且創新支付手段并沒有過多涉及。而這一模式的出現不僅僅貫徹了《條例》，而是真正落實了金融“脫核”的目標，即通過擔保增信，讓有真正信用的中小企業能夠更好地實現信用傳遞和釋放。

擔保機構的增信和產融鏈接“雙重角色”

M：您認為擔保機構在該模式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這將對供應鏈金融生態產生哪些結構性影響？

擔保機構在其中扮演著增信和產融鏈接的雙重角色。

一方面，通過擔保機構的介入，為原本具有一定信用基礎的中小企業（包括專精特新企業、為核心企業提供配套的關鍵供應商，以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企業）進一步增強信用。這些企業雖然具備競爭力和信用，但由于規模較小，往往難以獲得交易對手和商業銀行的信任。例如，開具銀行承兌匯票時需要向銀行繳納高額保證金，而開具商業承兌匯票時交易對手可能不愿意接受，這限制了信用的釋放。擔保公司為這些有信用的中小企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另一方面，擔保公司在供應鏈金融中的角色遠不止于提供單純的擔保服務。實際上，它扮演了一個重要的產融連接器的角色，有效地將科技平臺、中小企業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商業銀行等多種機構緊密結合起來，共同應對和解決供應鏈金融中存在的各種瓶頸和挑戰。通過促進多方協作，擔保公司不僅助力提升了整個供應鏈的效率和穩定性，還推動實現了更廣泛意義上的金融普惠化和服務優化。這種綜合性的角色定位，使得擔保機構成為現代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M：您認為該模式的大規模推廣可能會面臨哪些制度性障礙（如跨區域協作）？對于如何優化頂層設計，您有哪些好的建議？

擔保機構通過其專業服務，進一步增強“供票+擔保”模式的大規模推廣可能面臨的制度性障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跨區域協作問題：不同地區的金融監管政策、法律環境和市場實踐存在差異，這可能會對跨區域的供應鏈金融活動造成阻礙；二是信息不對稱：供應鏈上的企業分布廣泛，信息流通不暢可能導致信用評估困難，增加了擔保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成本。另外，各參與方之間的信息系統往往互不相連，數據共享機制不足，也可能限制了該模式的有效實施。此外，風險管理與合規性挑戰：隨著新模式的引入，如何有效管理和分散風險，確保所有操作符合相關法規要求，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針對上述障礙，優化頂層設計可以考慮以下建議：一是建立統一的標準和規范：制定全國標準的“供票+擔保”業務操作指南、技術標準以及信用評價體系，促進跨區域協作。二是加強信息化建設：構建一個開放、共享的信息平臺，尤其是供應鏈信息平臺企業需要承擔的服務和功能需要明確，實現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的數據互聯互通，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三是強化政府引導與政策支持：設立專門的協調機構負責解決跨部門、跨區域間的合作難題（諸如國家擔保基金、省市擔保和地區擔保之間的合作）。四是提升風險管理能力：開發適合供應鏈金融特點的風險評估工具和技術，加強對各類風險的監測預警，并建立健全風險補償機制。

筑牢產業鏈韌性 護航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

M：據您所知，國外市場是否有類似“擔保增信+供應鏈票據流轉”的模式？其對國內“供票+擔保”模式有何借鑒價值？

S：嚴格意義上講，國外不存在供應鏈票據流轉市場，“供票+擔保”是中國供應鏈金融的創新模式和產品，然而，國外雖未形成與中國完全對等的“票據流轉市場”，但存在功能相近的金融工具和生態體系，諸如應收賬款證券化、應收應付交易平臺等。應當看到“供票+擔保”具有中國式的創新特點，首先，其制度基礎是央行主導的票交所基礎設施+擔保法；其次這一模式的信用來源是政府性擔保機構增信+票據的標準化；另外在技術架構上是基于區塊鏈票據簽發+大數據風控穿透：第四，服務的對象是中小企業以及上下游鏈條。

M：根據您過往的經驗和研究案例判斷，預期中小企業在獲得“供票+擔保”融資模式支持后，生存問題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您認為該模式對國家推進保就業、促消費有何示范意義？

S：中小企業在中國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據統計，它們占中國企業總數的90%以上，并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中小企業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創新活力的主要來源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的關鍵因素。在這樣的背景下，“供票+擔保”模式對于促進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以及中小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首先，通過“供票+擔保”模式，增強了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中小企業能夠更有效地利用自身創造的信用進行融資，從而緩解資金壓力，提升運營效率。這不僅有助于中小企業自身的成長和發展，也增強了整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與韌性。特別是在面對市場波動等不確定性時，穩定的資金流可以確保供應鏈中的每一個環節都能保持正常運作，避免因單點故障導致的整體供應鏈斷裂。

其次，該模式能夠推動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這主要是一方面傳統融資方式往往難以滿足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而“供票+擔保”模式為中小企業提供了新的融資途徑，使得這些企業能夠更容易地獲得必要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借助擔保機構提供的增信服務，中小企業可以獲得更加優惠的融資條件，減少不必要的財務負擔，有利于企業集中資源進行技術創新和市場擴展。

另外，該模式能夠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升級。有效的供應鏈金融解決方案可以引導資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提高整體經濟效益。同時，隨著中小企業技術水平和服務能力的提升，整個產業體系將向更高層次邁進，帶動相關行業共同進步，助力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

小結

山東省投融資擔保集團創新推出的“供應鏈票據+擔保”產融結合模式，彰顯了模式創新在產融結合進程中的核心驅動力價值。深度融合供應鏈金融與普惠金融，既拓展融資渠道又降低融資成本，為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能。與傳統模式相比，該創新不僅實現了從“核心企業信用傳遞”到“中小企業自主信用釋放”的范式轉換，更通過結構性要素重組，在支付創新、脫核目標、生態構建等層面形成示范效應。其本質在于以模式創新打通金融與產業的“任督二脈”，讓金融真正內生于產業鏈肌理。這種創新不僅具有技術層面的突破意義，更通過制度設計重構了金融資源配置邏輯，為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提供了可復制的市場化解決方案。正如宋華教授所言，這種模式創新正在重塑金融服務的價值鏈條，推動金融服務從產品供給向生態共建的躍遷，其示范價值將超越山東一域，為國家穩就業、促消費戰略提供重要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