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城商行圈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北京商報

作者：程維妙 陳植

“銀行真實不良率或高于賬面”的質疑聲近年從未間斷過，在嚴監管的形勢下，一些數額巨大的案件最先浮出水面。近期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因為借“向空殼公司授信”之名，行“掩蓋不良貸款”之實，受到銀監會重罰。業內人士指出，銀行業為追求規模激進放貸、出現壞賬后再花式騰挪不良的做法其實較為普遍。在銀行業亂象整治工作持續推進的環境下，銀行信貸投放將會更透明，資產質量也會趨好。

騰挪術之一：“時間換空間”

浦發銀行成都分行此次被監管坐實的騰挪不良方式，可以看做是“時間換空間”。根據銀監會公告，浦發銀行成都分行為掩蓋不良貸款，通過編造虛假用途、分拆授信等手法，違規辦理信貸、同業等業務，向1493家空殼企業授信775億元，換取相關企業出資承擔浦發銀行成都分行不良貸款。

聯訊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研究員李奇霖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這種掩蓋不良的做法其實十分簡單，就是授信給空殼公司，由空殼公司收購出現壞賬的企業，然后借授信資金償還壞賬，以達到掩蓋不良的目的。

業內采取這種做法的銀行并不在少數。一家銀行總行風控部門人士安琪（化名）介紹，空殼公司沒有生意經營，一般材料都很少，肯定是不符合銀行授信要求的，這樣做風險很大。

之所以稱這種方式為“時間換空間”，是因為出現壞賬的企業還有“起死回生”的機會，如果行業環境等條件轉好，企業恢復經營，就有可能還上貸款。

也是因為看到有這樣的希望存在，有的銀行直接給壞賬企業續貸。安琪透露，續貸也就相當于展期，讓客戶可以延后償還貸款本金，在展期期間只要能按月償還利息就可以了。再退一步講，客戶實在沒有資金周轉，還可以通過上下游企業“分擔”，尤其是下游企業，比如客戶供貨給下游，下游不支付貨款，直接替客戶還貸。

騰挪術之二：“拆東墻補西墻”

比起“時間換空間”的騰挪方式，有的銀行更為大膽。2017年初，某農商行上市前夕，該行一位對公客戶向北京商報記者反映，該農商行一支行以“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把該公司賬戶上的錢借給不相識的公司代償貸款或進行擔保，但之后對方公司還不上錢，該農商行也推翻了此前的協議。

該客戶被“借用”的資金共計1100萬元，被銀行劃給了多個他不認識的賬戶。據他的描述，其中既有他“不知情情況下被銀行轉走的”，也有“受制于自己企業在該銀行貸款而不得不點頭應允”的劃轉操作。逾千萬元的資金，由于在數次劃轉時都沒有簽署書面憑證，故而在后期遭到反轉。該客戶“被動擔保”的一家企業經營不善，發生逾期，銀行將賬算在了該客戶頭上，甚至還將該客戶告上法庭。

多位業內人士也都指出，銀行充當“中間人”協調客戶資金的情況真實存在，不是在明面上，這種代償可能是給了相應的好處，如一定的利息。

這種僅“你知我知”的做法，和“抽屜協議”的模式頗為相近。一位律師業人士介紹，“抽屜協議”，顧名思義就是只有簽約人知悉，未被曝光的協議。有的時候明面協議不能消除交易各方的利益矛盾，因此交易各方會在明面協議之外簽訂“抽屜協議”，以達到利益平衡。“抽屜協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交易各方的爭端，滿足各方的利益訴求。

騰挪術之三：“假出表”

有一種已不算神秘的“抽屜協議”，也是銀行騰挪不良貸款的手段。2017年12月下旬，銀監會下發《關于規范銀信類業務的通知》（55號文），強調銀信不能通過“抽屜協議”或回購等“假出表”形式規避監管。

“假出表”再次受到關注。據了解，銀行不良資產從表內騰挪至表外，一種做法就是銀行將不良資產通過信托渠道出表，再對這類資產回購。中誠信集團創始人毛振華曾在公開演講中揭露稱，信托幫銀行倒騰報表，銀行把自己的不良資產打包，通過信托公司發行資產管理計劃，再由銀行的資產池進行回購這筆資產。

有銀行內部人士進一步介紹，銀行與信托公司合作將表內資產轉移到表外，實際上企業獲得表外融資來源于銀行的理財資金，以此實現表內資產的出表。這類業務掩蓋了很多銀行的不良資產，而且是表內資產與表外資產互相掩護。假設某客戶通過銀行正常渠道獲得表內貸款1億元，出現不良問題，銀行通過借助信托公司通道，在理財資金池通過表外向該客戶發放貸款3億元，表外貸款利率一般在10%以上，該客戶將獲得的表外3億元中的1億元償還表內貸款，剩下2億元資金自用。

通過上述渠道，銀行將所發放的表外貸款接回表內，用于償還表內的不良資產，實現了表內不良貸款騰挪出表的目的。

 根源：追逐利潤下的鋌而走險

追溯銀行花式掩蓋不良的源頭，還要說到花式放貸。安琪透露，為了沖貸款規模，銀行甚至幫企業“偽造”申請材料，審批過程更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在李奇霖看來，銀行現有激勵制度可能也存在一定問題，各家分行為在總行排名中獲得優勢地位，過于片面追求規模與表面形式上的資產質量，而忽視了內在合規等問題。

風險暴露后，為了讓報表看起來漂亮，粉飾數據便成為不少銀行的選擇。事實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之一的中國東方資產股份有限公司，在近年多份報告中都提出對銀行官方不良率真實性的質疑，并指出“相當部分地區的銀行實際不良率或是官方數據的2-3倍”。前農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也曾在2016年的一次公開講話中表示，銀行的不良貸款被大大低估。

對于不少銀行在回應不良率下降時提到的加大核銷，安琪認為，核銷確實占了一部分，掩蓋和轉移的規模仍不在少數。她解釋稱，因為核銷對銀行來說是直接虧損的，要用利潤直接覆蓋核銷的貸款額，對銀行來說肯定是不愿意的。

不過，業內人士也普遍認為，在銀行業亂象整治工作持續推進的環境下，銀行存在的這些掩蓋風險的問題預計還會相繼暴露出來。李奇霖表示，由于整治工作的推進，部分違規掩蓋不良或利用抽屜協議、回購約定等方式做不良“假出表”等行為會被查處禁止，銀行的不良資產可能會有所增加。

“從長期來看，前期的整治處罰給銀行樹立了反面的典型，銀行的資產質量會更加透明，壞賬問題也會更加直接地反映在相關指標上，銀行為了應對考核壓力，必然會更加謹慎地進行信貸審批，從而使整個銀行系統的信貸質量提升。”李奇霖表示。

在北京科技大學金融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劉澄看來，在穿透式監管下，銀行的底線意識將會更強，進一步加強貸款主體審查，同時加強發展方式創新，改變單一的盈利模式結構，對銀行而言具有向好的推動作用。

【延伸閱讀】

某支行行長自述：

我為什么幫助企業美化報表獲貸？

看到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因違規放貸而被罰4.62億元、多位當地分支行高層被禁止終身從事銀行業工作的新聞，一家股份制銀行華東地區一級支行行長許楊（化名）有種說不清、道不盡的唏噓。

“坦白說，他們的做法的確不對，但我能理解他們的處境——現在一旦出現壞賬，分行支行從行長到客戶經理不但超額業績獎勵蕩然無存，還影響他們的晉升機會，這導致一些支行行長與分行上下串通、采取一些違規行為，企圖瞞天過海。”許楊直言。

在他看來，一方面是經濟進入轉型期導致企業不良貸款逐漸攀升，令銀行員工工作壓力驟增，每拓展一項業務都要擔心會不會觸發新的壞賬風險；另一方面，業績考核壓力與日俱增的同時，銀行員工收入卻在下滑，這導致業務管理難度加大。

“有時一個月要為此失眠幾天，尤其在業務骨干遞交辭呈、轄區企業告知不能按期還款、上年度業績未達標、增加業績考核指標時。”許楊直言。

不少支行行長都面臨相似的處境，其中個別分支行行長頂不住“壓力”，通過協助貸款企業美化財務報表爭取新貸款“借新還舊”、或“指導”企業尋找空殼公司采取承債式收購等方式騰挪不良貸款，以此掩蓋自身壞賬狀況、粉飾業績，換取超額業績獎勵與晉升機會。

　　“這種做法遲早會出事，因為這會帶來分支行一系列業務操作失控，但從另一角度分析，若超額業績獎勵與晉升機會，能與壞賬處罰等考核脫鉤，這類風險事件的發生幾率或許會降低。”許楊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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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開低走”的支行行長

許楊告訴記者，從2011年因超額完成存貸款業務指標被提拔為支行行長后，自己在這個工作崗位已近6年，過去6年的職業歷程可謂是“高開低走”。

“事實上，剛擔任支行行長時恰逢4萬億刺激政策出臺，我的工作變得格外簡單。”他回憶說。當時分行交給他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尋找合適的企業發放貸款。一時間，他接觸過眾多大宗商品貿易商，通過引入大宗商品抵押貸款模式迅速做大貸款規模，然后再通過“以貸養存”的方式，輕松完成存款指標。

即便分行提出拓展財富管理的要求，他都能輕松讓貸款企業認購相應理財產品，協助分行完成理財產品銷售工作。

“那時是我擔任支行行長最輕松的日子，根本不差錢，也不愁企業會出現壞賬，到時只要變個名義申請貸款借新還舊就行。”他直言。

即便隨后銀根收縮，他依然覺得支行行長的日子過得還算“愜意”。因為很多支行行長通過做大委托貸款業務規模，將企業閑置資金對接給那些需要借款的企業，一方面能完成分行布置的存貸款業績指標，另一方面又能降低貸款風險。更重要的是，部分支行行長通過撮合借貸雙方資金對接，還能收到不少好處。

不過，隨著金融嚴監管與壞賬上升壓力來臨，形勢發生了變化。比如，支行原有的一些業務審批權被上收，導致一些企業客戶貸款業務因風控收緊而無法獲批，令他所在的支行“以貸養存”完成業績指標的算盤漸行漸難。

從那時起，他發現不少支行業務骨干開始萌生跳槽的想法。但更嚴峻的沖擊，是壞賬處罰的考核制度，令支行行長與團隊一年的成績都“化為泡影”。

2016年，許楊所在的支行完成存款、理財產品銷售、貸款等各項指標，但由于當年出現了兩筆信貸壞賬，導致支行行長與相應客戶經理年終獎被扣除50%。

“那時與同行聚餐，他們還說我運氣不錯。有一位支行行長工作勤奮業績出眾，本來已經內定前往總行中小企業事業部擔任高層，但由于他所在的支行在年底審計過程被發現存在一筆壞賬，盡管這筆壞賬不是他經手的，卻被降職為支行副行長。”他回憶說。這也是個別銀行分支行想盡辦法掩蓋壞賬問題的主要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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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賬壓力

許楊坦言，如今這也是不少分支行遭遇的最大挑戰之一。隨著宏觀經濟增速節奏變化，不少中小企業經營情況下行，希望銀行能適度放寬還款期限，但這會使分支行的壞賬壓力與日俱增。

許楊也坦承，他也曾協助個別企業美化財務報表爭取“借新還舊”的機會。

盡管他意識到這種做法未必合規，但基于保持團隊工作積極性、確保自己與員工收入與晉升機會增加等因素的考量，他只能“鋌而走險”。

同時，他會向分行解釋中小企業業務發展困境，希望能給予還款寬限期，同時暫時不對支行的壞賬結果進行處罰。“但要說服上級部門同意我的建議，絕非易事。”他直言。

許楊所在的銀行采取貸審集體審批制。放貸時他只需協助企業美化財務報表，在集體審批過程中蒙混過關拿到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即可，但2016年起銀行內部加強風控，單獨設立中小企業事業部并創建一套電子合同流程化審批流程。

變更后，小企業貸款審批改成嵌入式雙簽制（由授信部派駐審批專員到小企業部專門審批），并以“兩表兩票兩單”（即電表水表發票稅票對賬單報關單）為信貸要素制作表格式企業信息資料調查報告，供風險合規部決定是否發放貸款，導致以往的灰色操作再也“行不通”。

“在中小企業事業部專員定期現場查看中小企業經營狀況時，我會直接告知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況，希望他們能網開一面，避免提前回收貸款導致企業經營狀況進一步惡化，但最終支行與中小企業事業部員工都因壞賬上升而遭遇獎金扣除、晉升機會剝奪等處罰。”他直言。

事實上，隨著最近兩年互聯網金融的迅猛發展，他收到多家互金平臺拋來的橄欖枝。“有兩家互金平臺直接給我開出百萬年薪，邀請我擔任他們的區域負責人。”許楊直言，或許這個薪酬在三年前不具備任何吸引力，但隨著銀行考核壓力驟增導致不少支行行長年收入下滑時，他難免也為之心動。

許楊最終還是婉拒了互金平臺的邀請，原因是他認為當前銀行工作盡管又苦又累，卻相對“穩定”，不像互金平臺存在一定風險。

然而，他卻阻止不了支行多位業務骨干紛紛跳槽投身互金平臺。其間他也做過挽留，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不少業務骨干覺得自己很“虧”——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完成存貸款等業績指標，卻因為一兩筆不良貸款被扣掉至少50%超額業績獎金，甚至連晉升機會也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