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我在研究中國經濟中出現的一些小問題，但小問題疊加起來，可以看出體制方面的大問題，令人不安。

重復建設問題在中國很嚴重，根源何在？流行的說法是，計劃經濟放開以后，各部門，各地方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導致重復建設。

問題是，西方企業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為什么重復建設沒有我們這么嚴重？我的研究表明，重復建設歸根結底與國有產權制度有關。辦任何企業都有兩種收益，一種是貨幣收益，另一種是控制權收益。前者可以理解為通常講的利潤，后者包括指揮下屬帶來的心理滿足感，當經理的社會地位，在職消費，將企業資源轉移到能給個人帶來其他好處的用途等所有難以用貨幣度量的個人收益。在國有企業中，經理和政府官員只能得到控制權收益，卻沒有合法的貨幣收益。為了追求控制權收益就必須多辦企業，進行重復建設。

比如說，假如全國只需要建五個汽車制造廠，但五個汽車制造廠只能安排五個總經理，如果建五百個汽車制造廠，就可以安排五百個總經理。于是，官員和國有企業有不斷建設新廠的內在沖動。五百個汽車制造廠可能會使整個行業的貨幣收益變成負的，企業虧損，但這是由全國人民承擔的，與政府官員和經理關系不大。如果政府官員和經理們持有企業股票，他們就不會搞那么多重復建設了。

“內耗”是中國企業的一個普遍現象，國有企業的經理們常常忙于爭權奪利，而不是改進企業績效。不單國有企業，象四通，聯想這樣所謂的“民營企業”也不斷爆發權力斗爭。當然西方企業也有權力斗爭，但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程度上，中國企業內的權力斗爭都要嚴重的多。為什么？我的結論仍然是產權制度問題。因為在現行的產權制度下，企業經理沒有股票，只有控制企業，才能獲得個人好處，而獲得權利又沒有一個合法的交易市場，比如一個私人企業，要獲得控制權，需要把股票買下來，要付出代價。但是在國有企業和象四通這樣的民營企業，控制權的轉讓與股票轉讓是沒有關系的，因此，大家的心思都放在怎樣獲得控制權。獲得控制權就變成了政治斗爭，中國的國有企業就變成了一個政治組織。

惡性競爭在九九年曾經爭吵激烈，中央有關部門還下了一個文件，不允許企業降價。所謂惡性競爭，指的是許多國有企業的價格定得低于平均成本，甚至低于邊際成本。以經濟學的觀點看，這也許不可思議。經濟學證明，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價格等于邊際成本，這是社會最好的事；如果競爭是不完全的，價格將高于邊際成本。但在中國市場上企業為什么把價格定得低于邊際成本？一種可能是為了把競爭對手消滅，然后壟斷市場，獲得壟斷利潤。但事實上，除電信業外，目前中國市場沒有一個面臨競爭的企業可以壟斷市場，比如浮法玻璃，全國有二百多家生產廠家，有哪一家企業會期望能壟斷市場呢？

中國的商業道德是非常差的，講信譽的人實在太少了。有人說中國文化中有不講信用的底子，我認為不然，古人講求誠信。比如說，19世紀，山西票號西到圣彼的堡，東到神戶，大阪，那么遠的地方，沒有中央銀行監督，但是信譽很好，沒有賴過帳。現在有那么多政府部門在監督，信息傳輸又快，信譽恰恰一塌糊涂。那么，是什么糟蹋了中國人的信譽和商業道德？

現在大家都說人們不愿意投資，所以總需求疲軟。人們的投資行為是由預期決定的，預期什么？最重要的預期是產權的預期，也就是投資后的收益是否能得到保證，自己栽的樹果子是否歸自己。如果個人的產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人們就不會有穩定的預期，誰會愿意投資呢？破壞產權不僅僅是把東西從你手里拿走，任何隨意改變博奕規則的政策都是破壞產權。我今天買輛車，沒什么限制，突然明天宣布說你的車尾巴太短，不能上長安街，這就是破壞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