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一夫

來源：蘇寧財富資訊（ID：SuningWealthInsights）

長三角再度站上了風口。

日前，《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布。這是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之后的又一個重量級綱領性文件，它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與“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共同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

《綱要》不僅從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詳細勾畫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藍圖，還提出了到2025年和2035年將要實現的宏偉目標，令人無比振奮。

自從2017年底明確了“共同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理念以來，長三角各地區開始加速探索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從組建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到編制《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再到啟動各項專題合作……而今，《綱要》的出臺，又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提到了新的高度。背后的深意，值得琢磨。

長三角，是“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點，包括江浙滬皖四個板塊，是國內公認的最具經濟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亦是中國第一大城市群。 

自上世紀80年代起，國家就開始對長三角區域實施城市群發展機制的探索。隨著時間的推移，長三角各省市、地區之間的聯系和交流變得愈發密切，相應的合作發展機制也不斷進入新的領域。現今的長三角城市群，已經同美國東北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東海道城市群、歐洲西北部城市群和英國中南部城市群一起，并稱為“全球六大城市群”。

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長三角取得的成就令人贊嘆。據統計，2018年全國經濟總量為90.03萬億元，而長三角以占全國3.7%的土地面積和16%左右的人口，貢獻了全國GDP的近1/4。

從城市方面看，全國16個GDP“萬億俱樂部”城市中，有6個坐落于長三角，分別為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無錫、寧波（參見下圖），其中，杭州、南京、蘇州和寧波憑借自身經濟、環境、就業、宜居等諸多方面的優勢，躋身于僅次于北上廣深的“新一線城市”陣營之中。

城市之外，長三角的縣域經濟實力同樣不容小覷。根據工信部發布的2019年全國百強縣榜單，長三角地區共有45個縣上榜；其中，江蘇省的昆山、江陰、張家港和常熟穩居前四名，它們在體制改革、機制創新、區域協調等方面起到了顯著的示范作用，并稱為引領全國縣域經濟高質量前行的火車頭。

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的發展，長三角各省市均形成了各具優勢的產業體系。具體而言，國際大都市上海是全國的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創中心，在長三角乃至全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江蘇擁有發達的制造業和豐富的科教資源，開放程度極高，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浙江的優勢為互聯網和數字經濟處于國內領先水平，并且民營經濟頗為發達，生態環境優美；至于安徽，特色在于創新活躍強勁、制造特色鮮明、生態資源良好、內陸腹地廣闊。

另外，從收入增幅上看，2018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8%，江蘇省各城市多居于8.4%~12.3%，浙江省各城市多居于8.6%~9.9%，安徽省各城市則多居于8.1%~9.1%，均顯著高于全國的6.5%。疊加上海外灘璀璨的霓虹燈，南京人聲鼎沸的“中華第一商圈”新街口，杭州西湖畔熙熙攘攘的游客，合肥熱鬧非凡的淮河路步行街，長三角的繁華與富庶著實羨煞旁人。

盡管經濟社會發展已取得累累碩果，但若是以更高的標準來審視，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進程還有不少深層次的瓶頸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行政色彩有待于進一步弱化。

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開啟，可以說是行政意志驅動的，因而政府部門在長三角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今，不少地方的經濟發展仍舊是行政色彩占據主導，不僅容易讓長三角一體化偏離最佳路徑，還會因各地尚未達成一致的利益協調機制，在非合作博弈中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傷整體發展效率。這也是當前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面臨的較大桎梏。

第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長三角雖然整體實力強勁，但其內部各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然較為嚴峻，這勢必會掣肘長三角一體化的良好進展。除卻政治和制度的因素影響外，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在內的要素差異。

具體而言，上海、蘇南、浙北的要素資源更加豐富，政策環境也極為友好，而蘇北、浙南和安徽全省都相對匱乏，這便直接導致了產業差異，要素資源豐富的地區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而不具備優勢產業的地區發展則相對落后和被動，久而久之便拉開了差距。

第三，各地產業同構，產業集聚水平不高。

有關資料顯示，長三角核心區的各個城市中，超過半數都將汽車、石化、通信作為重點發展產業。需知，產業集聚不是簡單的重復和集中，而是產業的銜接與產城的融合，其目的是要實現資源集約利用和產業功能整合，要求企業之間加強信息交流和合作，達到優勢互補、錯位競爭、鏈接發展，進而提升整體競爭力。然而，目前長三角地區的產業重復建設較為嚴重，難免造成資源的浪費與集聚水平的不足。

第四，城市間協調聯動性不夠。

從長三角城市群發展現狀來看，合理的城市層級和分工體系未能形成，各城市的功能和管理體系偏于各自為政，利益共享和產業協同機制不夠明確。例如，各省市間科學數據庫、專家庫等創新要素資源仍未開放共享，各地的研發投入也具有排他性，不愿意分享技術帶來的外溢效應等。城市間協調聯動性不足，難以發揮城市群效應，影響長三角的一體化發展進程。

在此背景下，《綱要》的“官宣”可謂正當其時，它標志著長三角一體化的全面提速，以及國家對其高質量發展的進一步探索和實踐。

放眼全球，區域一體化都是大勢所趨。長三角一體化的提速，更加迎合了當前時代的主流。

縱觀世界發展史，已有美國的紐約灣區、日本東京灣區、英國倫敦大都市圈等城市群為世人做出了榜樣，那里云集著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優質資源，無論是企業、科研機構還是人才。而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同樣也是這一潮流的順應者。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地球上1.5%的土地上聚集著全世界一半的生產活動。在日本，3500萬人擁擠在東京這塊不足日本總面積4%的土地上，實現超過日本60%的經濟總量；在美國，2.43億人集中在僅占全國總面積3%的城市群，成為世界生產率最高的城市區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城市群是全球經濟重心轉移的重要承載體，也是當今世界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核心區。

事實上，城市之間不管如何競爭，協同發展終歸是大勢所趨。只因為任何一個單獨的城市所擁有的資源稟賦都是有限的，尤其是當“唯GDP論英雄”時代已漸行漸遠時，更加注重經濟質量的提升才是未來發展的主旋律。倘若一味地在發展過程中追求貪多求全、面面俱到，到頭來很可能是什么都無法做好。

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就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勞動分工的觀點，并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勞動分工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進國民財富的巨大作用。而這種勞動分工理論，除了適用于人群之外，同樣也適用于城市之間的協同發展。

因此，我們應該具備“城市圈格局”，以更加宏大的思維和著眼于未來的視野來定位城市經濟發展，即不局限于單一大城市本身的資源稟賦與技術優勢，而是應同時考慮周邊城市的相關要素和特點，將上下游結合起來，合理配置要素，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降低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并取得更大的效益。

誠如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教授所言：“單打獨斗的城市沒有未來”，我想，這大概也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底層邏輯與終極奧義。

值得一提的是，《綱要》中多次提到了“世界級”、“國際”等字樣，可以揣測的是，長三角的雄心壯志絕不僅僅是成為國內的領頭羊，而是要真正成為在國際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放眼全球，成功的先例不在少數；找到可以對標的典型，或許可以為長三角一體化的下一步發展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在我看來，長三角可以對標東京灣——上海和東京，都是本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與世界一線城市，在各自城市群中的地位首屈一指；杭州、南京、蘇州等城市類似于橫濱、千葉、川崎等地的角色，都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完善的產業體系。而東京灣“一超多強、輻射周邊”的格局，同樣符合長三角的現狀。

那么，東京灣是如何煉成的呢？我認為主要秘訣有二：

一則，各區域合理的產業分工。

每個區域都有自身的合理定位與分工，這是東京灣區最為顯著的特征。例如，東京中心區行政部門、教育機構、高端產業與商業圈云集，發揮著中樞職能作用；橫濱和川崎承擔著工業發展的使命；千葉則是關東地區重要的港口群所在地，等等。各地之間相互協作配合，共同推動著東京灣的發展。

事實上，東京灣內京濱和京葉工業區的成長之路，本質上正是作為大都市的東京，其功能定位變化和重工業及相關產業逐漸轉移至周邊地區的過程。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開始，東京就已著手實施產業布局戰略，將機械、重化工等制造產業向大都市區外轉移，此戰略不僅很好地緩解了東京城市負擔過重的問題，還促進了周邊區域的產業發展，也推動了京濱和京葉兩個主要工業區的形成與發展。實施工業外遷后的東京，則加強了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的集聚，其產業結構也由傳統工業化時期的重工業主導，逐漸轉向外貿、金融、精密儀器制造、高新技術研發等新興產業的引領格局。久而久之，東京成長為堪比紐約、舊金山、巴黎、倫敦的世界大都市。

二則，政府與市場的有效配合。

政府方面，日本政府對東京灣進行統籌管理，以此促進區域間跨行政的協作。具體來說，首先，日本通過立法將權力下放至東京灣內各個城市，使它們能夠充分依托當地特征與比較優勢進行動能定位，進而促進城市間的合理分工；其次，為了確保各城市間戰略性協作的有效推進，日本政府對整個區域制定了前瞻性規劃，同時為了避免決策主體和利益主體的矛盾以及對某一地區的傾向性，日本積極發力各領域的共享平臺建立與行政體系改革，而這些政策的實行都不受行政區劃和城市等級的限制，一視同仁；最后，日本政府利用財稅手段，引導東京灣各地的產業發展，包括對邊遠落后地區提供貸款支持，以財政補貼來推動新興產業城市開發等。

市場方面，日本尊重市場的力量，通過發揮其價格機制來有序引導東京灣內資本、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優化各地資源配置，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在此過程中，要素的跨城市流動幾乎不存在任何地域準入門檻，這也克服了各地重復建設與資源浪費的難題，促成了各地產業協同與互補的局面。

除此之外，日本還致力于東京灣內的創新體系建設，促進各地的“產學研”結合與科技成果轉化，科創實力大大提升，而創新驅動發展下的東京灣各地，也因此而成為享譽全球的創新型城市群。

這些，也正是致力于一體化發展的長三角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未來如何，拭目以待。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江浙滬皖的2.25億常住居民乃至整個中國的命運，都會因長三角的再度騰飛而改變，而幸運的你我他，都將成為這個嶄新時代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