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

《公司治理和審計質量對銀行績效影響研究》一書為丁倩博士畢業論文，作者從審計質量的相關變量作為研究切入點，重點對審計質量與銀行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系統研究。該書于2015年4月20日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發行。下文系該書部分內容摘編，敬請閱讀。

文/丁倩

2.2.4 股權特征對銀行績效的影響研究

關于股權特征對銀行績效的影響研究也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內容。有關所有權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論和公眾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來解釋。當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時候就會存在委托代理問題，股權不同，公司業績也會存在著差異（Jonathan Nguyen， 2005）。根據現有文獻，本文將股權特征對銀行績效的影響研究成果分為兩類，一類是股權集中度對銀行績效的影響，另一類則是股權性質對銀行績效的影響。

（1）股權集中度 。

根據Claessens et al.（2000a）的研究，亞洲上市公司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被公司或者家族控制的大集團，這樣就產生了集中的股權制度。該種模式的公司治理創造了內部要素市場，在缺乏有效的外部市場的情況下，內部要素市場能夠通過降低交易費用來提高效率（Claessens et al.， 1999b）。具有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的公司，效率可能會更高，因為所有者會更好的監管管理者（Shleifer Vishny， 1986， 1997）。

不過，也有研究認為，集中的股權結構會帶來不利影響。實證研究發現，控股股東會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尤其是當投資者保護法規不健全或者不存在的情況下（Claessens et al.，1999c）。控股股東也可能向他們所控制的其他公司轉移利潤，大集團在一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使得這些公司獲得政府的優先權進而對資源進行非最優化的分配，這樣加重了經濟的無效率（Claessens et al.， 2000a）。通過金子塔結構、任命優選的經理人、交叉持股和偶爾使用具有更多投票權的股份促進了企業集團的集中股權制度（La Porta et al.， 1999）。家族成員通過使用金字塔結構來實行對許多公司的控制。根據道德風險的爭論，家族所有權能夠改進公司的效率，即由于家族將太多的財富集中在公司中以至于允許經理人類似費用偏好行為和項目風險選擇的代理行為（ Akella Greenbaum， 1988；Peristiani Wizman， 1997）。同廣泛持有的所有權結構相比，家族持有的公司長期規劃性更強，對短期市場具有更大的確定性。家族所有權會化解與公司管理相關的困境（Morck Yeung， 2004）。

金字塔股權結構會比廣泛持股的公司產生更嚴重的代理問題。因為當一個家族或者一個大集團控制超過50%的投票權的時候，將可能產生代理壕溝問題，大股東就會侵害外部股權的權利（Morck Yeung， 2004）。金字塔結構使得大股東在不必重新注入任何資本的情況下能夠擴大在集團股權結構中的影響力。金字塔結構的特點是容易產生隧道效應，即控股股東將歸屬公眾股東的現金流財富轉移出去或者轉移到控股股東能夠控制的公司中（Johnson et al.， 2000）。當控股股東通過轉移資源來滿足政治偏好的時候，有代理問題產生的壕溝和隧道效應將會更加復雜，也就是說，別人的金錢僅被用于確保控股股東的利益（Morck et al.， 2000；Morck Yeung， 2003）。在更加不透明的經濟體制中，低效率的家族所有、公司所有、財團所有的公司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不是因為良好的業績，而是因為代理問題的存在。

Romulo et al.（2010）的研究發現股權結構與銀行績效存在著三次方的關系。該項研究支持如下研究假設，即在股權集中度很低的情況下監管有效，在股權適當集中的情況下會出現管理層壕溝現象或者損失，而在股權高度集中地情況下會出現高昂的壕溝成本（high costs of expropriation）。研究還發現，當法律對股東保護較弱的情況下，股權集中度在股權結構很低的公司中對增加銀行績效很重要，資本市場的嚴格監管也會起到改善銀行績效的作用。

國內學者李維安和曹廷求（2004）的研究發現，集中型的股權結構對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績效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而李成和秦旭（2008）卻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銀行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績效具有顯著相關性：股權集中度高，激勵機制、監督機制越不到位，而銀行的績效就越差。高正平和李儀簡（2010）則認為一股獨大對于我國銀行績效來說不利，而當主要股東之間的存在制衡關系時才會對銀行績效起到顯著的正向作用。祝繼高等（2012）則發現，股權結構是影響我國城市商業銀行信貸行為和經營業績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東的控股能力越強，銀行的經營績效越差，銀行的大股東同樣存在的“掏空”動機，第一大股東股權性質為地方政府的銀行不良貸款率更高。同樣，楊德勇和曹永霞（2007）得到類似結論，發現第一股東的持股比例與銀行績效顯著負相關，前五大股東及前十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與銀行績效均顯著正相關，流通股比例與上市銀行績效負相關。

通過以上文獻分析，可以得出學者們廣泛認可的是股權結構確實是影響銀行績效的因素之一，但是這種影響作用的路徑和結果會在不同國度的研究中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例如，一些研究認為集中的股權結構對銀行績效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尤其是當投資者保護環境較差的時候，過度的股權集甚至形成控股股東的時候會對銀行績效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不過，也有研究認為股權集中在家族成員中會對銀行的長期健康發展和績效起到積極的作用。所以，本文認為，在充分考慮到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內外部治理環境的前提下，還有必要繼續進行股權結構對銀行績效影響的實證檢驗，豐富本領域的研究成果。

（2）股權性質。

按照銀行的股權性質，可以將銀行股權劃分為國有股、法人股、公眾股和外資股。相對應的，上市銀行可以分為國有控股銀行、法人控股銀行、公眾控股銀行和外資銀行，或者籠統的分為國有銀行、私營銀行和外資銀行。現有的關于股權性質對銀行績效的影響成果較為豐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銀行所有權比較方面的文獻數目是非常多的，但是提出的結論卻不盡相同。大部分研究表明這些國家的國有銀行在銀行資源配置中的效率是最低的，外資銀行與私營銀行相比在效率方面也是有顯著差異的。例如，Berger et al.（2004）使用了28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來表明外資銀行是利潤效率最高的，隨后是私營銀行，國有銀行效率最低。兩個使用印度及土耳其銀行業數據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結論（Bhattacharya et al.， 1997；Isik Hassan， 2002）。然后，兩個近期的基于巴基斯坦銀行數據的研究（Patti Hardy， 2005；Burki Niazi，2009）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通過使用參數化方法，Patti Hardy（2005）證明了外資銀行的利潤率最高，隨后是私營銀行和國有銀行，但是這些銀行的平均成本是相近的。相比之下，Burki Niazi（2009）使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分析了自1991年至2000年的數據來證明外資銀行比私營銀行和國有銀行的收益率高很多，但是“外資銀行在金融改革的整合階段結束后效率會消失”。

Havrylchyk（2006）對印度尼西亞銀行的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銀行會影響銀行的績效。在印度尼西亞，銀行的類型可以被分為國有銀行、私營銀行、地方銀行和合資銀行。研究發現，國有銀行的業績要比外資銀行更有效（Chang et al.， 1998；De Young Nolle， 1996；Micco et al.， 2007）。Bhattacharrya et al.（1997）也支持上述觀點，認為國有銀行的績效要比外資和私營銀行更好。可能存在的原因一是外資銀行缺乏對東道國本土市場和本土顧客的了解，因此外資銀行的績效受到了阻礙（De Young Nolle， 1996）；二是國有銀行有政府作為大股東，在銀行穩定性和存款安全性方面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因此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吸引到更多的存款（Altunbas et al.， 2001）。根據上述文獻，可以認為國有銀行要比私營銀行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支持，公眾面對的風險也會更低，這些條件使得國有銀行要比私營銀行在管理運營方面獲得了更高的效率，因此，國有銀行要比其他類型銀行的績效更好一些。同樣，地區銀行也會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地方銀行的風險也會比私營銀行的風險低。Cynthia Haidir（2011）對印度尼西亞銀行的研究表明，地區銀行的績效要比私營銀行績效好。

許多學者將國有銀行績效與私有銀行績效進行對比。Megginson（2010）認為，國家所有權可能會導致銀行無效率。銀行的國家所有權會帶來復合代理問題：一是政府同時充當銀行所有者和監管者兩種角色，二是一些銀行由于規模太大或者由于太重要而不能失敗，這樣就帶來銀行經營的低效率。私人所有權則不同，私人所有權會降低代理問題，進而提高效率，因為股東會盡到有效的勤勉和監管管理者業績的義務。根據這樣的研究成果，多位學者提議國有商業銀行應該私有化。而銀行私有化的宗旨是通過規制管理者的行為，尤其是在風險方面進而限制代理問題從而產生資本市場的效率。有效的資本市場能夠產生使管理者行為與股東價值最大化相一致的激勵機制。在增強效率方面市場規制產生的潛在利益可以通過私人所有者行為得到緩解。

20世紀90年代末，許多發展中國家引入了銀行治理改革，為研究銀行所有制結構及其績效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實驗環境。這些國家的外資銀行及私營銀行已經在近些年被逐漸允許自由競爭（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2002）。同時，這些國家也已經啟動國有銀行的私有化政策及重組，開展并購。大量的文獻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有銀行比外資銀行和私營銀行的效率低（Hauber Peiris， 2007；La Porta et al.， 2002；Patti Hardy， 2005）。這些研究成果幫助解釋了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將國有銀行私有化的行為。對于國有銀行比外資銀行和私營銀行的效率低這一論點的論據支持，許多論文進行了總結：首先，國有銀行經理的低環境壓力和激勵問題（Altunbas et al.， 2001），其次，國有銀行增加貸款給政治動機的公司（Faccio， 2006；Khwaja Mian， 2005；La Porta et al.， 2002；Sapienza， 2004），再次，與競爭有關的問題（Shirley Walsh， 2000）。

現有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對于銀行績效影響的文獻也沒能提供一個清晰的畫面。這些研究通常總結出私有化之后一些績效指標得到提高而其他方面則未表現出明顯變化（Boubakri et al.， 2005；Clarke et al.， 2005；Williams Nguyen， 2005）。多數關于政府所有權研究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得到的結論基本都是不令人滿意的效果。國有銀行相對來說效率低下，不良貸款高，國有銀行的大量市場份額會減少信貸的可獲得性，會降低金融體系的發展和經濟增長（La Porta et al.， 2002；Barth et al.， 2004；Beck et al.， 2004；Berger et al.， 2004）。關于阿根廷銀行政府所有權研究也得到了負面的影響效應結論（Clarke Cull， 2002；Del?no， 2003）。針對發達國家銀行私有化動態效果研究表明，私有化對盈利能力、收入和資本的充分性都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Verbrugge et al.， 2000），針對澳大利亞銀行的研究表明，銀行私有化之后也會使效率得到改進（Otchere Chan， 2003）。同樣，一項針對葡萄牙銀行的研究也表明銀行的私有化會提升效率（Barros， 2003），意大利銀行的私有化也會帶來成本的降低，利潤的提升（Farabullini Hester， 2003）。

大量文獻對發展中國家銀行私有化開展了研究。例如，Bonin et al.（2005a，b）使用東歐轉軌國家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開展了跨國分析。Williams Nguyen（2005）開展了東亞金融危機國家研究。在許多轉軌國家中，很多私有化銀行的控制權由政府所有轉移到了外資所有，類似開展國別研究的還有巴西（Beck et al.， 2005a；Nakane Weintraub， 2005），墨西哥（Haber， 2005），尼日利亞（Beck et al.， 2005b），巴基斯坦（Patti Hardy， 2005），基本結論都是至少一項銀行績效指標會隨著私有化得到改善，但也有一些指標沒有顯示出變化。其中，Patti Hardy（2005）發現巴基斯坦的私營銀行的利潤率在開始私有化時就逐漸提高，但是增益是不持久的。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私有化之后銀行在降低不良貸款方面表明出很強的謹慎性（Beck et al.， 2005b；Haber， 2005）。Del?no（2003）還發現，阿根廷的銀行會隨著私有化提高績效。

發展中國家私有化對于銀行業績效影響的調查正在日益擴大。即使一些研究（如Boubakri et al.， 2005；Boubakri et al.， 2009；Clarke et al.，2005；Lin Zhang， 2009）已經研究了這些國家銀行私營化后的績效指標，結果仍有爭議。舉例說明，Boubakri et al.（2005）， Fries Taci（2005）， Clarke et al.（2005）， Beck et al.，（2005）和 Bonin et al.（2005）提出了可信的證據來支持私有化提高績效和競爭力這一論點，而其他研究（如Berger et al.， 2005；Patti Hardy，2005）發現私有化后利潤導向的績效指標通常會提高，但成本導向的績效指標提高的較少。

Abid Shabbir（2010）采用了Berger et al.（2005）提出的經驗框架，以巴基斯坦銀行作為研究對象，將適用于研究的各種類型的銀行治理變量都包括在同一個模型中，（如靜態治理變量、選擇變量、銀行治理變革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研究了巴基斯坦銀行治理改革對于銀行績效的影響。研究中他們考慮的治理變量為（1）國有、私營和外資銀行（無治理變革）；（2）國有銀行的私有化；（3）國有銀行的重組；（4）私營和外資銀行的并購。Abid A. Burki Shabbir Ahmad（2010）的研究創新之處在于：首先，之前的兩個研究（Patti Hardy， 2005；Burki Niazi， 2009），只驗證了金融改革造成的國內銀行相對外資銀行的靜態效率影響。在該研究中，外資銀行相對國內銀行的靜態效應也涵蓋巴基斯坦銀行治理的選擇、短期和長期效應。通過這種方法，實證分析通過在一個相同模型中包含所有銀行治理改革變量來幫助控制成本結構中的銀行間異構性，這是其他關于巴基斯坦數據的研究中沒有嘗試過的。其次，該文是第一篇研究巴基斯坦政府重組和并購對于銀行績效影響的文章。第三，樣本中包含了研究期間巴基斯坦全部銀行，相比先前研究使用了更新的數據。Abid A. Burki Shabbir Ahmad（2010）發現，私營銀行（無治理變革）的成本效率最高，隨后依次為外資銀行、國有銀行。與一些其他研究報告中的證據一致，私有化和重組銀行易于在私有化和重組后的幾年里遭受效率損失，但一旦調整和適應新環境后就能提高績效。選擇并購的銀行通常規模較小或績效較差，但是在接下來的治理變革中這些銀行易于提高他們的技術效率。很多學者通過實證論文也發現了并購對于績效的影響（Berger et al.， 2005；Crespi et al.， 2004；Cuesta Orea， 2002；Kapopoulos Siokis， 2005；Rezitis， 2008；Williams Nguyen， 2005）。但這些結論很難得出一個并購對效率影響效果的結論。

一般認為，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增加競爭，促進效率的提升，也會帶來國際最佳實踐和高端技術。盡管實證研究并未得到證實（Berger et al.， 2000），可是外資銀行在發展中國家可能會比本土銀行效率更高（Claessens et al.， 2001）。然而，關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外資銀行與私營銀行相對效率的實證研究結論差異較大（Berger et al.， 2004；Bonin et al.， 2005；Burki Niazi， 2009；Figueira et al.， 2009；Hauner Peiris， 2007；Isik Hassan， 2002；Lensink， Meesters Naaborg， 2008；Patti Hardy， 2005；Yildrim Philippators， 2007）。例如，使用轉型國家的數據，Bonin et al.（2005）發現外資銀行比私營和國有銀行更有效率，但另一個關于轉型國家的研究（Yildrim Philippators， 2007）得出結論說外資銀行比私營和國有銀行的利潤率低，但成本更高。相似地，Nikiel Opiela（2002）發現外資銀行比私營銀行的利潤率低。Berger et al.（2005）和Delfino（2003）基于阿根廷銀行數據發現了外資及私營銀行有著同等效率，但是都比國有銀行效率高。外資銀行可能更容易接近資本市場，具有分散風險的能力和為國際客戶提供一些不易被本土銀行提供的服務。在發展中國家，來自發達國家的外資銀行具有更先進的技術，尤其是收集和獲取大量信息技術。然而，外資銀行也具有一些弊端，如地理位置造成的管理問題，與經濟、監管環境的適應問題，本土“軟”信息的獲取問題等（Berger et al.， 2003；Buch，2003）。

發達國家外資銀行的績效研究得出其弊大于利。除了美國，外資銀行與本土銀行相比其效率更加低下（DeYoung Nolle， 1996；Berger et al.， 2000），然而也有少數研究發現外資銀行的效率與本土銀行效率相當（Vander Vennet， 1996）。

在一系列相關研究中，一些研究把銀行治理改革放到一個模型中分析其對于績效的影響。由Berger et al.（2004）開發，這個方法由Berger et al.（2005）和 Williams Nguyen（2005）通過一個案例研究和跨國家數據進行舉例。例如，Berger et al.（2005）使用1990年阿根廷的數據研究公司治理對銀行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公司治理改革對于國有銀行的影響是最明顯的。他們發現國有銀行在私有化之后績效有了顯著提高，他們沒發現并購后銀行有相似的提高。Williams Nguyen（2005）通過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例子研究銀行治理改革對于銀行績效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贊成銀行私有化，但是與Berger et al.（2005）的結果一樣，他們沒發現外資并購的決定性影響證據。隨后Berger et al.（2005）和Lin Zhang（2009）也使用了這個方法并且“對于國內私營、外資及國有銀行的靜態的、選擇和多樣性影響做一個聯合分析”，目的是驗證中國的銀行所有制改革對于績效的影響。他們證實了“國有化與銀行績效呈負相關關系”以及銀行進行“外資收購或公開上市”會表現出更好的績效，但是他們沒有發現支持“短期或長期績效變化在這些銀行中也會發生”這一論點的論據。

Jonathan Williams Nghia Nguyenwe（2005）對銀行治理與銀行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調查。Berger et al.（2005）將影響銀行績效的銀行治理因素的變化總結為靜態效應、選擇效應和動態效應。靜態治理效應變量有政府所有權、外資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用啞變量來衡量；選擇治理效應變量有銀行倒閉、外資收購、銀行私有化、本土并購和銀行重組；動態選擇變量則是從外資收購、私有化、本土并購和重組的短期和長期效應來體現的。動態選擇指標對銀行重組和解除管制舉措的效率會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

一些學者開展了所有權結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研究，然而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結論。McConnell Servaes（1990）發現內部人持股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著顯著地曲線關系。而Loderer Martin（1997）卻沒有發現內部人持股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任何關系。Nor et al.（1999）還發現內部人持股與公司績效之間是非線性關系。現有關于中國銀行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股權結構對銀行績效的影響方面。Garciacute;a-Herrero et al.（2009）使用1997年至2004年期間87家中國銀行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發現股權分散的銀行所有權結構會增加銀行的盈利能力。Fu Heffernan（2009）對198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銀行系統的市場結構與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調查，發現聯合股權（joint-stock banks）的銀行要比國有銀行的效率和盈利能力都好。Jia（2009）根據對中國14家銀行研究結果，認為1985年至2004年期間國有商業銀行發放的貸款風險相對較高，但是卻越來越謹慎。Lin Zhang（2009）依據1997年至2004年中國銀行的面板數據研究斷定，國有商業銀行（除了政策性銀行之外）在盈利能力、效率和資產質量指標方面的表現是最差的。

國內學者高正平和李儀簡（2010）認為，國家股權在總體上對銀行績效的影響是正的；同時，國家股權與銀行績效又呈現一種左低右高的非對稱U型曲線關系。隨著海外投資者在我國銀行投資的合法化，譚興民等（201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境外戰略投資者和實際控制人性質對銀行績效起到顯著的積極影響作用。而伍志文和沈中華（2010）的研究認為并不是所有的外資股權進入都對國內銀行有利，只有來自于高收入國家的外資股權進入才是有利的。

通過以上國內外文獻分析，由于各國銀行股權結構的產生都具有歷史的淵源和特點環境的產物，所以銀行性質在各國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研究成果之間也存在著諸多的不同。本文認為從現有多元化的研究結論來看，股權結構對銀行績效的影響作用研究具有雖然具有共性，但是更多的還是獨特性，海外的研究成果縱然豐富，但是對于我國銀行實踐來說不能完全照搬照抄。隨著中國的金融環境逐步完善，不同的股權性質對銀行績效的影響作用將會更加明顯，同時這樣影響作用也值得在理論上進一步分析和檢驗，從而為實踐提供支撐。（完）

（本文節選自丁倩所著的《公司治理和審計質量對銀行績效影響研究》，該書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發行）

本篇編輯：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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