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副會長

來源：此文原載北京市委《前線》2016年8月期。

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6.9%，為1990年以來的新低。筆者以為，以下三大因素影響中國經濟走勢。

（一）市場活力減弱

改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更少一些束縛，給人們更多的自由、釋放更多的空間。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最初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到最終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于極大釋放了市場活力，因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目前的問題是，由于對市場經濟體制一般特征和規則缺乏深刻認識，改革不到位，致使市場經濟的潛力和活力沒有得到充分顯現和釋放，影響了經濟增速。因而，進一步加大全方位改革、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和完善，既是釋放市場活力、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也有利于人們進一步擴展自由的空間，從而實現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二）創新因素匱乏

研究周期性理論的學者都特別關注科技因素對經濟的影響。因為技術進步是支撐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要素供給。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因素是通過后發優勢，通過復制模仿和“拿來主義”，在學習和掌握他人已有技術的基礎上，迅速拉近與發達國家的距離。當中國基本完成了以趕超為目標、以進口為主要渠道的“學習課程”并接近國際科技前沿時，全面復制模仿所帶來的學習優勢或“拿來主義”所產生的效能已接近極限，國外已沒有系統的東西可供學習。此時，后發劣勢逐漸顯現，即長期復制模仿和“拿來主義”形成的路徑依賴，導致自身創新因素匱乏，中國制造原創技術和產品缺乏。席卷全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但中國的表現似乎并不搶眼。由于創新元素不足，中國的發展面臨一系列艱巨挑戰，難以通過自身的技術創新，形成滾滾創新浪潮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因此，中國需要從依賴技術進口轉向全面自主創新。雖然2014年中國專利申請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專利轉化率卻僅位于世界中游。創新必須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變成促進經濟增長的產業活動。雖然我們近年來愈益認識到創新的重要性，但能否形成創新洪流，通過技術進步抑制經濟下滑，目前仍是一個巨大問號。

（三）人口紅利消失

人口也是支撐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的要素供給。過去三十余年中，每年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從閑置、半閑置狀態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構成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目前人口優勢風光不再。2015年末，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不含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1096萬人，比上年末減少487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6.3%，較上一年占比下降了0.7個百分點。這是中國勞動力人口連續第四年絕對量下降。

據有關部門測算，從2010年至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未來10年內，中國20—40歲年齡段的人口可能減少1億以上。這意味著，支撐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迎來了“劉易斯拐點”。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價格會持續上升，這是中國近年來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的重要一環并直接影響出口。此外，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整個國民經濟中養老的成本也會大幅提高。

勞動年齡人口中15—44歲年齡段人口，是勞動力供給、創業、創新、投資和消費的主力群體，這部分人口增速放慢甚至負增長，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的放緩。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減少會直接影響消費。先是教育萎縮，然后是房子、汽車的剛性需求掉頭往下，并會導致水泥、鋼材、煤炭、冶金等全面過剩。

從投資上看，如果產業需求不足、出口不足、消費不足、產品過剩，投資也必然萎縮，經濟增長的動力減弱，經濟當然就會下降。由于經濟主力人口的萎縮以及老齡化，不僅勞動力的減少使勞動成本上升，也因養老費用的增加使養老成本上升，無疑給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帶來巨大壓力和挑戰。隨著未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進一步失衡，老齡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少兒人口的進一步減少，中國經濟再續輝煌的難度無疑加大。

二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發展仍有潛力、余地和韌性。需要推進全方位改革步伐，進而釋放市場和社會的活力。

（一）釋放市場活力，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正確方向或判定標準的內容之一，應當看是否有利于市場潛力和社會活力的釋放。在釋放市場活力方面，當下主要有以下一些內容：：

一是政府自身改革。要想讓市場而不是政府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自身改革十分重要，必須著力進行政府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推行減稅及減少政府對經濟、企業的諸多干預。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機構已經多次精簡和調整，但政府冗員過多，邊界不清，公共服務薄弱，審批職能過多，政府行為缺乏有效監督，權力“設租”和“尋租”現象還比較普遍。因而，進一步精簡機構和人員，理順各部門的責權利關系，適當減少地方政府管理層次，從五級政府向四級政府轉變，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減少行政性管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審批等，都有利于減少對市場主體的束縛、有利于釋放市場活力。

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需要更好地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作用，以形成與政府管理體制相得益彰的社會管理體制。政府將大量社會事務交給社會，集中精力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有利于社會活力的釋放。

目前企業賦稅過重，為企業減少稅負意義重大。此輪政府的調控措施，已將減稅列為重要內容。2016年全面推開的營改增改革，就是減稅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已納入“營改增”的行業減稅規模約有2000億元，金融業、房地產和建筑業、生活服務業等行業減稅規?；蚪咏?000億元，2016年“營改增”減稅總規模接近6000億元。減稅，需要有與之相應的行政體制改革。只有減少政府財政支出，減稅才能持續下去。

同時，還應著力減少政府對經濟、對企業的諸多干預。制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全面取消非行政許可。

二是國企改革。推進國企改革，實際上也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內容。首先是國有企業的定位。這是推進國企改革必須回答的問題。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但長期以來，部分國有企業的高度壟斷，影響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影響了市場活力的釋放。因而，應將壟斷行業特別是行政壟斷行業和市場壟斷行業改革視為國企改革的重中之重。通過改革，營造公平競爭的行業秩序，有利于市場潛力的釋放、有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也是國企改革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積累了龐大的國有資產，這些國有資產是全體國民的財產，而不僅僅是國有企業的財產，更不僅僅是國有企業經營者和國有企業主管部門的財產。全國人大應當作為全體國民的代表機構對國有資產行使監督管理權。此外，作為承擔一定公共利益、享有國家政策保護的特殊組織，國有企業應給國民更多投資回報的問題也有待解決。因此，應進一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解決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保護、監管和回報等問題。

三是民營企業發展。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與國企改革密切相關。對國企的認識是否到位、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否明確，直接影響民營企業發展。雖然近年來，中央和相關部門采取諸多措施鼓勵民營經濟發展，但大多數措施并沒有得到很好地落實?！安ＡчT”、“彈簧門”、“旋轉門”依舊，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期限短等問題突出。以民間投資為例，2015年之前，民間投資增長較快，但從2015年四季度開始，民間投資的增速出現持續放緩的局面，增速急劇下降。為什么民間投資下滑得快？這固然與經濟下滑有關，但以下一些問題也是很顯然的：民間投資仍然存在“門好進、臉好看、事不辦；成本高、負擔重、利潤薄”等現象，整個投資市場普遍存在著重大輕小、重公輕私、先內后外等問題。

四是大力推進人的城鎮化。本世紀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3%，目前仍處在高歌猛進過程中，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推進人的城鎮化進程，就是通過允許農民進城打工、保障農民工權益等，在城鄉分割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一些進展。應當從保障廣大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出發，努力建設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產權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財稅和投資制度等。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土地制度改革或許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位勢。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關鍵是要歸還農民土地永久使用權，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樣才能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創建創新的社會環境，建設思想市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到的創新發展，實際上是一個全面創新的概念，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而推進制度創新，實質上屬于培育創新文化范疇。創新文化是指與創新相關的、能激勵人們創新的文化，包括價值觀、態度、信念等人文精神的創新觀念文化，也包括有助于創新的制度、規范等人文環境的創新制度文化。

在當下，培育創新的觀念文化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整套包括以創新為榮的價值觀、理性的批判精神、開放協作的競爭觀、不畏失敗的風險意識和允許失敗的寬容精神等。只有批判精神氛圍濃厚且富有理性，才有利于創新“火花”和觀念的形成。此外，寬容失敗、鼓勵競爭性的風險意識也十分重要。

中華傳統文化與創新文化并不完全兼容。要匯聚創新文化，需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傳承、改造與更新，對中華傳統優秀文化需要弘揚，對不合時宜的文化需要舍棄，對糟粕與精華并存的文化需要改造，而對中華傳統文化中或缺的內容則需要更新。創新文化的培育同樣依賴于制度建設。加快形成有利于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產權制度、投融資體制、分配制度、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機制，就屬于創新制度文化。

對經濟增長而言，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創新。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制度創新可以促進技術創新，可以節約交易成本，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驗證了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三）逐步調整完善落實生育政策，推進消費結構升級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放開二胎生育，這是一個十分正確的決定?，F在看來，中國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2010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18，已經位居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生育率最低行列。相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出臺落實全面放開二胎的配套政策，為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打下基礎。

生育率急劇下降，嚴重影響了中國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而在中國人均水平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時候，加快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步伐，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有著十分現實的意義。

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新興中產階級加快形成，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在持續提升。2015年一個重大變化是，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一步提升。2015年提升至66.4%，創15年新高，比2014年高15.4個百分點。因而，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在進一步擴大內需上下功夫。近幾年，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收入有一定提高，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雖不很完善，但接近基本建立。而這部分群體量大面廣，他們收入一定程度的提升，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對擴大內需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進一步加快健全和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既有利于擴大內需、有利于加快結構調整，也有利于縮小居民貧富差距。

此外，應當擴大更高層次對外開放，推進金融、貿易、物流、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對外開放。全球一體化進程方興未艾，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有利于推進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引領型發展，有利于抑制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