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在北京召開，北京藍天引發社會各界對霧霾等極端天氣的熱議。同時中國在全球的戰略布局更受關注，APEC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及互聯互通等議題凸顯了中國因素，尤其是伴隨美國TPP等邊緣中國的新型秩序談判的持續推進，中國如何破局成為金融危機以來的重要看點。本次APEC峰會籌備以來，諸多評論試圖借助“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編者注：亦可參看FT中文網專題討論 ）的角度理解中國的全球戰略動向，盡管相關觀點仍存爭議，但“馬歇爾計劃”的冠名已經足以向外界展示中國的宏圖偉業，也彰顯未來全球治理的中國身影。

　　然而，觀察現代社會全球經濟秩序變革歷史，缺乏諸如世界大戰等外生沖擊的情況下，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因必須破除既得利益而十分艱難、漫長。盡管美國在19世紀末期經濟總量就已經超過英國，但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么美國可能還難以在20世紀50年代取得全球秩序的主導權。當前中國經濟總量僅僅位居全球第二，科技、軍事等綜合國力仍然與強國有較大差距，在此情況下，大肆宣揚中國在全球戰略布局乃至話語權的爭奪可能有些操之過急，相關事項必須進行客觀審慎分析，更加理性地思考推進。

　　從現實來看，將中國海外投資為主導的國際經濟合作行為等同于“馬歇爾計劃”并不客觀。

　　海外投資是大國深化國際經濟合作的客觀訴求，也是一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中國當前擁有近4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迫切需要通過推動企業海外投資而實現保值增值，而中國急需推進的創新升級也亟待企業“走出去”以實現全球資源技術的配置優化。不管是美歐等傳統發達大國，還是韓國、日本等亞洲重要經濟體，迄今為止都經歷了較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過程，但這些國家中僅僅只有美國曾經以“馬歇爾計劃”為名開展對外合作，這顯示了“馬歇爾計劃”的特殊性而非普適性。

　　當然，有些評論人士從產能過剩問題的化解視角出發認為中國當前對外戰略與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更有相似之處。回顧歷史，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重要目標之一確實是幫助歐洲災后重建，由此拉動美國出口，以緩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產能過剩難題，但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還有另外兩重意圖，一是將歐洲納入美國對抗蘇聯的冷戰集團，二是輸出美元以解決“美元雙掛鉤貨幣體系”下“美元荒”的問題。

　　上述三重目標相比之下，解決“美元荒”以確立美元霸權的意圖更為突出。美國在1943年與英國爭奪戰后全球經濟秩序主導權，美國推出“懷特計劃”，而英國推出“凱恩斯計劃”，由于當時美國綜合實力顯著強于英國，而且英國在二戰中遭受重創亟待外部資金支持，結果是“懷特計劃”戰勝“凱恩斯計劃”，以此為基礎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中形成了布雷頓森林協定，確立了美國主導的戰后國際經濟秩序。

　　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中，最核心的就是確立“美元雙掛鉤體系”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成員國貨幣鉤住美元。然而，在該體系運作之前，英鎊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元并不占主導地位。實行“美元雙掛鉤體系”從制度上確立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各國貿易金融往來等國際經濟合作需要大量美元結算，但美國在戰后競爭力十分強勁，其對其他國家保持了長期的順差，不僅無法輸出美元反而大量回收美元，在此背景下，美元不足的問題十分突出，如果該問題無法解決，那么“美元雙掛鉤體系”就無法運轉，美元霸權地位也就難以確立。對此，美國實行“馬歇爾計劃”，主動輸出130億美元，占當時美國黃金儲備的58%左右，極大緩解了“美元荒”的問題。從而“馬歇爾計劃”為確立美元霸權功不可沒，而借此確立的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經濟秩序成為二戰以后美國在全球保持領導者地位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