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只是金融，無好無壞，不帶情感，它給社會的作用好壞取決于我們如何使用金融工具，有時候還取決于其他非金融因素。金融創新依然逃脫不了經濟學的范疇，互聯網金融顛覆了傳統金融，總歸還是金融范疇之內，依附于經濟基礎之上，能變得了什么呢？

所以，我們不要對所謂的金融創新抱有太大的期望。回顧金融史，過去一百多年，能稱之為創新的金融變革，其實極為有限，大量曾經的創新的金融產品，要么消失了，要么就是直接引發了金融危機而被叫停。一些金融創新的代價是極高的。

現在很多所謂的創新，其實是偽創新，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現在很多券商在談互聯網金融，其實只是為了獲得一個獨立賬戶而已，但是這個事實上，最早開設券商的時候，所有的券商都是自建賬戶體系的，結果所有的券商都在利用客戶賬戶大肆進行各種交易，最終出現極大的經營問題。

后來監管部門取消了券商的賬戶體系，進行大整改，改為必須跟銀行賬戶捆綁，進行所謂銀證轉賬的方式，從此券商淪落為銀行的附庸。

現在談互聯網金融創新，想收購第三方也好，跟第三方談各種合作也好，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建設一個賬戶而已。但是這樣的創新，還不如直接讓監管部門重新放開賬戶限制更簡單、更直接。這樣的創新是創新嗎？顯然不是。

還有很多創新，也都是偽創新。人們被這種創新的短期好處給蒙蔽了雙眼，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說過，過去幾十年金融機構唯一的創新就是“取款機”的發明，除了這個，此前金融機構無絲毫有意義的創新。沃克爾反對對實體經濟毫無幫助的金融創新，反對銀行為自身利益涉足高風險的投資行為。

但是，這種理念被視為華爾街的公敵，所以，他幫助里根總統戰勝了通貨膨脹，但是卻沒能繼續連任，而由格林斯潘接手。格林斯潘一干二十年，且被認為是美國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

但是歷史很有意思，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人們開始懷念沃克爾，格林斯潘則成為了“歷史的罪人”，甚至在國會上接受議員的近乎苛刻的指責——格林斯潘被指責未能避免次貸危機，讓美國經濟因為不負責任的信貸行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而格林斯潘開始承認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他在2005年5月發表著名論斷：金融市場自我監管比政府監管更為有效。這個理念顯然與沃克爾形成了極為明顯的反差，從而被認為是華爾街的縱容者和包庇者。

次貸危機之后，金融創新又被推上風口浪尖。其實，回顧金融史，金融創新跟經濟發展之間，其實一直缺乏實證研究的證據，很難認定金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性證據。

荷蘭最早健全了金融制度，但是卻被金融落后的英國給打敗，日不落帝國的金融體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最完善的體系，只是后來也被美國這個后進者給取代了。由此很難證明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放到美國來看，美國之所以成為強國，單單認為是金融發達造就了美國的強權地位，這是很難服眾的。

我們自己回頭看，過去幾十年里出現的所有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從某個意義上講，其實都是借創造更多形式發放貸款的一種借口和理由罷了，前幾年國內這種情況非常的普遍，尤其在浙江。

2007年、2009年大量的金融機構打著創新的名義，最后都只是為了規避發放流動資金貸款的一系列限制，本質其實是更大范圍地擴大杠桿，通過各種形式讓企業獲得更多的貸款，從而來實現貸款利差。

很多人抨擊國內銀行發放貸款只會抵押，其實是錯誤的，大家可以看下前幾年的浙江，大量的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早就非常普遍了。

為了發放更多的貸款，大量的金融機構都在采取所謂的聯貸聯保等創新金融模式，一家年銷售額不到1億元、注冊資本500萬元的企業，拿到十多億元的貸款，諸如此類的事情，非常普遍，最終對浙江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曾經紅極一時的聯貸聯保，基本上成了大多數浙江企業不可想象的噩夢，本來是一家企業死，結果變成了一堆企業死，好企業因為給壞企業擔保，沒事也跟著死，這一局面都是由這種所謂的偽創新造成的。

這種創新骨子里都是偽創新，浙江經濟的崩塌，跟這種偽創新是密不可分的，到最后都是被高杠桿給搞死。聯貸聯保是惡制度，跟幾千年前的“連坐”有什么區別？一人犯錯，全族滅絕，這是金融創新？說倒退還差不多。

過于注重資產端的利益獲得，而僅僅以提高風險容忍度為前提的金融創新，本質都是拿未來的利益來換取當前的效益罷了。

浙江金融業過去不到1%的壞賬率，估計現在早破了5%，長三角成了幾乎所有銀行的噩夢，曾經有多賺錢，現在就有多虧錢，曾經號稱創新最厲害的銀行，基本上也是損失最厲害的銀行，沒辦法，這是必然的事情。

任何不以風控為核心的金融創新，都是耍流氓。

再者，很多創新，對國內而言是新，可在國外早就有了，而且也都現實地模擬了未來的演變方向，所以也談不上是創新，看上去很新罷了。現在，我們大談余額寶，但是我們要看到國外有貝寶模式。

關于這個，長江商學院的陳龍教授撰文寫過一段話，他說：阿里巴巴的資產證券化，雖然看似化腐朽為神奇，但是這個金融創新其實只是轉移了風險。它在美國的對應名字叫“抵押債務憑證”（CDO），也曾因為能把高風險的次貸分割成高級和次級債，并把高級債成功地賣出去，“化腐朽為神奇”而出名。

CDO在美國金融危機后更為有名，被稱為有毒資產，主要做這個產品的兩個投行，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都已經倒閉了。

在深化金融改革的熱潮中，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CDO和掉期衍生工具被認為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最主要的兩個衍生工具。美國保險巨頭AIG，在看不懂創新產品的情況下，大量出售違約掉期工具（請聯想萬國證券），導致超過1800億美元的損失，最后因為美聯儲救贖生存下來。

中國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中擔投資信用擔保有限公司（簡稱中擔），在看不懂風險的情況下大量出售保險，于2012年倒閉。AIG和中擔的故事沒有本質的區別，盲目擴張終致實際上的破產。

這種所謂創新，再配合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效率，可以很快把一個看不清楚的風險點，通過互聯網以及企業普遍的對金融產品的風險漠視，將會變得更加的模糊和看不懂，快速地將風險傳播散落到全球的任何一個角落，從而把小范圍內的風險快速傳播開來，這個對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帶來的影響非常巨大。

過去幾年里，全球金融產品交易量的猛增、換手率的猛漲，使金融系統性風險大為增加。在18世紀，一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可能不會影響整個美國社會，更不會影響全球經濟的各個角落。

可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引發的問題，卻可以在幾小時內席卷全球，牽連了整個金融市場。當單個金融機構的行為可以這么快地把全球經濟拖下水，金融監管的必要性就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為必要了。

任何一種新技術的運用其實背后都會帶來更大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古代戰爭，雖然有所謂的坑殺七十萬的說法，但是那畢竟是冷兵器時代，由于規模的有限，武器的落后，使得最終的殺傷力非常有限。而在核武器裝備的現代，任何一個武器的獲得，都可能具有大規模殺傷力。對于這樣的技術的創新應用，必然要求對其監管更嚴格，往下推演，可以發現，技術回到最后，都可能最終只是促使了競爭的殘酷性。

回顧金融對經濟的影響，很多時候都是動態的、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短期好玩的東西，長期往往是不好玩的，而民眾更熱衷于追逐看短期，一旦受到傷害，卻悔之晚矣。要做好這個平衡點很難，這需要考驗監管者的智慧。

1929年，在美國每個人都沉浸在成為了千萬富翁的一派喜氣之中，每個人都在計算自己一天又賺了多少錢，天天派對，夜夜笙歌，紙醉金迷，而突然有一天，世界崩塌了，所有的錢，都成為廢紙一張，全國范圍內，幾百萬人流離失所，金融投機的泡沫在一天之間崩塌。

這場危機席卷全球之后，直接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二戰不敢說是金融創新引發的，但是，各種不受管制的金融及金融創新在這次危機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好。1994年、1997年、2008年的各種危機，都可以看到所謂的金融創新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都是如大家想象的美好。

我們要去反思一個問題：金融創新跟經濟發展的關系到底是如何的？事實上，金融工具越來越多，金融機構也越來越多，但是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是否得到下降？是否有更多的普及面？全球范圍內，可能都沒有得到有效的驗證。至少現在的實體企業獲得資金成本不但沒低下去，反而更高了。

所以，金融創新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命題：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創新都是對的，且合理的。事實上，創新這個詞的背后意味著極高的失敗率，一輪輪的創新背后是以一輪輪的失敗為代價的，也正因此，越是創新就越需要嚴格的監管，是不能脫離監管單獨去看創新的，甚至有些創新絕對不是我們想承受就承受得了的。

在當前的宏觀形勢下，設立更多的金融機構，壓根無法促使資金流向實體企業。即使流向了，實體企業也未必會把錢都扔到實體經營中去，所以我們是很難脫離經濟層面直接去論述金融的，資金的逐利性，最終使得各項金融政策在實踐中失去效應。這幾年我們其實在成立了諸多的類金融機構，但是發現到最后成效都一般，不是很好。

我們在從資產端來看所謂的普惠金融，事實折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給全民加杠桿，讓大量不具備借款能力的人獲得借款，最終是社會受到傷害。

金融沒有道德屬性，也沒有階級屬性。回顧歷史，金融之所以極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隱含的一個邏輯就是金融對暴利的渴望，這種渴望正是大工業時代以來，金融超越其他行業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現在之所以出現小微、三農等階層劃分，首先是由于管制措施制造了金融的階層對立，民間金融、官方金融、國有金融都是監管畫線的結果。金融哪里來那么多官方、民營之說，大家都是放貸款，誰也不比誰高尚，之所以出現普惠金融，回到最后肯定是金融監管出了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總統對華爾街喊話，讓華爾街具備道德，華爾街壓根不理，照樣高薪發放。回到最后，金融是不具備道德屬性的，監管能做的只能是通過設立新的制度框架，確保金融這頭猛虎盡可能蹲在籠子里，少傷人，而不是馴化他不吃肉，這考驗的是監管因勢利導的馴化能力。

任何一樣事物，如果依賴道德進行控制，必然是不符合商業模式的。因為道德是錦上添花，不是社會最低規則，道德很多時候是經不住考驗的。一個時時需要拷問良心的行業，本身就不符合商業模式。

所以，對金融不要抱有太大的道德要求，那不現實。雖然的確很多時候，我們要鼓勵有道德的行為，鼓勵更多的金融機構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是在現實中，有道德的企業會面臨更多的競爭問題，因為你講了道德，你就被一群不講道德的人給搞死。

當社會普遍的貸款利率在18%甚至更高的時候，你給予人家12%的貸款利息，就必然很難生存，因為很多人會來你這里借錢，利息為12%，然后去放貸款，利息為18%，套利就是這么出來的，你做了慈善，而人家拿你的慈善賺錢。但是你們的風險是一致的。

回到最后，我們就可以發現在整個行業中，你是一群正在奔跑的羊群中的羊，你只能跟著跑，你改變不了大的趨勢，一旦脫離了這個趨勢，可能就無法生存。商業競爭中，大家都喜歡扛著道德旗子說事，但都是千年的狐貍，玩什么聊齋呢？

我國的金融機構在過去高速增長的經濟上行周期，都是馬云所說的只服務20%、不服務80%的運作模式。缺乏金融服務的技術手段只是表象，核心在于我國的金融政策和現實環境的制約下。

任何一個金融機構都是理性人，理性人不是依賴道德做出決策，而是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馬云先生如果獲得金融機構牌照，也必然會遵循這個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