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一名支行行長的顧慮與轉身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方海平 

中國的商業銀行自資產剝離、市場化改制后經歷了長達十余年的黃金時期，如今，業內一個共識是，由于內外部大環境各種因素的變化，目前的銀行業已經進入轉型期，面臨的更多的是困難，這些因素包括：傳統銀行自身制度紅利的消退、經濟結構和增長趨勢的轉軌、金融科技以及非銀行金融業態的壯大等等。

浪潮席卷之下，其中個體的命運也幾經沉浮。

廣東某市一家城商行的支行行長王賀近期正式向銀行提交了辭職報告，而他開始產生辭職這一想法的時間要追溯至更久——一年多之前就聽其談及這一念頭。

由于每天都在與各類企業深度接觸，王賀對當地經濟和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非常熟悉，他的顧慮是：企業的效益未見好轉，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暴露出更多的風險，不管是信貸還是發債。另一方面，銀行受到的各種監管壓力有增無減。

為了避免陷入這種風險責任和壓力的漩渦，王賀認為還是走為上策，他的選擇并不是孤例。相反，據記者了解，目前銀行中層管理人員離職的情況不鮮見，這一曾經讓人艷羨不已的位置，似乎轉身就成了“燙手的山芋”。

一線信貸人員們也正經歷著類似的苦惱。江蘇地區一家股份制銀行從業近10年的業務人士表示，在過去這近10年的從業過程中，對國內商業銀行的運作中最大的一點感受是，過去十年尤其是影子銀行興起之后的幾年，掙快錢、做套利業務、績效文化流行。對風險的敬畏心降低，對績效的過度激勵等現象廣泛存在，銀行人普遍趨易避難，對業務規律掌握不透。

如今似乎開始進入為風險買單的時間。“諷刺的是，比如政府平臺業務，合規性上往往是存在瑕疵的，但是信用風險反而最小，做過的幾筆民營業務，合規性上全部都沒有問題，但是最后都爆雷了。”他表示。

政府、銀行、企業是一個經濟體的多個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訴求。去年以來，在民營企業陷入一輪債務危機之后，政府很快出面各種渠道引導紓困民企。隨后還出臺了諸多支持小微的措施。

從政府的角度而言，考慮的是經濟和就業的穩定，如此是必然之舉。從銀行的角度，考慮的則是效益和風險的平衡，“如果監管對銀行的考核指標、銀行對信貸經辦人的考核和激勵模式都沒有變，單純地要求銀行去支持小微，效果有限。”一家銀行對公人士說。

一番爭論之后，對銀行考核中的“盡職免責”的概念去年開始被重點提及，不過記者近期了解下來，發現大家對此的反饋均是，“目前沒有變化、很難定義和落實。”上述江蘇地區銀行人士表示，其實這個概念從其入職的時候就開始出現。

總體而言，銀行的業務模式是相對市場化的，首要的考慮就是不良，“先是信用風險，再是監管風險，相比于被監管罰個幾十幾百萬，出一筆壞賬的損失要大多了。”

不過，即使不考慮監管要求，僅從自身市場化發展的考慮，銀行內部也有轉型的動力和必要。但這一過程困難重重，對大部分銀行而言，幾乎還沒有起步。

雖然金融科技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似乎各家銀行都已經做了很多布局，但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下來，在銀行實際的對公信貸業務過程中，幾乎還沒有真正的運用。系統和數據的搭建需要政府部門牽頭，銀行內部能做的也還沒起步，倒是審批流程越來越多。

信貸員們的苦惱不止于此。如果說要轉型，從過去完全依賴國企和政府平臺的模式中解脫出來，做更多有創新有活力的小企業，業務模式上完全不一樣，中國的中小企業良莠不齊，而且技術上大都是中下端企業，含金量不高，做小企業需要在海量企業中去挖掘優質的、有成長潛力的企業。

理論上這是可行的。記者統計了A股上市公司中全部國企和民企的財務數據（剔除金融和房地產），對比2018年三季度相比于2017年三季度的平均資產和平均凈利潤變化發現，就上市公司這一群體而言，民企的資產增速要低于國企，但是利潤增速則比國企高，上市國企的平均總資產增速為13%，平均凈利潤增速為7%；上市民企的平均總資產增速和平均凈利潤增速均在11%左右。換言之，民企的效益確實比國企強很多，有潛力的民企自然不在少數。

但問題是，既往模式下成長起來的信貸員們似乎欠缺這一挖掘能力，“銀行的營銷人員對行業和財務有深入了解的非常少，專業水平確實不能和券商的人員比，也就是酒量獨霸金融圈……”上述江蘇地區銀行人士自嘲道。

作為行長，王賀的顧慮更為復雜，并且感知到的來自監管的壓力也更重。這幾年銀行從業環境的變化切實可感，在嚴監管、防套利的同時還要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并且對銀行貸款損失的考核指標也沒有放松，這些都成為銀行的壓力，一些曾經正常開展的業務突然就宣稱是違規的，沒有明確的規則標準，很難把握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