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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安證券研究所宏觀組 張明/陳驍/魏偉/薛威/郭子睿
來源:張明宏觀金融研究(ID:zhangming_iwep)
平安觀點
當前我國表外業務存在明顯的同質化競爭現象,這也變相增加了各商業銀行加杠桿競爭的風險,進而提升了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而表外業務核心的創新是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所欠缺的。對于表外業務未來發展,我們認為應當在鼓勵創新、差異化競爭的同時,做好表外業務明確分類、會計核算、風險管控、管理監測等工作。在放松部分業務限制以及鼓勵創新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對表外業務的會計、風控、監管體系進行重構,以提高表外業務的透明度,降低表外業務快速發展帶來的潛在風險。
目錄

正文
一、表外業務:狹義VS廣義
表外業務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上是指商業銀行從事的不列入資產負債表,但是能夠影響銀行當期損益的業務類別;廣義上指所有不在表內反映的業務類別。我們所常說的中間業務是廣義表外業務中不屬于狹義表外業務的部分。由于本系列后面還會有專題分析討論中間業務,所以本文所述內容僅限于狹義的表外業務。
表外業務(Off Balance Sheet Activities,OBSA)是與表內業務相對應的,且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別。參照陳德康2007年編著的《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精析》中的定義,狹義的表外業務是指商業銀行從事的,按通行會計準則不納入資產負債表核算,且不影響總資產與總負債,但能影響銀行的當期損益和營運資金,并能改變銀行資產報酬率的業務;由于上述業務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表內業務,所以又可以將狹義的表外業務稱為或有資產和或有負債,一般在資產負債表的附注中披露。廣義的表外業務是指所有不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的業務,不僅包含狹義表外業務,還包括結算、代理、咨詢等無風險或低風險業務。
《巴塞爾協議》中對表外業務也有清晰的定義,其將表外業務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或有項目的表外業務,主要有貸款承諾、擔保、金融衍生品交易等,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狹義的表外業務。第二類是金融服務類表外業務,有支付結算、代理、咨詢、信托、租賃及貸款審批等業務,也就是上文中廣義表外業務去除狹義表外的部分業務,也被稱為狹義的中間業務。
中間業務也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中間業務是指在分業經營的原則下,不構成商業銀行表內資產與負債,且形成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業務。而廣義的中間業務是指商業銀行無需向外介入資金,且不必動用自身資本金,利用銀行的人力資源、市場信息、電信技術設備,替廣大客戶辦理各項收付事項,進行擔保和委托,提供各項金融服務,并收取手續費、管理費與安排費等費用的中介業務。

從業務風險大小也可以區分狹義的表外業務與中間業務,一般來說,狹義的表外業務是具有一定潛在風險的業務,而狹義的中間業務風險很低甚至沒有風險。考慮到本系列專題后續還會有“中間業務篇”,且本篇專題更多集中于表外理財以及理財子公司等內容,所以本文所涉及表外業務均指狹義表外業務。
2.1 表外業務起步較晚,08年后經過兩次提速
美歐等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就得到了高速增長,表外業務也逐漸成為其收入與利潤的一大來源。在這個過程中,“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金融機構競爭加劇、新金融服務需求的增長、通脹劇烈波動帶來的利差頻繁震蕩、電子通訊技術的革新以及寬松的監管環境均為發達國家表外業務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契機和動力。
與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不同,由于發展起步較晚、金融業分業監管等因素,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起步較晚。盡管1979年10月中國銀行就在國內首次開發信托、租賃類業務,但這兩類并不屬于本文涉及表外業務的范疇。直到四大行隨后開發了保函、銀行承兌匯票、信用證、循環包銷便利、貸款承諾、遠期交易等業務,我國商業銀行才真正啟動開展表外業務。
由于表外業務的潛在風險較高,所以在1980年至2010年的近三十年時間里,商業銀行的主要業務仍是表內存貸款業務,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對外貿易與投資的大幅增長使得跨境支付相關的中間業務獲得了較好的成長,但具有一定潛在風險的表外業務發展緩慢,且集中于保函、承兌匯票等風險相對較低的表外業務。
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金融監管開始加強,我國金融監管也開始加碼,在監管趨嚴的背景下,商業銀行表內業務在新領域開展的空間受限,激烈的競爭環境與市場迫切的融資需求導致商業銀行擴大表外業務覆蓋領域的動機迅速提升,特別是在融資環境趨緊的環境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擴張的動力更強。
央行從2005年開始每年發布一份《金融穩定報告》,但是在2010年及之前均未就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相關數據進行公開,而在2011年之后都會專門對表外業務進行討論,可以得出2008-2010年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得到較快發展的初步結論。而根據《金融穩定報告》公布的數據,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發展速度在2011-2015年震蕩上行,表外業務余額的年增速從18%上行至24.5%。2016年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則迎來大幅擴張,表外業務余額增速從前幾年的20%左右躍升至208%,表外業務余額占表內資產比重從前幾年的40%左右猛增至109%。而在2017年監管層加大對表外業務的監管與限制后,表外業務增速大幅回落至20%以下,之后增速一直保持低位并延續至今。
利潤驅動和規避監管是中國表外業務演進的兩大原動力。其中,利潤驅動是表外業務發展的基本動因,資產收益率輪動決定了表外業務最終的資金投向。2010年后,中國的宏觀調控轉向導致實體經濟資金相對短缺,尤其是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中小民營企業存在強烈的融資需求,極大的催生了表外業務的發展。2013年之后,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下降,非標投資的監管趨嚴,導致表外業務投資非標的成本上升而收益率下降,但以股票為代表的標準化資產收益率較高,通過杠桿效應標準化資產成為表外業務投資的重點。規避監管是表外業務發展的直接動因,監管套利是中國表外業務產品創新的主要方式。商業銀行發展表外業務一方面可以繞過資本充足率等指標體系的監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利潤率,彌補因存貸息差縮窄導致的利潤收縮。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博弈貫穿于中國表外業務發展的全過程。
中國表外業務發展的基本邏輯為:商業銀行繞過傳統存貸業務,利用資產負債表內外的其他項目進行業務創新,并通過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合作來達到信用擴張的目的。具體來看,資金端:表外業務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居民儲蓄、機構存款以及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端:商業銀行的負債端通過表外理財和同業業務募集開展表外業務的資金,資產端通過同業代付、買入返售等創新業務實現與非銀機構的對接實現將表內資產進行騰挪以達到規避監管的目的。渠道端:信托、券商、基金等非銀金融機構成為了商業銀行和標的資產之間的橋梁。在2013年之前發揮著通道功能,之后發揮著資產管理的功能,通過對金融產品結構化、加杠桿等方式提高最終的投資標的的收益率。資產端,代表著資金的最終流向,在不同時期內,資產收益率的差異以及監管強度的差異,引導著資金在非標資產和標準化資產之間流動。
從業務模式來看, 2008-2013年,表外業務處于新興發展階段,“理財產品—通道業務—非標資產”是其主要模式,非銀金融機構在其中僅發揮“通道”的中介作用,并不真正進行資產管理。隨著《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8號文)的出臺,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業務得到嚴格管制,中國表外業務的主要模式由通道模式轉變為同業模式。2013-2016年,表外業務發展不斷深化,“同業業務—委外投資—債券等標準化資產”成為其主要模式。隨著同業存單、同業理財等創新業務陸續興起,買入返售、應收款項類投資也成為非標資產的主要形式。表外業務的興起帶來了金融市場的蓬勃發展和金融業增加值/GDP比例迅速攀升,“金融空轉”和資金“脫實向虛”不斷演化,相關的金融風險也不斷積聚。





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大多以混業經營為主,資產、負債與表外業務也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三大業務板塊。80年代金融監管的放松促進了表外業務的快速發展,之后向全球市場擴張;在2008年金融危機給表外業務帶來了沖擊后,表外業務在幾年后逐漸恢復增長。由于美國表外業務具有具較強代表性,所以本章將以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為重點分析對象。
3.1 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經歷三階段發展
1、野蠻生長期(20世紀60-80年代)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美國通脹自1.0%的水平開始波動上行,一直持續至80年代初的14.8%;同期,美國十年期國債利率也呈現大幅上行走勢,自60年代中期的3.7%一路上行至80年代初期的15.8%。通脹與無風險利率的持續大幅攀升導致美國銀行吸引存款的成本急劇上行,而貸款利率在經濟周期波動頻繁和同業競爭壓力加強的背景下則需維持相對低位,這導致美國的銀行存貸款利差在60-80年代長期為負,給銀行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的盈利情況帶來很大壓力。
同期金融監管的趨松環境也為美國銀行業表外業務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良機,銀行的分業經營逐漸轉為混業經營,銀行控股公司的發展也得到了法律支持。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銀行開始探索傳統業務之外具有較強盈利能力的金融業務,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催生了表外業務。在20世紀60-80年代,可轉換債券、外匯期貨、利率期貨、貨幣互換、利率互換、期權交易、期指期貨等一大批金融創新業務不斷涌現,極大擴張了美國銀行表外業務的覆蓋范圍與規模,在這一階段,美國銀行業表外業務得到了快速持續的發展。


2、風險積聚期(20世紀90年代-2007年)
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加深以及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的突破,美國迎來了“新經濟”時代。在這一時期,跨國企業的貿易投融資需求激增,金融市場在全球范圍內的聯動性加強,銀行系統采用電子化運作帶來效率的大幅提升均給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發展帶來了極大助推動力。加上美國在90年代進一步放松了金融監管,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對銀行、證券、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務提供者的聯合經營也打開大門,銀行資金流向非銀體系更加便利,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在90年代至2007年次貸危機之間繼續快速發展。
在表外業務持續加速發展的同時,其帶來的潛在風險也在快速累積。一方面,表外業務在推動新興科技進步的同時,也刺激了企業與居民部門提升杠桿率,大規模資金經過杠桿運作進入金融市場與房地產市場,推升資產泡沫,這在2005年之后實體經濟部門回報率下滑的背景下更趨嚴重;另一方面,由于表外業務能夠脫離監管,所以監管部門并未能夠實時準確的度量風險,沒有采取及時的應對措施,導致風險在累積的過程中并未受到過多干預與遏制。隨著居民杠桿率的持續提升以及美聯儲基準利率的屢次上調,資產泡沫破裂,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并演變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次級抵押貸款及相關金融衍生品鏈條崩潰,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受到極大沖擊,雷曼兄弟銀行申請破產保護、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房地美與房利美被政府接管、美國國際集團(AIG)被政府接管、華盛頓互惠銀行被查封接管,表外業務本身也受到極大沖擊,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收入占比迅速回落。

3、平穩發展期(2008年至今)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商業銀行信貸類表外資產未償付余額及其占表外資產比重均迅速上行,“可疑和損失”類占比不斷攀升的主要原因,說明其表外資產質量迅速下滑,表外業務受到極大沖擊。由于表外業務大多具有高杠桿屬性,且一系列新型表外金融產品將單個金融機構承擔的潛在風險分散至整個金融系統中,并層層嵌套,以至于市場參與者與監管層都很難在短時間內徹底理清這些產品的風險來源,這也是導致危機爆發前市場普遍缺乏風險意識、危機爆發后監管層難以迅速進行管控的原因所在。
危機爆發后,美聯儲迅速持續降息至0.25%,美國政府也對房地美、房利美、貝爾斯登等金融機構進行了必要的援助或接管。除此之外,美國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加強與完善,《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出臺加強了對包括資產證券化、衍生品交易等表外業務與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著名的“沃克爾規則”要求商業銀行將傳統存貸與低風險中間業務和高風險表外業務分隔開,禁止商業銀行從事高風險的自營交易,并反對商業銀行擁有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限制商業銀行的規模以及衍生品交易資格。另外,美國還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進行宏觀審慎監管。英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也通過類似操作加強并完善了金融監管體系。
隨著監管體系不斷完善,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進入了平穩發展期。


3.2 美商業銀行表外規模龐大品種豐富,資產服務、信貸、衍生品種類齊全
美國商業銀行在20世紀60年代起就持續在表外業務領域不斷發掘,并創造出大量新型表外工具,且表外資產大于表內資產成為常態。按照簡單分類,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可分為信貸類、衍生工具類、金融資產服務類三大部分,其中信貸類表外業務分為擔保類、承諾類兩大部分,衍生工具類分為利率、外匯、股權、大宗商品、信用衍生五部分,金融資產服務類分為資產管理、投資銀行、資產證券化等。
在三大類中,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以金融資產服務類為第一大類,以托管與管理資產為主;信貸類為第二大類,且以貸款承諾為主,信用證業務較少;衍生工具類為第三大類,合約種類以互換為主,期貨、遠期、期權占比其次,信用衍生品占比較少;按基礎資產分類,利率類占絕大多數,外匯類占比其次,信用、權益、大宗占比較少。可以看出,盡管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發展成熟,但對于存在信用派生的高風險領域還是相對謹慎,無論是擔保類,還是信用衍生品,均占比較小,這也給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發展做出了提示。
與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相比,我國表外業務發展尚不成熟。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第一,表外業務規模偏小;當前尚不及表內業務資產規模,與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動輒是表內資產的數倍相差較大。第二,表外業務種類偏少,且缺少創新型工具的開發能力;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多以貸款承諾、擔保、理財為主,關于資產管理、資產證券化、信用卡承諾及衍生工具類產品的開發不足。第三,表外業務結構有待優化;由于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種類偏少,所以表外業務無法有效完成風險規避對沖的任務,且資產管理類、衍生工具類規模尚待提升。

3.3 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帶來的啟示:創新與風控相輔相成
從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發展歷程與現狀可以發現,美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是一個持續創新同時監管與風控不斷跟上的過程。業務與模式創新使得表外業務種類迅速增加,規模快速擴張,也提升了金融市場整體的有效性與聯動性。但是在監管與風險過度落后業務創新的時候就容易導致潛在風險滋生,進而導致類似2007年次貸危機之類的崩盤。
對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而言,美國經驗帶來的啟示很多,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鼓勵同業競爭,促進表外發展。盡管前幾年表外業務的野蠻生長導致了我國金融系統性風險累積,在去杠桿與金融嚴監管過程中表外業務的發展受到了限制;但是,在利率市場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商業銀行難以長久依賴利差收入,且利差競爭最終會導致規模成為銀行競爭的第一要素,不利于行業效率的提升。所以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同時,應適當鼓勵商業銀行根據具體情況開發部分表外業務,以促使商業銀行適當擺脫利差依賴;在增強同業競爭的同時,也可以形成商業銀行各具特色的表外業務服務。
其次,加強創新融合,支持業務開發。表外業務創新是商業銀行業務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銀行需要在研判市場需求的基礎上,根據自身條件與能力,適當借鑒海外市場的表外業務模式,創新開發出貼合國內市場的表外業務。在監管層面,也要對市場自發開創的新型表外業務積極支持,但也要防范模式泛濫引發的過度競爭。另外,對于市場認知度較低的新型表外業務,要全方位做好宣傳,對新型業務的運營模式、潛在風險進行全面介紹,以使得市場盡快對新型業務形成客觀認知,促使新型業務良好發展。
最后,加強事前事中監管,建立健全風控體系。盡管表外業務的發展離不開創新,但業務創新沒有監管與風控的跟上會帶來潛在風險的累積,甚至增加系統性風險。所以,監管層在支持新型業務發展的同時,應積極對新型業務加強事前事中監管,可以引進行業專家進行咨詢,做好監管指標體系的搭建。各商業銀行還需要就自身業務的開展建立建全風控體系,以規避潛在風險的積聚與轉移。
只有做好了針對新型業務的競爭、創新、風控、監管,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才能迎來健康發展的未來。
作為表外業務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理財業務將是未來商業銀行的重點布局領域。而作為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經營主體,銀行理財子公司未來的發展路徑是市場對商業銀行新一輪發展的關注焦點。
4.1 元年已至,理財子公司前景可期
2018年12月初《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發布,我國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監管規則開始明朗,此前以剛性兌付、高杠桿、資金池模式運營的銀行理財在“資管新規”的要求下難以為繼,未來銀行理財業務主體將從業務模式、組織架構全面轉型為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
在此之前,我國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經歷了初步試水、積極探索、快速發展、轉型規范這四個階段。現如今,將迎來創建理財子公司的新階段。截至2019年11月,已有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招商、光大等七家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開業運營,另還有五家正在獲批籌建,其他商業銀行也在積極申請成立理財子公司。2019年是名副其實的“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元年”,我國資管行業也將迎來新的格局。

銀行理財子公司的設立有著諸多意義,首先,這有利于我國的金融體系從間接融資為主逐漸向直接融資為主轉變,這將對科技進步與創新帶來極大助力;其次,理財子公司的設立有利于我國居民資產由以投資性房產為主向增加金融資產配置的均衡狀態轉變,在有助于穩定房地產市場的同時,還為金融市場引入中長期投資資金;再次,理財子公司的設立還有利于優化資管行業的供給側效率,特別是在對外資開放的背景下,設立理財子公司將豐富我國資管行業的供給層次。
由于我國居民部門的主要資產配置為房地產,而我國堅持的“房主不炒”政策與防范重大系統性風險的攻堅戰要求房地產將以穩為主,在該背景下,居民部門對資管產品的需求以及對財富管理服務的需求均會持續上行。考慮到我國普通民眾對商業銀行有著天然的信任度,所以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在資產或財富管理領域不僅擁有廣闊的市場,也有著先天的競爭優勢。
盡管當前理財子公司的定位尚不明晰,業務模式與監管體系尚未搭建完整,但無論是以投研為核心的資產管理還是以客戶服務為要義的財富管理,資金入口與金融服務平臺均至關重要。而對于商業銀行而言,資金入口與金融服務平臺的競爭優勢是券商、基金業無法比擬的。市場的信任度、母行持有的巨量流動性、母行服務平臺帶來的巨大流量與相對完備的市場主體相關信息均是理財子公司在運營之初就擁有的優勢,只要定位清晰,戰略先行,腳踏實地,銀行理財子公司的前景就值得期待。
4.2 債權、FOF與特色業務機遇大,人才轉型運作均臨挑戰
對銀行理財子公司而言,起步階段需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并針對行業供給的缺口進行補充,這也將是理財子公司業務機會存在的地方。
在我國資管行業中,銀行、券商、公募、私募形成優勢互補的競爭格局。其中,銀行的優勢在于債權與非標類資產管理,而券商、公募、私募基金的優勢在于股權類資產管理。所以銀行理財子公司可以繼續加強管理債權、非標類資產上的優勢,將之前的剛兌產品逐步改良;而在股權投資領域,銀行可以借助券商、公募等主體在股權投資上的優勢,通過FOF、MOM等方式與券商、公募進行合作,并加強宏觀形勢判斷、大類資產配置上的能力,以能夠提升FOF、MOM等業務的效率與安全邊際。
另外,銀行理財子公司可以利用母行在特定區域、行業及特定業務上的存量優勢進行特定領域的投資活動,基于母行的信息、資源,形成在特定領域投資的局部競爭優勢,推出特定的理財產品,增強其在市場的競爭力。
盡管理財子公司在債權、FOF與特色業務上均存在大量機遇,但也面臨人才配置、轉型壓力、運作模式轉變所帶來的挑戰。
首先,在人才配置上,理財子公司的原班人馬主要是原母行理財部門的相關人員,雖然在沖量要求下銷售能力較強,但在以凈值化管理、宏觀研判與大類資產配置為核心的投研方面尚存欠缺。由于理財子公司需要成熟的凈值化管理團隊,團隊中投研、產品、銷售三大部門相互之間要分工清晰與緊密聯系,所以理財子公司在人才配置上存在較大缺陷,如何招聘并培養成熟的凈值化管理團隊是擺在所有理財子公司面前的一大挑戰。
其次,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在面臨轉型壓力時,需要就《資管新規》的各項要求控制或降低資金池的業務規模,并將銀行理財轉為凈值化管理,相應的凈值變動與信息披露也要做到及時準確。伴隨而來的將是個人或機構客戶頻繁的申購贖回操作,這將給理財產品管理帶來流動性壓力。另外,轉型過程中的產品設計、存量產品改良也是亟需應對的問題。如何應對轉型過程中的各項挑戰也是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無法回避的。
再次,理財子公司的公司化運作也是其面臨的挑戰之一。由于理財子公司采取的是獨立公司化運營模式,所以現有的商業銀行內部利益格局將迎來重新劃分。當前銀行理財在運作過程中仍高度依賴分行的主導地位、投行部門的非標資源、零售銀行的獲客渠道、分支行的銷售窗口等,而理財子公司采取的將是投研、產品、銷售為主的資管模式或調研、設計、銷售為主的財富管理模式,內部利益的劃分將迎來較大改變,也會引發人事與部門格局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