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新中國成立65周年之際，作為金融工作者，說說金融強國的話題，算是寓愛國之心于本職工作或專業思考吧！

　　金融改變生活，金融可以富民強國，金融可以興邦。這方面的經典案例是荷蘭。八百年前，荷蘭是一片沒有人煙的土地，只有海潮出沒的濕地和湖泊。從12世紀到14世紀，才逐步形成了人類可以居住的土地，直到今天，荷蘭仍有三分之一的國土位于海平面以下，如果沒有一系列復雜的水利設施阻擋，荷蘭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每天將被潮汐淹沒兩次。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三百年前，也就是17世紀的時候，卻是全球的經濟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區。一個僅有150萬人口的荷蘭，將自己的勢力幾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被馬克思稱為當時的“海上第一強國”。而在荷蘭的崛起中，金融起了非常關鍵的助推作用。荷蘭人憑借著自己的商業直覺，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優勢。因為這片土地上擁有人數眾多、對財富充滿強烈渴望的商人階層。如果將他們的愛財之心轉化為一種力量，那么，荷蘭就擁有了比王權更為強大的武器。根據這個優勢，荷蘭人決定從精明的中間商變成遠洋航行的斗士，靠自己去開辟前往東方和美洲的航線。那么，遠洋航行需要的大量資金又從哪里來呢？1602年，在共和國大議長奧登巴恩維爾特的主導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就像他們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一樣，他們又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組織。通過向全社會融資的方式，東印度公司成功地將分散的財富變成了自己對外擴張的資本。

　　荷蘭人同時還創造了一種新的資本流轉體制。1609年，世界歷史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誕生。只要愿意，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們可以隨時在此將自己手中的股票變成現金。當大量的金銀貨幣以空前的速度循環流通時，荷蘭的經濟血脈開始變得擁堵起來。這一次，荷蘭人解決問題的探索直接進入了現代經濟的核心領域—建立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于1609年，大約比英國的銀行早一百年。它是一個城市銀行、財政銀行和兌換銀行。它吸收存款，發放貸款。所有一定數量的支付款都要經過銀行，因此，阿姆斯特丹銀行對于荷蘭的經濟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荷蘭人將銀行、證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責任公司有機地統一成一個相互貫通的金融和商業體系，由此帶來了爆炸式的財富增長。

　　金融業所經營的資源即金融資源。狹義上講，金融資源為在實體經濟中執行職能的貨幣與退出實體經濟的閑置貨幣；廣義而言為現金、存款、貸款、票據、債券、股票及理財等各類金融資產。相對于實體資源，金融資源屬于虛擬資源。現金貨幣，早已不是足值的黃金白銀，而僅是價值載體甚至僅僅是價值符號。其他金融資產，自身并沒有價值，而只是實體資產的“紙制復制品”。可為什么虛擬的金融資源卻如此重要呢？這是因為，其作為一般等價物，作為價值及權益載體或符號，誰持有它，就可以支配實體資源。“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萬能”等“貨幣拜物教”，雖不宜提倡，但它卻正是這種客觀存在于人們意識形態中的極端反映。因此，金融資源的配置對實體資源的配置具有決定性影響。

　　其一，作為一般等價物、價值載體或價值符號，金融資源或者說貨幣決定商品價值的實現。商品價值的實現，即商品轉化成貨幣，馬克思曾描述為“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占有者。其決定性影響不言而喻。

　　其二，作為交換手段，金融資源決定商品使用價值的轉移，決定實體資源的交易，決定商品流通，決定實體資源的流通。在馬克思經濟學術語中，“商品流通”即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正是在貨幣加入以后，突破時空局限的大規模商品交換才成為可能。因此，正是貨幣這種金融資源決定實體商品大規模流通運動，進而決定其配置。

　　其三，作為“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金融資源決定了企業啟動及持續運轉。馬克思在論述社會資本再生產時指出，貨幣資本“表現為發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商品生產，無論是社會地考察還是個別地考察，都要求貨幣形式的資本或貨幣資本為每一個企業提供“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由此推論，金融資源作為“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決定著企業啟動及持續運轉。

　　其四，作為企業家支配所需具體物質資料的杠桿，金融資源決定其創新夢想的實現。按照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金融提供給企業家的“所謂資本不外乎企業家把所需的具體的物質資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桿，是為達到新的目的而處理物質資料或給生產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由此推論，金融資源作為企業家支配所需具體物質資料的杠桿，決定其創新夢想的實現。

　　其五，作為跨時空價值交易的憑證，金融資源決定實體資源的跨時空配置。從某種意義講，金融的核心作用正在于跨時空價值交易，金融資源正是跨時空價值交易的憑證。存款、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其實都是跨時空價值交易的憑證，這些憑證又反轉過來決定實體資源的跨時空交易，從而決定實體資源的跨時空配置。而實體資源的跨時空配置，意義特別重大。馬克思說:“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鐵路的程度，那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辦成了。”就是說，跨時空資源配置，可以突破單個資本積累、積聚的時空局限，集中資源迅速辦成大事。除此之外，從經濟學原理講，還可以讓資源跨時空選擇最佳使用者和項目用途，從而趨于跨時空最優配置。

　　但金融強國的基本前提在于經濟體系及其運行的市場化與貨幣化。這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獲得了深刻的教訓與經驗。無可否認，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經濟體系及其運行是朝著去市場化、去貨幣化的方向蛻變的。到最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市場幾近消滅，貨幣僅作為計劃配置資源的計算單位，金融機構就剩人民銀行一家，那一家其實也不完整不獨立，而是與財政部合署辦公，充當財政的出納。當然也就沒有了金融的作用，更談不上金融強國。其結果是整個國民經濟由于缺乏起碼的利益驅動與信息交流而走進常態化“短缺經濟”的死胡同。

　　物極必反。正是那樣極端的狀態，才逼出了市場化、貨幣化取向的改革開放。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的市場化與貨幣化程度已今非昔比。僅銀行業金融機構已有4000多家，銀行業金融資產超160萬億元。學界常用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關比率（FIR）來衡量經濟貨幣化的程度，如年化M2與GDP之比，此項指標我國接近200%，遠高于美國的67%、歐元區的95%、日本的174%和英國的133%。盡管國內不少學者認為我國此項指標畸高或不正常，但據相關回歸分析，金融相關比率與人均GDP增長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其促進人均GDP增長的彈性系數約為3.08，同時人均GDP也顯著影響了金融相關比率的增長。金融相關比率與人均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其促進人均收入增長的彈性系數約為2.78，同時居民人均收入也顯著影響了金融相關比率的增長。這也印證了金融強國說。

　　金融強國的基本保障在于金融業自身穩健運行發展。17世紀中葉，小小的“郁金香泡沫”竟然導致當時的歐洲金融中心、東方貿易霸主、世界頭號帝國荷蘭的衰落，那是有案可稽的世界第一次金融危機。此后，幾乎每過10年到20年，金融危機就會卷土重來。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更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危機以來最為嚴重且沖擊范圍最為廣泛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真可謂“興也金融，衰也金融”。這方面，我國也有過深刻教訓。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美國《商業周刊》以及英國《經濟學家》等國外媒體，連篇累牘發表評論報道，稱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破產。為化解歷史風險，國家先后發行近2700億元特種國債、成立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1.4萬億元不良貸款、動用上千億美元外匯儲備充實資本金支持幾大國有銀行進行股改上市。如此這般救助，遑論金融強國！

　　好在我國銀行業在2008年之前實施并完成了上述一系列重大改革發展，因而與美歐銀行業遭受重創并至今仍深陷危機難以自拔形成鮮明對照，我國銀行業不僅幸免于危機，而且“風景這邊獨好”。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08%，大致同期俄羅斯、歐盟、美國、巴西、日本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分別為9.5%、6.8%、5.5%、3.8%、1.7%，可見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在全球處于最低水平；撥備覆蓋率263%，整體資本充足率達到12.4%。多項指標表明，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銀行業穩健運行發展狀況良好。

　　但“天有不測風云”，金融之天晴好時絕不可對不測風云掉以輕心。更何況，有些不測風云已初露端倪。我國銀行資產規模從2008年的62.4萬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151.4萬億元，其中信貸資產從32萬億元增加到71.9萬億元，5年翻了一倍還多。這與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去杠桿化信貸收縮形成鮮明對照。從銀行資產另一面即實體經濟負債或杠桿率看，人民銀行的測算結果是：2012年我國非金融類企業為106%，2013年進一步增至109.6%。這大大超出OECD國家90%的閾值，遠高于德國的49%、美國的72%、日本的99%。據中國社科院的數據顯示，國家債務余額總額在2012年末為111.6萬億元，杠桿率達到215%。今年6月24日，國家審計署發布了2013年度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7萬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9萬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6.65萬億元。審計結果同時顯示，2013年6月底至2014年3月底，9個省份本級為償還到期債務舉借新債579.31億元，但仍有8.21億元逾期未還。近年曝光的幾起金融風險事件，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覺了！

　　總之，金融強國，一要發展，二要穩健。就這么簡單，但知易行難，金融工作者仍須努力，與金融利益攸關者也須努力，各層級經濟金融決策者更須努力。

　　作者系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