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招商銀行交易銀行部總經理 左創宏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無疑是金融行業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作為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因子，金融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加速推動了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在互聯網相對公平、勻質的環境下，長期穩定的金融行業資源分配體系逐步被打破，專業分工不斷細化，面向不同服務對象、服務環節和服務模式的縱向及橫向創新型互聯網泛金融服務機構層出不窮，外部競爭者通過細分領域進入金融行業的阻礙被大幅削弱。身處這一變革浪潮之中，面對紛雜變幻的景象，的確令人眼花繚亂，我們有必要回歸金融最基本的邏輯，研究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中介未來可能的演變方向，探索互聯網金融背景下商業銀行的定位及發展路徑，以尋求在不斷變革的社會經濟環境下新生產函數的最優解。

　　一、互聯網沖擊下金融中介的演變邏輯

　　伴隨互聯網金融如火如荼的發展，圍繞互聯網和銀行業的關系，以及銀行業未來的演變趨勢出現了多種判斷，蚍蜉撼樹論、共生融合論、徹底顛覆論等不一而足。對這一問題，筆者的觀點是：互聯網對金融行業的深度滲透并不必然意味著“脫媒”，而更可能是推進 “商業銀行模式”的強中介轉變為“交易所模式”的弱中介。

　　首先，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金融脫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的真正含義。筆者認為，目前業內對金融脫媒的探討有泛化之嫌，在忽略前提假設的情境下，所謂“脫媒”更像是一個偽命題。從理論角度看，基于比較優勢理論（Comparative Advantage），金融中介將長期存在。現代經濟學的兩個最基本的假設：一是理性人假設，二是資源稀缺性和人類欲望無窮性。只要資源是稀缺的，比較優勢就不會消失。打一個極端的比方，假定整個社會的信息不對稱得到最大程度的消解，或者索性假設整個社會系統中信息是完全充分的，但由于機會成本和比較優勢的存在，金融中介依然有其存在的現實價值。從實踐角度看，以債券市場為例，由于沒有實現充分的市場化，近年來被寄予厚望的短期融資券、中期債券、政府債、公司債等債項融資工具都沒有成為真正意義的直接融資，而僅僅是銀行信貸轉化與變形后的替代形式。

　　在金融中介長期存在的前提下，我們更關注其未來在社會分工中的呈現形式。追根溯源，金融的本質即資金融通，是資金在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轉移行為，現代金融業如今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復雜、專業的行業，但當我們剝開其千姿百態的表象抽象研究其核心邏輯與商業本質時，金融行業的中介本質之上支撐的是兩種類型的商業模式：強中介的商業銀行模式和弱中介的交易所模式。

　　先來看強中介的商業銀行模式。回溯銀行業的起源，銀行的出現可以從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摩擦成本（Friction Cost）兩個角度解釋。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存貸雙方之間的交易承擔著非常大的信息溝通成本。作為專業機構，由于擁有專業的信息搜集、信息分析和風險識別的能力，同時借助規模經濟的效益，銀行能夠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理論上的降低摩擦，提高社會的效率，進而產生社會的凈收益。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銀行具有雙重特性，在規模發展到足夠大時，其一方面可以克服信息不對稱促成交易；另一方面，它又是直接參與交易的第三方，本位上有著強烈的動機利用信息不對稱去構筑行業的壁壘，進而實現社會的摩擦成本合理的轉化為銀行的收益，所以當銀行的收益日漸成為自由交易的巨大成本時，其商業模式的合理性就會被交易各方所質疑，特別在未充分市場化的條件下，銀行業龐大的利潤規模及令人羨慕的資本回報水平被廣泛詬病。

　　弱中介的交易所模式則與商業銀行模式有顯著差異。在交易所模式下，除交易所自身外，評級機構、擔保公司、會計師事務所、信息披露機構等多類型的獨立第三方機構介入其中，提供信息搜集、整理、評價、認定等多種專業化服務，各類型風險分散于多個中介主體，其突出優勢在于通過增加交易方違約成本有效降低風險與交易成本，進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將深刻的改變金融中介的形態，“商業銀行模式”將向“交易所模式”逐漸演化。這一轉變的核心在于互聯網摧毀了信息不對稱的高墻，金融中介將成為深度的社會分工協作機制的一部分，具體表現為：金融中介方將不直接參與交易，即交易由“三方交易”簡化為“兩方交易”，交易更具自主性；伴隨社會化分工的精細化，信息風險、資金風險、信用風險等各類風險逐步分散在不同類型的中介主體；專業化成為中介生存的基本合理性。

　　二、互聯網金融推動社會經濟構建全新的生產函數

　　在中國，互聯網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注定不是曇花一現，而是一場持久性的變革，其根源在于其背后的動力具有持續性。簡而言之，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和快速發展具有深刻的必然性：

　　首先，中國的金融體系長期處于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McKinnon）和愛德華?肖（Edward Shaw）所描述的“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之中，金融機構處于嚴格的牌照許可、行政管制和相對壟斷狀態，最關鍵、最主導性的市場價格信號——利率長期受到管控，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既無法全面滿足龐大的社會融資需求，也不能為存款人提供更高、更多樣性的利息收益。在社會宏觀資金運轉的層面，則出現了大量資金無處可去，同時多數實體企業缺乏資金的雙重窘境。同時，支付清算領域曾經一直是中央銀行統領下商業銀行完全壟斷的禁地，現如今在創新迭出、攻勢凌厲的第三方支付面前，商業銀行表現的老態龍鐘、措手不及。市場的有效性必將引導調動各類社會資源，尋找并利用任何由于管制而產生的套利空間，這是互聯網金融迅猛發展的基本邏輯。

　　其次，移動互聯網的不斷推陳出新并與金融產業融合，使得互聯網金融的深度和廣度持續強化。移動互聯網是人的社會化符號，其本質是鏈接一切，鏈接人、鏈接物、鏈接信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連接開始升級為人與人的連接（隨時隨地的社交網絡）、人與物的連接（條形碼、二維碼、及語義技術，指紋識別、藍牙技術等）、物與物的連接（物聯網、車聯網、智能硬件以及近場通訊技術（NFC））。在傳統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基本形態是網頁，以構建盡量多的內容為核心，互聯網企業主要從事網頁的分發、內容的分發，標志型的企業是谷歌和百度。移動互聯網則是“以人為本”，人成為了互聯網的基本單元或節點，無論是Facebook還是騰訊，新的標桿企業所從事的都是用戶的分發，分發的對象是人，而不再是內容。IDC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智能手機用戶超過5億，智能終端已成為重要的互聯網入口。可以說，以云計算、移動互聯、社交網絡、智能終端為代表的各類新型技術的爆炸式發展為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再次，實體經濟已經積累海量的數據，建立了新型的金融工具應用場景。IBM的研究稱，整個人類文明所獲得的全部數據中，有90%是過去兩年內產生的。而到了2020年，全世界所產生的數據規模將達到今天的44倍。以電子商務、眾籌、眾包等新的業態為代表的互聯網經濟現象與互聯網金融有天然的緊密聯系，既為互聯網金融提供了應用場景，也為互聯網金融打下數據基礎和客戶基礎，體現了實體經濟與傳統金融在互聯網上的會師和融合。

　　真正的大變革，在最初階段看上去往往像是自然而然的演化。互聯網金融所帶來的社會要素再分配正在潛移默化的改變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可以說，互聯網金融正推動社會經濟構建出全新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在經濟學理論中，經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Function）認為，資本和勞動力是最為重要的兩種生產要素，技術進步僅作為外生變量存在。盡管后人為了彌補這一不足，引入了時間趨勢因子，在理論上對技術進步的重要意義給予了重視，但直到互聯網出現，人們才真切意識到社會生產要素最優組合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互聯網經濟中，信息的生產和分配成本幾乎為零，各行業的信息不對稱壁壘正在迅速消除，創新與知識已成為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

　　目前，全球有近20億人在網絡上以光速彼此相聯，一向處于信息分散、分散孤立地位的消費者逐漸變得見多識廣、積極主動，其信息能力的提升速度遠高于企業，這讓原本以企業為中心的產銷格局，轉變為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全新格局，“消費決定生產”這一新法則出現，商業生態系統的競爭進入信息流量“入口為王”的互聯網時代。

　　面對全新的社會生產函數，商業銀行如何尋求最優解？換言之，商業銀行應如何面對滾滾而來的互聯網金融浪潮？互聯網對傳統銀行業態的改變，從本質上講，就是金融的充分信息化，銀行通過信息不對稱獲取利潤將變得越來越困難。此時，銀行經營信息的模式必須予以變革，不應逆勢創造信息壁壘，而應順勢提升信息經營服務能力，借助互聯網突破行業發展的天花板。

　　三、認清同互聯網的差異是銀行選擇發展路徑的前提

　　目前業內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是銀行業應該充分運用互聯網的思考方式去重新理解金融。筆者認為，取長補短固然是一種可行的思路，但我們應該清醒的看到商業銀行同互聯網行業存在多方面的巨大差異。

　　從經濟學理論角度分析，互聯網金融具備以下三個特征：首先，從發展模式上，互聯網金融符合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新理論（Technical Innovation Theory），即內生的研發和創新是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其次，互聯網金融通過對資源的重新配置，降低客戶的準入門檻，更高效地為實體經濟（如制造業、服務業，等等）提供資金供給，整體上追求著各參與方主體的全勝和共贏，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推動了經濟系統的經濟學家維弗雷德?帕累托改進（Vilfredo Pareto Optimality）；

　　再次，互聯網金融崇尚“大道至簡”，能夠大幅降低交易參與方的交易成本，符合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 H.Coase）的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s）。在互聯網金融模式下，交易雙方的信息收集、信用等級評價、雙邊簽約及貸后管理等各類成本均有效降低。而商業銀行在理論上更多的是遵循傳統的廠商理論和邊際理論，其追求的是信息不對稱下的規模經濟。具體而言，傳統意義上銀行的風險管理是依靠押品，線下收集客戶信息來判斷其還款能力與意愿，和線下跟蹤借款人的貸后財務信息。一般來說，線下收集信息不可輕易復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線下收集信息的邊際成本會遞減，平均成本也會隨著數量的增加而降低。按照這樣的風險管理方式，規模經濟比較適合銀行的生存之道。

　　在管理實踐層面，銀行和互聯網企業的內部文化同樣存在巨大反差。互聯網企業的文化氛圍更符合“開放、平等、協作、分享”的互聯網精神，鼓勵的是自下而上的創新文化，大量的創新來源于基層，創新并承擔風險是互聯網企業的基因和本能。相比而言，商業銀行倡導的是自上而下的執行文化，強調嚴謹規范，風險規避傾向較強。行政色彩濃厚，級別層次明確，加上集權與授權，評價與控制等制度安排，“單位銀行”與“部門銀行”是現行中國銀行業共同的體制特征；而互聯網企業發軔于民間，草根文化和創業激情形成了內部協作共贏，團結共進的利益共同體。

　　整體而言，由于存在諸多的天然差異，商業銀行發展互聯網金融必然對原有的利益格局、業務模式、價值衡量體系帶來全面的沖擊。盲目用所謂“互聯網思維”改造銀行并不可取，銀行要擁抱互聯網，揚長避短的選擇符合自身基因與文化的發展路徑應是首要命題。

　　四、商業銀行在互聯網金融浪潮中的定位及發展路徑

　　目前的銀行正經歷著深刻的業態演變，具體表現為傳統的商業銀行向新型商業銀行轉變，融資中介向交易渠道轉變。在金融業，梳理近幾年的行業熱門詞匯，2011年是銀行理財秒殺，2012年是影子銀行、泛資產管理，2013年，互聯網金融元年，花開三朵，根在一處，即在多年M2的高速膨脹之后，龐大的民間資金（既包括企業也包括個人）需要找到出路。

　　從本質上看，在業態演變的過程中，商業銀行“存、貸、匯”本質并未改變，但外延與參與方發生了變化。“存”目前已涉及到理財產品、資產管理業務，即理論上的廣義儲蓄。“貸”更多的是以信用業務為支撐的各種各樣的表現為融資授信、表外擔保承諾等銀行資產業務及或有資產業務。“匯”已不再是簡單的賬戶對賬戶的資金轉移或匯轉以及結算與清算，已經演變為交易過程、交易品種，交易流程之間的過程響應和環節映射。盡管出現了以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等新的業務參與方，銀行支付結算的基本功能依然將長期存在并不斷發展。綜上所述，在新的生產函數下的經濟職能分工中，銀行的定位應是更多的扮演交易渠道這一角色。

　　銀行如何才能借助互聯網更好的扮演好“交易渠道”？追本溯源，需要抓住三個關鍵點：支付、應用場景、交易流量。

　　首先，支付是互聯網金融的基礎，互聯網企業跨界進入金融服務行業的起點往往都是支付。支付是人類最古老的經濟活動，人類社會只要有分工、有交換，就必然有支付。實際上，社會生產力的每一次飛躍，生產方式的每一次變遷，技術形態的每一次嬗變，產業格局的每一次演進，都會首先在支付這個最底層的經濟活動中體現出來。伴隨各類新興技術的深度應用，傳統的支付業務呈現新的發展趨勢，呈現出“三個分離”的特點：即交易行為和支付行為分離、支付行為和支付方式的分離、支付行為和支付工具的分離。在新的趨勢下，商業銀行支付服務的提供方式必須要由被動、靜態、現場、具象的服務轉變為主動、動態、遠程、抽象的服務。

　　其次，應用場景是將支付數據資產化的關鍵。客觀而言，目前在應用場景方面，銀行并不具備優勢。銀行為客戶提供的支付服務為“無因支付”，即無法識別客戶支付行為背后的商務特征，難以界定數據之間的相關性，更無從判斷因果關系，深度挖掘使用難度大。反觀行業外的競爭對手，大量第三方機構順應清算業務商品化的趨勢，迅速推動面向賬戶和資金的“無因”支付業務逐漸轉向面向商業交易的“有因”支付，建立先發優勢。諸如快捷支付、擔保支付等新興支付模式已成來勢兇猛的大潮，對傳統的支付結算領域瘋狂的攻城略地。

　　再次，交易流量是構成大數據的必要條件。中國的支付體系已去中心化，即逐步脫離銀行體系主導的結算路徑與結算規則，并呈現碎片化、長尾化趨勢，這一系列變化使銀行對交易流量失去壟斷優勢。由中國人民銀行建設運營清算系統、各家商業銀行對接參與的傳統清算體系已實質上失去壟斷地位。在移動支付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各類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到線下）商業模式的閉環一旦構成，所有傳統行業均有可能同互聯網碰撞出全新的高價值市場，這里蘊藏著極為龐大的交易流量。從目前的情況看，各類第三方支付公司已搶占先機，以支付定制化的策略進行的產品服務設計，更有效率的滿足了多場景的支付需求，最大限度的獲得交易流量優勢。可以說，以支付寶、財付通、匯付天下、通聯支付等領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正在肩負起同時面向機構、面向客戶、面向應用的前端商業化清算服務提供者角色。

　　制定和實施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戰略，商業銀行需要緊緊依托三大戰略支點，即平臺戰略、金融服務、大數據。

　　第一、以平臺戰略為支撐。在互聯網金融的業態競爭中，平臺的競爭是核心。與傳統的垂直價值鏈不同，“雙邊平臺”的核心價值在于其外部性，即跨邊網絡外部性或同邊網絡外部性，交易各方的效用隨著平臺的擴展而提升。具體而言，“雙邊平臺”降低了交易雙方因時間不一致、空間不一致、偏好不一致產生的交易成本，包括支持資金流、信息流的多項瞬時匹配，降低交易各方的相互搜尋和匹配成本；通過提供信用功能支持即期交易和遠期交易，降低交易各方達成合約成本等。目前，以快消、社交、搜索、游戲等行業中現有的成功互聯網商業樣本為參考，互聯網金融當前發展階段尚未出現主要的平臺性整合者，因而發揮商業銀行資源優勢，主動構建平臺生態將是商業銀行掌握競爭先機的歷史性機遇。通過平臺生態的構建，商業銀行可從傳統金融服務的主要提供者進化成平臺和網絡生態的支持者、運營者，通過互聯網平臺和工具聚攏用戶，使每一個用戶都成為產品和服務所面向的中心，從而幾何級的提升全社會的效率。

　　第二、以金融服務為核心。在互聯網金融模式下，新技術的引入以及新商業模式的不斷創新，使得金融與互聯網企業之間、金融各個子行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突出表現為互聯網企業紛紛“淘金”（指跨界開展金融業務），金融機構接連“觸電（指跨界開展電商業務）”。在這種錯位競爭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清晰的看到，商業銀行的比較競爭優勢仍然在于其能夠為客戶提供一攬子多種金融產品綜合服務的能力，以及平衡風險和收益的專業能力。因此，金融服務始終應是商業銀行發展互聯網金融的核心，即以放大用戶能力和幫助用戶更好實現交易為目的，即時提供結算、融資、投資、商機等各類泛金融服務，探索在互聯網環境下適應企業經營管理全方位需求的流程設計、商業規劃以及模式創新。

　　第三、以大數據為經營客戶手段。大數據（Big Data）的實質為非結構化和半結構化數據，不同于傳統意義的關系型數據庫，其應用原則是兼顧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和因果性。隨著商業銀行的互聯網金融平臺不斷擴展，數據資源將成為平臺所擁有的最重要資產，其中不僅包括客戶端數據，而且涵蓋資金流數據；不僅擁有業務交易數據，而且擁有客戶行為數據，大量數據的獲取、存儲、加工、處理、分析、挖掘，并建立風險量化和風險定價模型，這一切將為持續開展批量獲客、經營客戶和迭代創新提供條件。

　　五、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回歸基本的金融理論，互聯網對金融行業的深度滲透的并不必然意味著“脫媒”，而更可能推進強中介的 “商業銀行模式”轉變為弱中介的“交易所模式”。同時，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的出現和蓬勃發展有著深刻的必然性，其帶來的社會要素再分配，推動著社會經濟構建全新的生產函數，潛移默化的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

　　整體而言，近兩年互聯網金融在國內已實現從潛滋暗長到迅猛爆發的質變，聲勢遠超歐美等發達市場。值得重視的是，在這一全新領域，中國市場呈現出了不同于歐美發達市場的競爭形態和內在規律，以支付創新為代表的諸多金融實踐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中國初步具備條件探索出不同于歐美市場的互聯網金融發展之路，這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以及提升中國金融業的服務品質都意義重大。

　　在目前的競爭形態上，互聯網金融領域的競爭更多體現為不同機構、不同業態、不同商業模式的直接對抗。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對抗背后的邏輯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互聯網和金融正逐步走向融合，推動這一融合的既包括新興的互聯網企業，也包括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可以斷定的是，市場的力量終將引導出的全新的行業規則，并將重構互聯網金融的商業競爭格局。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盡管新的挑戰者剛剛漸露鋒芒，但依然有能力贏得這場戰役。雖然互聯網金融企業推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但其并未改變金融的本質，這些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完全可以被商業銀行所學習和利用。在中國，我們相信必將有一些優秀的商業銀行能夠正確理解互聯網經濟的全新邏輯并準確預判其發展趨勢及方向，清醒的評估自身的優勢和不足，揚長避短的選擇符合自身基因與文化特質的發展路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特別是幾家具有互聯網血統的民營銀行已經獲準籌備，相信隨著新的參與者的進入，中國商業銀行業的互聯網化進程將會更加確定和迅速，互聯網金融與傳統商業銀行的競爭才剛剛開始，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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