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香港商報@齊曉彤

2011信用崩塌大地震，造成幾十位鮮活生命永離人世，它給這座城市的血淋淋的記憶是永遠不可以忘卻的。大多數銀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溫州賺取的所有利潤，重回本世紀初銀行業整體技術性破產的尷尬境地……

3年前溫州的民間借貸危機令舉國震動，實體經濟因多種原因被迫率先硬著陸。盤點其中得與失，記者發現受傷最深重的并非敏感但極具韌性的實體經濟、民間金融，而是有意規避風險卻深陷泥潭的銀行業，溫州正成為國家多年苦心構建的正規金融業的滑鐵盧。

記者向很多上市銀行總部求證溫州銀監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準確真實，統統被堅決否認。浙江主管金融的朱從玖副省長確認了銀行業不良遠超預期的事實：“我記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幾十，個別股份制銀行的不良也很高，兩三成是有的。但銀行的名字請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銀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是否硬著陸 央行地方不同調

2011年秋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書記周小川剛接獲溫州求援報告，直接致電人行溫州支行，商討如何施救。美國次貸和歐債危機演變擴散的前車之鑒歷歷在目，央行行長敏銳意識到溫州幾十家企業主跑路之后風險蔓延的破壞力，并提出兩種對策：一種是緊急救助，大事化小，將金融風波消滅在萌芽狀態。另一種是不給錢，給政策，輔助溫州自救，這樣做溫州有硬著陸的風險。

很快，央行確定600億有條件救助溫州，并與浙江省政府溝通，600億再貸款期限一年，必須歸還，省財政為溫州快速處置金融風波進行擔保。

相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1998年臨危受命處置的廣東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案，浙江省面臨的情況是企業家群體跑路，并沒有出現金融機構的擠兌，而廣東省當時面臨1000億人民幣支付的硬缺口，已經在香港上市的廣國投的資產負債率168%，資不抵債147億元，境外投資者讓廣東省政府兜底的輿論壓力也很大。審視了廣國投和粵海的財務狀況后，王岐山果斷決定前者破產、后者重組，一年后為快速處置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兌付危機向中央借款380億，緊接著央行增撥70億的再貸款額度，緊急調集全省各個部門和地方政府2000多人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關閉了2000多家城信社、信托公司分支機構和農金會。原本計劃9年時間償還的借款，得益外貿出口復蘇，一年后稅收增加700億，很快就提前歸還完畢。

但央行救助溫州的方案曝光后，輿論嘩然，浙江銀監局激烈反對，認為應該讓高負債盲目擴張的民營企業倒閉，實現自然淘汰，接著各大主流財經媒體充斥能否用大量公共資源救助私人老板的質疑聲音，浙江省政府選擇了沉默與放棄，即便10月初溫家寶總理帶領眾多財經高官親臨溫州現場允諾實施民間金融改革，溫州的流動性迅速消失，已錯過救助最佳時機，去杠桿變成現實，到目前為止超過萬家企業大面積洗牌，銀行業基本確認的損失總額高達1600億。

銀行替地方政府買單

600億救助和1600億損失孰重孰輕、孰多孰少事后看一目了然，但是浙江省拒絕擔保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國家金融業兩個獨立行政體系的矛盾與沖突。浙江省對溫州危機烈度判斷也許和央行基本一致，但救助即意味承擔實實在在的損失，全省連環擔保鏈的普遍存在讓多個城市的損失預期更加悲觀。不救助僅僅意味私營企業的洗牌(不是大面積關閉或破產)和銀行出現壞賬，央行和省政府對后續損益的權衡標準不同，態度自然迥異，金融系統盈虧對地方官員完成短期GDP各項指標考核的權重影響微乎其微，中央和地方對貸款資源的博弈中，只有貸款投放的大幅增加對地方政府有誘惑和吸引，貸款巨額損失引發的信貸增速驟降、信用崩塌對地方經濟的長遠負面影響、誠信企業與逃廢債企業的甄別處置，地方政府往往重視不足。

反觀中央政府即便600億到位，如何救助才能達到及時、有效、損失最小化的目的，是更現實嚴峻的課題。征信系統缺乏公安、司法、抵押評估等多部委大數據有效支撐的前提下，債權人快速識別企業真實財務狀況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央政府與其寄希望地方政府兜底，不如尊重地方金融監管和銀行一線人員的判斷，堵住區域金融危機關鍵的出血點，建立城市、省級、中央三級風險分擔聯動機制，防止區域危機深化蔓延。否則單純注入流動性，有可能因道德風險的增加和大面積逃廢債而產生更大的損失，溫州地區銀行業2011和2012兩年1500億貸款增量的注入反而擴大了壞賬損失總額，就是慘痛的教訓。遷就短視的輿論導向或者民意，漠視快速果斷處置的客觀需要，往往貽誤時機，讓微小的皮肉傷口潰爛傷及骨骼或神經系統，造成持久的被動。

影子銀行式企業隱患大

溫州金融風波與廣國投事件爆發的最大相同點，都是企業的過度借貸，以及民間投機資本將資金價格炒高到30%以上，廣國投、粵海是地方政府組建的窗口上市企業，連帶全省小微金融機構出現擠兌苗頭；而溫州陷入危機的是非上市民營企業，后者的財務狀況更隱蔽，企業掌門人主動負債、運用高杠桿更大膽，部分企業資產負債率700%到1000%，比如立人集團、信泰集團、海鶴藥業，這3家公司是通過破產程序才完整暴露了真實的資產和負債全貌。高杠桿企業的倒閉，比中小型金融機構擠兌有更大的破壞性，后者至少有被接管的可能，債權人或存款人的本金尚有部分安全保障，溫州影子銀行式的企業倒閉，除卻抵押物進入拍賣渠道回收極少量現金，銀行和個人借貸資金往往血本無歸，沒有倒閉的影子銀行化身“僵尸”，隨時侵吞吸嗜任何外來的資金。

兩起事件后期處置最大的不同點是廣國投借的是外債，涉及很多國家，由省政府邀請境外會計師和投行公開透明進行快速破產清算和重組，最終省政府、央行及境外投資者三方共同承擔了損失，同時關閉省內上千家小型金融機構防止擠兌向全國蔓延。溫州企業借的是內債，以民間債務和銀行債務為主，2011和2012年危機最嚴重的階段，銀行業繼續輸血使溫州地區貸款增量保持在1500億規模，溫州市政府組建15億的應急轉貸基金，浙江省政府沒有分擔損失，貢獻流動性最多的銀行業成為企業呆賬的唯一承擔者。另溫州有1800多家各式色各樣的小型放貸機構，目前仍然合法生存，他們和高負債運行但躲過危機的企業一道，成為金融系統血管壁上最微小但是最薄弱的節點，隨時可能潰破并演繹新一輪危情。

溫州化解流動性枯竭和改善信用環境的現實需求，被溫家寶到溫州視察后的區域金融改革的呼聲掩蓋和淡化了，公眾和學者把焦點集中在利率市場化和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放松民營資本金融準入管制等等脫離溫州救急實際的宏觀長遠命題上，似乎多拿到幾個民營銀行牌照就能為危機解困，央行希望的自下而上改革、允許試錯的改革思路，被信用崩塌、擔保鏈引發的二次災難的呼救聲淹沒。

經濟好了 銀行爛了 失信人多了

3年過去，硬著陸究竟給溫州經濟帶來哪些影響？記者翻看了近10年溫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將歷年來的多項統計數據進行了模擬，發現這個歷來重視民營經濟的地方，公報中勞工人員數量統計缺失，而城鎮新增就業人口數據危機期間一直保持正增長，這和企業倒閉潮非常沖突。據當地金融辦介紹，與鄂爾多斯等鬼城空城不同，“硬著陸”通常導致的巨量人口失業和消費極度蕭條，在溫州并沒有出現。只有2012單個年份的幾個數字顯示溫州工業受到重創：GDP的增速從之前增長12%下滑到5%，規模以上企業利潤總額、工業總產值和出口交貨值全部出現負增長，工業最困難的年份當地政府稅收仍然增長了近7%。比較令人驚奇的是工業和出口的負增長瞬間即逝，2013、2014溫州工業即全面復蘇，今年一季度溫州工業用電量增加8%以上，顯示復蘇的步伐加快。

銀行業的表現出人意料糟糕，截止發稿時得到的消息，溫州法院受理的銀行借貸案件攀升速度依然不減，銀行系統的風險不斷暴露，最終損失有可能突破2000億元，2013年壞賬核銷總量竟占到全國銀行業的28%，一個曾經最具活力的城市、金融生態環境最受追捧的城市，風波驟起后壞賬處置額占到全國總數近三分之一，這個數字令許多人始料不及。大多數銀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溫州賺取的所有利潤，重回本世紀初銀行業整體技術性破產的尷尬境地，只有極少數堅守差異化經營和獨立審貸原則的銀行逃出生天。

溫州真實不良驚人

溫州近4年銀行業平均放貸余額7000億元左右，減去3000億個人貸款余額，相當于公司貸款的壞賬率高達50%，隨著后續更多金融案件的審結，受制連環擔保“處置一千、新增一萬”的放大效應，銀行業的傷亡統計更加不樂觀。只是目前公司壞賬損失的絕對數值被貸款總額稀釋，再進行4個年度的分攤之后，平滑縮小成幾個點的不良率。記者向很多上市銀行總部求證溫州銀監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準確真實，統統被堅決否認。

浙江主管金融的朱從玖副省長向記者確認了銀行業不良遠超預期的事實：“我記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幾十，個別股份制銀行的不良也很高，兩三成是有的。但銀行的名字請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銀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外界普遍預計規模龐大的民間金融折戟崩盤后，其損失金額應該會大大超過銀行業，但是近3年法院審結民間借貸糾紛標的金額只有銀行系統的四分之一，即500億左右。據浙江司法系統統計，銀行在破產企業的總負債額度中占30%比例，果真如此，民間金融才是溫州企業的真正保姆，危機過后民間金融的損失應該在6000億左右，何來500億就慢慢平息了？

曾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劉明康曾提示：“企業家寧可跳樓、跑路，也不愿申請破產保護，是因為沒法透露很多借貸資金的真實來源，說明官商勾結。”

某大行行長直指：“破產企業的負債畸高至8倍到10倍，怎么可能保證日常運營？一定是破產之前把很多資產轉移到國外，或者轉移到親戚的名下。”

金融危機蔓延 溫企公開逃廢債

溫州民間金融的市場容量究竟是被個人熱錢還是銀行資金喂大的，或是隱蔽在人民銀行能夠監測的貨幣體系之外，又成懸疑。大額借貸強制登記條例實施之后，浮上水面的和仍盤踞地下的民間資本的比例，直接影響業已發布數年的溫州指數或綜合民間利率的可信度及有效性。

溫州銀監局公布的數據顯示，金融風波最嚴重的年份，溫州居民個人存款的數量沒有下降，反而一直上升。有監管部門官員和司法系統庭長直指，溫州企業逃廢債從剛開始的個別偶然、迫不得已，到后來普遍自覺自愿，甚至出現頻繁聚首、小范圍公開探討如何逃廢債。比如將企業應收賬款轉到其它可信賴的個人名下，或者對外宣告嚴重資不抵債，讓親友用低價購買成為新企業主，資產轉移到海外后再合法回流等。企業流動資金繞道通過個人賬戶流轉，才能解釋溫州企業存款近三年持續下降而多項工業指標表現持續走好的矛盾現象。

溫州危機期間法院借貸糾紛起訴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左右，個人與個人，銀行與企業，銀行與個人多方激烈對質博弈的結果，是四萬多失信人的黑名單在今年初進入最高法院和央行征信系統，有償還力而拒不履約的典型老賴被媒體曝光、限制出行高消費。溫州對全國經濟總量的貢獻度只有0.68%，被甄別出的失信人總數超過全中國的5.59%。后者的數量級是前者的8倍之多。

民間借貸糾紛的案發高峰期比銀行業訴訟高峰期提前了一年多，銀行與民間借貸在法院的交集是爭搶抵押物的運行時間。

溫州的房價從2011年上半年一路走低，目前平均價格比最高峰期間攔腰斬斷，銀行業要出清積壓的大量住房、廠房抵押物，對溫州二手房市場是巨大壓力。

實體經濟受阻信用環境崩塌

隨著時間推移，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名字，將逐漸被溫州金融危機代替，后者是前者的深化蔓延，銀行業的潰爛背后是當地信用環境的崩塌，是眾多企業主為保護私有財富對誠信的出賣。信泰集團胡福林有效資產4個億，債權人申報總額42億，其個人16套房產記在胡恩圣名下，海鶴藥業等關聯公司賬面資產2.5億，但全部股東個人的民間債務超過15億，為溫州中院破產審理過程中界定企業債務增加了很大難度。

溫州危機的各項數據表明實體經濟即便經受了銀行抽貸的短期折磨、政府救助不力，其強勁的活力和自我修復能力十分強大，反而是吸收了實體排泄的全部毒素的銀行業，極易重演技術破產的悲劇。上世紀和本世紀初期是全體國民將銀行信用等同國家信用的高額儲蓄年代，大量的銀行壞賬始終沒有引致國有銀行的大規模擠提，但存款保險制度推出后的今天，商業銀行有限償付存款將推動風險意識、逐利意識快速強化，壞賬激增的銀行業如果經不起大額存戶和投資者的嚴苛審視，它的衰落可能是緩慢的過程，更大可能是瞬間的倒塌和擠兌風險傳染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