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一夫

來源：一夫當觀（ID：ifseetw）

瘟疫，就是我們的影子。

縱觀人類發(fā)展歷程，有很大一部分內容都是人類同瘟疫的斗爭。且不提人盡皆知的歐洲中世紀“黑死病”，單就我國而言，根據(jù)幾千年來古人留下的文獻記載，諸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病、麻瘋、瘧疾、吸血蟲病等瘟疫都曾侵襲過這片土地。

也正是由于瘟疫與人類發(fā)展的相伴而行，每當有疫情爆發(fā)，人們總是本能地想要從歷史中找尋答案。

其中最值得玩味的，莫過于鼠疫。

公開資料顯示，世界所有國家衛(wèi)生部的文件中，鼠疫都被列為第一號傳染病；在我國，明文規(guī)定的甲級傳染病只有鼠疫和霍亂兩個，而聲名顯赫的非典、埃博拉、禽流感等病毒，都僅僅是被歸于乙級傳染病的行列中。

鼠疫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高的“待遇”，是因為它著實造了太大的孽。歷史上共出現(xiàn)過三次鼠疫大流行，分別為公元前6世紀（520~565年）、14世紀中葉、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30年代，范圍席卷亞、歐、美、非大陸上的眾多國家，總共奪走了一億多人的生命。這樣的數(shù)據(jù)，足以佐證其“瘟疫之王”的地位，很難不讓人談之色變。

19世紀末的香港，正是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遭受重創(chuàng)的一座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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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顯示，自1894年5月10日起，香港居民中開始出現(xiàn)一種奇怪的病，主要癥狀為鼠蹊、腋窩、頸部等處淋巴結腫大，以及發(fā)燒等。當時的《申報》曾連續(xù)多日對此進行報道：

“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fā)腫，不一日即斃。其病起于粵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所染之癥皆系兩腿夾縫或兩腋底或項際起一毒核，初時只如蚊蟲所噬，轉瞬即寒熱交作，紅腫異常，旋起有黑氣一條蜿蜒至要害，隨即云亡。”

基于這些較為詳細的記載，不難斷定香港遭受了鼠疫的侵襲，患者癥狀表現(xiàn)正符合了腺鼠疫的種種特點。與此同時，其間香港“疫氣延及鼠子，所斃甚多”，大量的老鼠死亡也是一個重要的佐證。

好好的香港，怎么突然就被鼠疫攻擊了呢？

追根溯源，疫情的源頭在云南。美國著名學者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曾提到，全球有三處古老的自然疫源地：一是介于印度和中國、緬甸的喜馬拉雅山麓，二是位于中非的大湖地區(qū)，三是橫跨整個歐亞大草原、由中國東北到烏克蘭的區(qū)域。而云南恰恰處于第一個疫源地范圍內。澳大利亞學者費克光也在《中國歷史上的鼠疫》中，記載過多起發(fā)生于18世紀中期云南鶴慶等地的腺鼠疫情形。

19世紀起，外國鴉片大量涌入中國，進而帶動了云南居民種植鴉片的泛濫，相對便宜的價格讓產(chǎn)自云南的鴉片很容易在兩廣地區(qū)找到市場。受戰(zhàn)亂影響，廣東的商人迫切希望開辟新的交通路線，此時北海的重要性就日益彰顯。

在此背景下，1876年北海開埠，并早早地出現(xiàn)了汽船運輸，甚至還開設了許多通往香港乃至海外的路線，這讓北海成為云南、廣西以及中南半島客貨運輸重要海路集散地的同時，也加大了疫情擴散的可能性。

果不其然，鼠疫疫情迅速蔓延，廣東南部的廉州、雷州和高州等府在1890年以前已受到傳染；1891年，鼠疫在距離廣州不到300公里的吳川縣流行；1892年4月，廣州爆發(fā)鼠疫，恩平、南海番禺等地亦受到波及……不久之后，香港就出現(xiàn)了鼠疫患者，拉開了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序幕。

鼠疫給香港人民的生命健康帶來了巨大威脅。香港政府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僅1894年，香港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數(shù)為2485人，然而多方面證據(jù)都表明，實際死亡人數(shù)遠不止如此。例如，很多香港居民在患病后，因不愿“客死他鄉(xiāng)”而選擇離開香港回到廣東老家，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路上就已不治身亡，這些都未納入香港的官方統(tǒng)計。

在此期間，港人懼鼠疫若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大量人口紛紛逃離香港，共計約8萬人，幾乎占當時香港總人口的1/3，而香港的商業(yè)也因此而凋敝，市面蕭條，工作乏人，全然不復此前的繁榮盛景。

此后多年，香港依然深受疫情困擾，主要原因在于技術手段所限，當時還沒有治療鼠疫的特效藥，現(xiàn)代西醫(yī)治療鼠疫所采用的抗生素如鏈霉素、四環(huán)素、氯霉素、磺胺類藥物等特效藥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才發(fā)明的，而鼠疫疫苗中的減毒活菌苗到1908年才開始使用，它對腺鼠疫有著較好的免疫力，不過對肺鼠疫效果欠佳，但也足以讓香港在1909年以后的發(fā)病率明顯降低，這已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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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的來勢洶洶，當時的香港政府迅速地審時度勢以采取應對措施，而他們的努力也著實收獲了不小的成效。

具體而言，香港政府主要從兩個方面予以統(tǒng)籌協(xié)調：

其一，出臺《香港治疫章程》，將疫情通告全港居民。

1894年5月10日出現(xiàn)首例鼠疫病例之時，政府便知此事非同小可，隨即馬上召集各部門集會商討，進而制定出了《香港治疫章程》，作為綱領性文件來指導整個香港治疫事宜，該文件刊登在5月12日的《香港政府憲報》上，其中幾條關鍵內容如下：

凡有人在港內或別處來港患疫斃命者，其尸骸須在本局所定之專處埋葬，至埋葬如何慎重之處，仍由本局隨時諭行；

凡人知有人患疫或類似疫癥者，須即赴最近之差館或官署報明，將情照轉會局，以便辦理；

凡患疫之人遷徙醫(yī)船或別限所，本局委有人員辦理，如非有本局或本局所委之員及奉有執(zhí)照醫(yī)士之命，不得擅行遷徙，既經(jīng)奉命，其遷徙應如何慎重辦理，仍由局隨時諭行；

凡在有疫鄰近及本局所定界限地方，本局時委人員逐戶探查，以視屋內情形果否清潔，并查有無患疫或由疫致死之人，如屋內污穢不潔，該員即飭令由本局所委之接攬灑掃人夫洗掃潔凈，灑以解穢藥水，務期盡除穢惡，如屋內查有尸骸，則立即將其移葬，倘有患疫之人，則如例遷徙醫(yī)船或別限所調查。

從發(fā)現(xiàn)首例病患到制定出周密的治疫章程，香港政府僅用了一天的時間，反應之迅速令人贊嘆。而從該文件的內容上看，同樣較為完備系統(tǒng)，這使得香港的救治工作有了明確的指導，對于最終控制疫情意義重大。

與此同時，香港政府還格外重視危機爆發(fā)時的信息溝通，通過政府公告和各路媒體來向全社會發(fā)布病疫情況。

例如，政府部門先后在5月11日、5月29日、5月31日、6月9日、6月23日和8月28日發(fā)布公告，及時與香港居民進行溝通，尤其是在5月29日，香港總督羅便臣正式宣布香港為疫區(qū)，并告知民眾，政府已采取有效手段隔離與醫(yī)治病患，著力破除謠言，消除大眾恐慌情緒。

再如，自5月5日起，香港《申報》就肩負起了及時通報香港疫情的重要任務，其中5月報道疫情11次，疫情高峰的6月幾乎是每日報道，7月報道13次，如此高效的報道離不開香港政府的有力支持。

事實證明，由于信息透明度極高，各種謠言和留言不攻自破，民眾的情緒得到了極大穩(wěn)定，相關的應對措施也就變得格外高效。

其二，想方設法救治染疫病人。

對患者實行隔離治療成為各方共識，然而，當時香港的醫(yī)院并沒有針對傳染病的病房，床位數(shù)量更是有限，再加上患者人數(shù)實在太多，使得醫(yī)院無計可施。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政府下令將灣泊在港內的輪船“夏珍尼亞號”作為臨時的隔離醫(yī)療場所，但凡感染鼠疫的病人都要送到該船接受西醫(yī)治療，從而緩解了醫(yī)院的壓力。

不過，由于鼠疫傳播速度極快，患者數(shù)目與日俱增，而香港的醫(yī)護人員有限，分身乏術。為此，香港政府多次向外埠請求援助。據(jù)當時《申報》刊載：“……新患疫癥者有48人，染疫而死者76人，在港醫(yī)生不敷診治，是以請上海工部局延聘醫(yī)生六人附船前往，分派醫(yī)院醫(yī)船，俾病者得以藥到病除”，“英官致電駐日之英國水師提督，欲延聘西醫(yī)來港，藉以診治”。這些都是救助病患、抑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的正確途徑。

除了上述兩方面之外，香港政府還及時封鎖了疫區(qū)，主動搜查隱藏的患者。對于可疑病人進行觀察，對于暫時不能確診的患者，則由士兵看管，以免隨處走動擴大傳染。同時，各部門還著手對疫區(qū)進行消毒清潔，人手短缺時，港府從部隊調來幾百名士兵一起檢查疫區(qū)并進行消毒工作。這些工作人員“當疫癥初起時，差役查搜屋不遺余力，竟有終日奔走越十點鐘之久或十五點鐘之久而未得稍息者”。也正因為如此，疫區(qū)的環(huán)境得到了迅速改善，并較為有效地切斷了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對于最終控制疫情起到了關鍵作用。

上述實踐也為中國其他疫區(qū)提供了極佳的參考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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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也能促成人類自省，由此引發(fā)一系列變革，并推動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盡管這種作用并非來自于人們的主觀意愿，而是基于生存的本能。

當鼠疫得到控制之后，為了防止悲劇重演，香港政府痛定思痛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比如，他們組織各方專家進行了鼠疫專項研究，積極探索病源、了解病因，其中以法國傳染病專家亞歷山大·耶爾森和日本的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最為知名，他們證明了香港爆發(fā)的鼠疫多為腺鼠疫，耶爾森還由此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發(fā)現(xiàn)鼠疫病原體的學者；另外，英國皇家內科醫(yī)師學會會員、醫(yī)學博士辛普森赴港對疫情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后，提交了一份《香港鼠疫爆發(fā)和長期流行的原因與治療方法建議的報告》，其中對香港鼠疫長期存在和反復發(fā)病的原因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議，影響深遠；

再如，香港乃至全中國，都逐漸建立起了近代意義上的鼠疫應對機制，并開始全面接受與采用西方的醫(yī)療技術，以及加強城市基礎衛(wèi)生設施的建設，使鼠疫這一曾經(jīng)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病得到有效整治，而人類發(fā)展史上也終于出現(xiàn)了對抗鼠疫的勝利曙光——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幾乎再也沒有爆發(fā)過大規(guī)模的鼠疫。

這場發(fā)生于香港人與鼠疫之間的“短兵相接”，是全人類與瘟疫的斗爭史上，極為閃亮的一筆。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盡管已是126年前的事情，但至今仍極具教育意義。

而今“妖霧”又重來，可這次絕不一樣。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是：此刻的疫情，要遠遜于126年前的香港鼠疫，而中國的經(jīng)濟實力、醫(yī)療技術、防疫條件和動員能力，卻又遠勝于當年。更何況，“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歷來都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不管任何的艱難險阻，我們都因這樣的團結一心、勇敢拼搏而挺了過來。

這是我們最大的資本和底氣所在。

新春佳節(jié)已至，春天的腳步漸行漸近，而新春孕育著生機，新年亦承載著希望。

盡管過程可能并不容易，但最終結局如何，你我都應該堅信不疑。

參考文獻：

1、 彭海雄，《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基于19世紀香港社會變遷的考察》，2005；

2、 崔艷紅，《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鼠疫與港英政府的應對措施》，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